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七）

栏目：经典原著|时间：2023-11-25 11:26|阅读：268

　　‌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编者按：原文较长，全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赫鲁晓夫 1956年2月　　

　　七、这些句子都是斯大林亲手写的

　　在罗织各种各样肮脏无耻的事件中，我们党的死敌、外国间谍代理人、取得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极为卑鄙的作用。这个挑拨者怎样在党和国家中取得了这种地位，成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是以数不清的尸体作为他爬上政府高位的阶梯的。

　　有没有人反映贝利亚是党的敌人呢？有的。早在1937年，在中央全会上，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敏斯基曾说贝利亚在姆瓦特谍报机关工作过。中央全会还没有结束，卡敏斯基就被捕了，并被枪决了。斯大林有否核查过卡敏斯基的话？没有。因代表提供了关于贝利亚在迫害卡尔特拉什维里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贝利亚的罪恶动机的详细证词”。

　　我认为有必要把它当作与此案有关的一个重要事实并报中央，我认为把它放在审讯文件中是不恰当的。1931年10月30日，在联共（布）中央组组局会议上听取了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卡尔特拉什维里的报告。边区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出席这次会议，在这些区委中，只有我还活着。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结束发言时，建议组成边区委员会书记处，由卡尔特拉什维里任第一书记，贝利亚为第二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贝利亚的名字作为党的领导职位的候选人提出来。卡尔特拉什维里说，他对贝利亚了解很清楚，因此坚决拒绝和他一道工作。当时斯大林建议不作决定，以后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两天之后，决定由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将卡尔特拉什维里调离外高加索。

　　当时参加那次会议的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可以证明这一点。卡尔特拉什维里和贝利亚多年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其根源始于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在外高加索工作的时候，当时，卡尔特拉什维里是谢尔哥最亲密的助手。与卡尔特拉什维里的不和，驱使贝利亚炮制反对卡尔特拉什维里的“案件”。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在这个“案件”中，卡尔特拉什维里被指控为对贝利亚施行恐怖手段。

　　在关于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中，已详细说明了他的罪状。但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提，尤其是并非所有的代表都看过这个文件。我想提一下贝利亚对克德罗夫、戈路贝夫和戈路贝夫的继母巴特林娜的残酷迫害，他们曾试图将贝利亚的叛变活动报告中央。他们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审判书是在枪决之后才写成的。

　　这是老党员克德罗夫给中央委员会安德列也夫同志的信：

　　“从列沃尔托夫监狱阴暗的牢房里，我向您发出求救的呼声。当您听到我悲惨的呼声时，请不要置之不理，来保护我吧，请帮助我们除掉那些残酷不堪的审讯把，揭发错误吧。

　　“我无辜受迫害。请相信我，时间会证明我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苏组织的成员，这些指控都是根据诬陷材料提出来的。我对党对祖国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没有玷污过这个称号，我在党内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诚奋斗了已快40年。

　　“然而，今天侦查人员对我这62岁的老人，施用了更厉害、更残酷、更具有侮辱性的肉体上的折磨手段，来进行威胁。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已没有能力承认自己对我的做法是非法的和不能容忍的。他们把我说成是最凶恶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敌人，并且坚持加紧对我的迫害，用来为自己辩解。让党知道，我是无辜的，任何办法都不能使党的忠诚的儿子、至死忠于党的人变成敌人。

　　“但我没有别的出路。我无法避开日益迫近的、新的、沉重的打击。

　　“一切总会有个结束。我已疲惫到了极点。我的健康已被糟踏完了，精力已耗尽，最后时刻快来临了。脸上带着可耻的特务和祖国叛徒的金印死在苏维埃监狱中——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呢！多么使人毛骨悚然！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动了。不能就此结束！不能！我在呼救，不能这样死去，不应该这样死去。党和苏维埃政府都不能允许这样残酷的、无法纠正的不公正事情发生。

　　“我相信，当心平气和地、公正地、不用谩骂，没有险恶的用心，不加以可怕的侮辱去进行调查以后，那么，就很容易断定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深深地相信，真理和公正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相信……”

　　军事法庭宣告老布尔什维克克德罗夫无罪。尽管如此，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还是被枪毙了。

　　贝利亚对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家属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泽阻止贝利亚实现阴谋计划。贝利亚要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都排除掉。奥尔忠尼启泽一向反对贝利亚，并将这一点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采取适当步骤去调查这个问题，反而允许消灭奥尔忠尼启泽的兄弟。奥尔忠尼启泽本人则被逼到这一地步，不得不开枪自杀。贝利亚就是这么个人。

　　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就揭发了贝利亚。经过特别仔细的法律程序，查明贝利亚犯有滔天罪行，他被枪决了。问题是摧残了数以万计的党和苏维埃干部的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在斯大林在世时被揭发呢？因为斯大林信任贝利亚，而这对于贝利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斯大林信任，无论什么人都不敢说出相反意见的话，谁敢发表相反意见，就会遭到类似卡敏斯基的命运。他在以前没有被揭发，是因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点，煽动他的猜疑心，在各方面讨好斯大林，在他的支持下行事。

