‌智者说：深化改革应该向哪里发力

‌深化改革应该向哪里发力

　　智者说工作室 2024-06-14

　　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国民经济这条大船行稳致远，那么，进一步深化改革应该向哪里发力呢？

　　一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正平等，又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既要圆那些特殊贡献者的致富梦，又要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本是制度设计的题中自有之义。然而，这种看起来非常美好的初心与制度设计，却容易被一股暗流、一种反制的力量所扭曲。突出表现为：借强化集中统一领导之机，让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政治权力，在社会经济领域野蛮生长，兴风作浪。

　　第一，经济活动不是靠政策调节，而是靠行政权力去推动，必然需要大量的行政人员。从而导致官员数量过多，增加财政支出和百姓负担。

　　无论是在口号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直是加强领导而不是改善领导。我们研究的是如何管，却没有研究如何不管。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学，学的是如何管，却没有学如何不管。我们一直在讲“简政放权”，可是在机构改革职能划分中，作为政府机关没有哪一个部门愿意把手中的权力放弃。作为政府官员，都想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特殊情况下的“懒政”“不作为”无疑是一种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些现象中总结一下，那些没有做到的地方，是否可以不做；没管到的地方，是否可以不管。那些本应该经济实体本身或者非政府组织去做的事情，还一直由政府行政机关与“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包办着。

　　第二，政府掌控着所有的资源。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行政权力转。过多的干预，必然扭曲市场经济。

　　下级政府围绕着上级政府转，都希望得到政策、资金、项目等扶持。特殊的扶持可以保证某个地方优先发展起来，可为什么要在地域上区别对待呢？

　　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门掌控着各种各样的资源。企业争取到扶持，就占到了便宜。结果是，既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又容易导致腐败。争取扶持成了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中国，最值得炫耀的是有门路，关系硬。谁能攀上当官的，谁能搞到政府的工程项目，谁就能挣大钱。

　　作为“嫡长子”，国企得到了国家更多的扶持。除了极少数已经做大做强的私营企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只能靠攀附国企挣钱。谁能拿到国有企业的订单，谁就能挣大钱。说到底，从外部做企业的，到内部受贿官员与国企领导，都是在占国家的便宜。中央巡视组在对国有企业巡视中，发现了一种现象，由此概括出了一个新名词，叫做“靠企吃企”。那些叮在国有企业身上的“蚂蟥”们，通过贿赂国企关键岗位的掌权人，从国企身上吸血。本该盈利的国企，莫名其妙地亏损。而那些关系民生的国企再通过涨价等各种渠道，从普通消费者身上吸血。搞清楚了这种吸血模式，就明白国内的高油价、高通讯费、高电费、高水费等是怎么来的了。

　　国有银行同样属于国企。不知有多少国有银行积累了多少死账呆账。典型的如许家印，自有资产几千亿，却可以从银行贷出几万亿，资产转移后，“暴雷”破产，最终由银行买单。银行多年来积累了一批又一批的死账呆账，最终只能以发行货币与国债、地方债的形式填补，国家被“吸”空了，民众手里的货币被稀释了，一再贬值缩水。

　　国外资本通过寻找代理人的方式，内外勾结，也参与到了权力分肥的游戏之中。资本本身具有逐利性，外资同样如此。2006年国家将包括四大银行在内的几十家银行股份贱卖给外资公司，仅仅一年左右甚至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外资公司便获得了少则五六倍多则几十倍的投资回报。有的地方甚至干脆连整个银行都贱卖了，如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等等。以北京银行为例，2006年中国把北京银行控股权以17.8亿人民币卖给荷兰，而当年北京银行的利润就是20.6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北京银行卖的钱还不如银行当年的利润多。（参见《张宏良：银行资产外流损失数据》《张宏良2008年文章摘录——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危害》）中石油卖给美国人巴菲特1.16元，一级市场卖给中国人15.8元，二级市场一开盘48元，巴菲特一下子就赚了300多亿，号称世界股王。（参见《张宏良：本该高兴的事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第三。政治权力决定社会分配。难免出现贪腐。社会经济被一种权力系统牢牢控制。谁拥有权力，谁便拥有社会财富的绝对分配权。

　　那些权力的所有者，首先是决定自己有钱；其次是决定谁可以有钱，谁可以没钱；最后是决定谁可以拥有多少钱。谁有权力，谁就能挣到大钱。只要你身处一定的官位，动动嘴，说说话，钱就来了。那些拥有权力的人，遇有一定的时机，还会通过代理人，或者直接下场去捞钱。谁能攀上有权力的人，谁就能挣大钱。如果没有权力，无法与权贵结缘，或者因为偶然的原因（譬如原来的靠山倒了）游离出权力系统之外，那么，如果还想“挣快钱”，就难上加难了。

　　中国古有“打江山，坐江山”之说。绝对的权力被少数人把握，随时有被夺取的危险，所以，必须有绝对大的力量加以维持。因此，也必须把绝对多的经济资源用于供养过多的体制内部人。同时因为被供养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会随时提高自己的享乐水平。直接反映到经济领域，必须有绝对重的赋税才能实现这种供养。

　　对于高高在上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来说，没权没势的人就是砧板上待宰的羔羊。如果他们想做企业，除非他们有特殊的发明创造技术专利，否则的话，必须主动寻求和借助权力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接受来自权力阶层各个方面的“吃拿卡要”。

　　当高度集中、威力无比又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与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以改革的名义对于国民财富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便会出现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种社会形态：在极其不平等的背景之下，以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速度制造富翁，拉大贫富差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总资产约为790万亿，国企占有360万亿，占总资产的45%。中国前100位大富豪占有260万亿，占总资产的36%。中国有近1亿人属于中产阶层，占总资产的13%，也就是说剩下的13亿人仅仅占有总财富的5%。有人总结说，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几次暴富的机会：一是价格双轨制；二是走私；三是国企改制；四是房地产泡沫；五是股市割韭菜。问题是，这种暴富的机会只属于少数权贵阶层。这种造富运动，往往是在“改革”的名义之下，以古今中外最快速度，最低的成本，完成了少数人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体现着一种残暴的不人道的掠夺。

　　依靠权力分配养大喂肥了“资本”这头巨兽。这头巨兽再以自身的力量和独有的方式进一步吞噬社会财富。经过几十年的财富积累，权贵阶层富可敌国。一个贪腐分子被查处，几百万已经不新鲜了，动辄就是几千万，几个亿、十几亿，更典型的甚至达到千亿、万亿之巨。他们有巨额资金来操纵股票的涨跌，从中获利，割股民的韭菜。他们通过银行或者打政策的擦边球发行高利贷，玩钱生钱的游戏。他们借助资本的力量，进军各个行业，大商超、大农业……抢夺中小企业和个体业主的饭碗。

　　经济利润绝大部分被权贵阶层掠夺，并随时转移到国外。那些演艺明星们移民了，那些富豪大款移民了，靠权力攫取重金的贪官们也加入了移民大军。那些演艺明星和不法商人拿走了多少钱无法统计，贪官们带走的钱也有不同的统计数字，有的说200万亿，有的说在瑞士银行就存了80万亿。那些所谓的“精英”们走了，用句网络上的新名词叫做“润了”。中国仿佛就是一个烂泥坑，人们运用古今中外所有肮脏的手段，在里面上演着“抢钱”的游戏，谁抢到了钱，谁先抽身脱离这个泥坑。中国有“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病”的古训。他们宁愿背井离乡，有着各种环境的不适应，也要移民到国外去，就是因为不放心。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似乎有个雷早晚要爆。他们都是在革命理论熏陶下长大的。当他们靠权力，靠非法手段捞取第一桶金的时候，无疑会担心底层民众可能靠过去不久的革命宣传复制出二次革命。他们十分清楚，当他们从中国的这条大船上拆解下第一块船帮开始，就断定这条大船迟早会沉没。所以，他们的第一选择是如何把非法获取的利益保住，而逃离出去则是最好的选择。不仅那些攫取了不义之财的人走了，“润了”。即便是那些靠正当手段发财致富的企业家们也在逃离这块是非之地。没有权力资源，做企业的必须拿出一定的利润作为经营本身之外的必要投资。要贷款，必须拿出一定的点数，给经办人和背后的掌权人。要项目，必须拿出一定点数给经办人和背后的掌权人。事事处处得用钱开道，不认可这笔支出，则路路不通。因为权力的野蛮生长和疯狂作妖，这种附加的支出和额外的负担，令企业家们苦不堪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我们一边在积极引进外资，一边却无法阻止国内的大量资金外流，繁荣经济本身，就成了一句空话。国家财富被掏空了，巨额利润被转移走了，不能在国内实现正常的经济循环。本该由绝大多数人享受的利润，却由少数人瓜分了，必然导致广大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衰减，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二

　　行政权力左右社会经济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后果——

　　第一，所有能说了算的权力，即便是芝麻粒般大小的权力，人们都要千方百计兑换为利益。整个社会都在围绕权力打转转。有权力的人通过权力捞钱，没有权力的则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权力去捞钱。在所有行业所有领域，都充斥着铜臭味。人人都堕落成了经济动物，堕落成了金钱的奴隶。所有资源都被动员和利用去争取权力，所有的权力都被用来换取金钱。官场上卖官鬻爵，以权谋私；军队系统因为捞钱贪腐和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机密情报，上百名将军落马；司法系统是“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至于那些所谓公正的律师们，为了捞钱，充当的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掮客”。教育界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卫生医疗界的“白衣天使”，因为捞钱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一落千丈。在体育界，为了上场机会行贿受贿，为了金钱打“假球”；文艺界用金钱买好评，靠炒作捞大钱；就连那些庄严神圣的为人们提供信仰的宗教场所，都成了聚敛钱财的地方。试问神州大地上的炎黄子孙，谁敢说自己所处的那个地方是干净的？