　　还有一些其他的反映。斯涅戈夫同志给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他在集中营呆了17年，不久前才恢复名誉。他在声明中写道：“由于提出了恢复前中央委员拉夫连季•卡尔特拉什维里的名誉问题，我向国家安全部指出：

　　同志们！个人崇拜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崇拜。有无数事实可以为证。斯大林自我吹嘘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1948年他的《传略》的出版。这是一部毫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历史上各民族的“最”。

　　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列举充塞读书令人作呕的马屁字眼了。我们只须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些句子都是斯大林亲手写在清样上的。

　　斯大林认为必须写在这本上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帮他的《传略》编写者的阿谀热情降点温吗？不是的。他修改的，恰恰是他认为对他的功绩！赞美得不够的地方。

　　这里是斯大林亲手写的关于评述斯大林活动的一些例子：

　　“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后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将党团结在列宁的遗训周围，并领导苏维埃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广阔道路。这一核心的领导人和党与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这是斯大林亲手写的！他接着写道：“斯大林卓绝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往务，得到了全体苏维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的影子。”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哪个领导人如此吹嘘自己的？这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领导人吗？不配。马克思、恩格斯恰恰最坚决反对这一点。弗•伊•列宁对此也一向尖锐地予以谴责的。

　　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了，意犹未尽，亲手改动如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正如我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看，说得多好。不过，这不是人民说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

　　可以举出斯大林亲手在该书清样上所作的许许多多此种自我吹嘘的话。他特别热心于赞扬自己的军事天才、赞扬他的战略才干。

　　让我们再举一个斯大林对斯大林军事天才所作的补充吧！

　　斯大林写道：“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苏维埃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制定了关于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法则，关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战术技术协同动作，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坦克集群和空军作用的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里，斯大林的天才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考虑到了情况的特点。”

　　斯大林继续写道：“斯大林在防御和进政两方面都表现了他通晓军事的才能。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凭直觉便预知敌军的计划并击退他们。斯大林同志领导苏军所进行的战并乃是作战艺术的卓越典范。”

　　斯大林就是这样被颂扬为战略家的。被谁颂扬？被斯大林自己。然而这时斯大林本人已不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而是扮演了作者兼编者，一部自我赞扬的自传的主要炮制者的角色了。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在期大林的“传略”中，还有另一个事实。

　　大家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党中央的一个编辑委员会编写的。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一部充满个人崇拜的著作，由中央指定一批作家写成。但在斯大林“传略”的清样中，这一事实却被写成：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编辑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并在他最积极地参与下，创作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斯大林还不满于这种提法，于是在《斯大林传略》定稿时改成：“198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了，这本书是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写成的，并且得到联共（布）中央编辑委员会的批准。”这还能再说什么呢？

　　你们看，多么令人奇怪，一部集体创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个人所写的书籍。至于这个变化怎样和为什么会发生，就不必再说了。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斯大林是本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这样歌颂自己？为什么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的这段历史，仅仅写成是“斯大林天才”的活动？

　　我们党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努力，以及党在沿着列宁所规划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时所执行的其他各项措施，在这部书里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反映呢？那里谈的，主要是斯大林，是他的演说和报告，什么都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点例外也没有。

　　斯大林本人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他自己写的，这至少令人感到惊奇。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描写自己，可以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吗？

　　我们再以斯大林奖金为例。就连沙皇也没有以他们的名字来设立这种奖金。

　　斯大林本人认为苏朕国歌的歌词是最好的，它只字不提共产党，但对斯大林却大肆歌颂：“斯大林培育了我门，鼓舞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和建立功勋。”

　　在国歌的这几行字里，把伟大列宁党的全部教育、领导和鼓舞作用，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了。这显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缩小和降低党的作用。应当告诉大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决定草拟新的国歌，新国歌将表现出人民和党的作用。

　　难道在斯大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大城市和企业能够以他的名字命名吗？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全国各地能够到处树立斯大林自念碑——这些“生前的纪念像”吗？斯大林1951年7月2日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巨型雕像的决议，9月4日签发了关于拨铜33吨用于建立该像的命令。这些都是事实。谁到过斯大林格勒，谁就会看见那耸立的巨大铜像，而且这个铜像是摆在人们少去的地方的。为了建造这座铜像，花了大量经费，可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人们战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

　　请大家考虑一下，斯大林在自己“传略”中说他“在自己的活动中没有一点自大和骄傲”是否对？

　　同时，斯大林对于纪念列宁是不尊重的。还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决定修建苏维埃宫用来纪念列宁，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一拖再拖，以致把它忘在脑后。

　　应该回忆一下苏维埃政府1925年8月14日“关于设立列宁科学奖金”的决议，这个决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列宁奖金，这种情况也应该纠正。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

　　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400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