　　第二，围绕着肆虐的权力，是一副副扭曲的灵魂。上有所好，下必从之。精英德风，小民德草。人人讲利益，事事图好处，人际关系都是利益交换关系。向上爬是人生第一件要事，捞钱是人生终极目标。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有权有钱便是人生赢家。诈骗、违约、拐卖妇女儿童、贩卖人体器官、制毒贩毒、造假售假等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第三，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必然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野心。作为一个阶层，为了保全既得利益和攫取更大的利益，必然会尝试染指与掌握社会政治权力。围绕政治权力展开争夺，则可能出现内乱。面对这种挑战，执政者必须要贯彻执政为民的理念，争取民心。为了防止内乱，必须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然而，这种强化的结果，又可能因为权力的加持，产生新的腐败分子，从而陷入一种恶的循环。因为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底层民众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是权贵阶层的，所以，无论这个国家发生什么危险，都是权贵们的事，草民只是一个“看客”。在外敌围堵、渗透、打压与入侵的国家危亡之际，只要有自家好处，那些受到“金钱之上”蛊惑的利欲熏心之徒，无疑会心甘情愿做间谍，当汉奸。

　　第四，不知有多少人沉浸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自我陶醉之中，却不知亿万生民之多艰。住房、医疗、教育，成了压在民众身上的三座大山。炒出来的高房价不仅掏空了“房奴”们的腰包，还掏空了他们未来的希望。没有几十万的补课费，你生的孩子只能继续蜷缩在底层。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权力、没关系、没门路的年轻人，绝望地选择“躺平”，不找工作，不搞对象，不生孩子，根本不拿“断子绝孙”当回事儿，自己能活一天算一天。想我泱泱中华，未来的希望何在？

　　三

　　解决并防止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兴风作浪，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要对经济领域中的行政权力做减法，与此同时，要改变经济领域中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政治权力好比石头，经济活动好比流水。石头在河流中间，不仅会阻止水流，而且会制造激流与险滩。石头只有在河流的两侧，方能保证水流的顺畅。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要对于伸向经济领域的政治权力加以科学区分，哪些是无利而且有害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哪些是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代替的，要果断地斩断与剔除。对于确有必要保留的政治权力，要考察其运行方式的合理性，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介入角度、介入时段、介入层次、介入形式上进行科学设计。

　　二是要在经济领域给政治权力设置一道闸门，或许这道闸门应该是网状的。这张大网首先要有高度的感知能力。就像如今的遥感卫星，对于各种要素的流动即可统观，又清晰可辨。有了这张大网，水可以自由进出，乌七八糟的东西则需要剔除在外。要斩断与隔绝伸进经济领域的黑手，净化经济生态。

　　三是要解决分切蛋糕的问题。要让底层有获得感与满足感。譬如国企中的奖金分配，高层的几千万，中层的几十万，基层的几万，而普通工人只有几千，凭的是什么？就贡献来说，差距真就那么大吗？要向富人征税，给企业减负。不能把刀刃朝向无权无势的底层，把刀背朝向有钱有势的上层富贵。在社会二次分配中，要及时推出遗产税、奢侈品税；对于那些捞完钱就跑路的富人们，要及时出台弃籍税。对于富人们存在银行里的大钱，要降低利息，甚至是零利息。要提高富人在股市里“割韭菜”的风险与成本，增设大户的暴利税。要在房地产市场中，对那些拥有多套房产的人增设房产税。与此同时，要降低企业税负，当企业和想做企业的人感觉得干啥也不挣钱的时候，就无从谈经济发展了。

　　一切经济问题本质上都与政治有关。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种种乱象，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临发展瓶颈问题，都与权力的魅影相关。要保证中国经济这条大船行稳致远，要在世纪之变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在深化改革中，对于这种国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必须补齐法律与政策上的短板与漏洞。

　　我们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以此增强前行的自信。同时还要从纷繁复杂的乱象之中，认真研究“糖是怎么甜的，醋是怎么酸的”，要正视并注意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里行文的目的，不是唱好听的赞歌，而是着眼问题，把政治权力对于经济的不合理干预作为一种现象加以剖析，以期引起制度设计者和决策者的警觉和众多有识之士的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