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4）

　　‌ ‌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注：原文段落较长，为方便读者阅读思考，文中小标题为朱老师所加。

　　 作者：卢之超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十、周扬的自我批评和胡乔木的人道主义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周扬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做自我批评的事。

　　我11月初出访回来，就看到报纸上这个自我批评。现在有的人攻击胡乔木如何不近人情，硬逼着病中的周扬做这个检讨。

　　其实，据我后来听说，邓小平讲话后，周扬在二中全会的分组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胡乔木、邓力群认为这样就可以了。邓力群还在中宣部传达了周的自我批评，并说尽管前些日子我们有尖锐的争论，现在他做了自我批评，我和过去一样尊重他。把他当作同志和兄长。

　　谁知邓小平知道以后，把邓力群找去对他说，周扬写了上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能交代得了吗？不行。一定要他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这使邓力群、胡乔木和周扬都出乎意料。

　　周听了很紧张，不做又不行。结果还是胡乔木出了个主意，建议周扬用对记者谈话的形式做点自我批评，才算找到一个过关的办法。后来胡乔木还催着周扬并出主意帮助他，都是为了使他早点解脱。由此可见，后来传的乔木给周扬的那首诗，是有真实感情的。

　　乔木和周扬有着长久的交往和友谊，他这个人倒是非常地人道主义。这本来是个细节，但乔木已经作古，不能不说一下。我们总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嘲讽逝者的真诚。

　　虽然出现上面的情况，乔木还是抓紧他准备做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11月中，已经有邢贲思、段若非等几位集中在玉泉山帮助他准备起草，同时在更大范围请了一些哲学专家开座谈会。11月下旬，乔木开始亲自抓这件事，我和龚育之、郑惠也参加进去。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议论，认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理论太复杂，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争论不休，一时怕说不清。不如不专门讲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而只讲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理论，然后着重讲问题的现实政治方面，讲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的政治危害和政治影响，并且讲一些政策。还让龚把这个建议告诉乔木。结果乔木不同意，并且批评我们是想“临阵脱逃”。

　　不久他就来同我们一起研究、讨论，经过反复讨论、起草、修改，以及征求外面专家意见，最后乔木自己动手修改，终于形成后来比较理想的演讲稿，即后来在中央党校演讲并由报刊公开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实际上这篇文章主要还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论的界限，以及阐明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存在的各种问题，观察人性、人的目的、人的价值等等问题，批评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论在这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

　　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作为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的人道主义同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做了区分，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因而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当然，既然是世界观的问题，要想完全说服对方也很难。而且现在看来有不少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胡乔木这篇文章写好以后，专门写信征得中央书记处领导的同意，然后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演讲受到热烈欢迎，邓小平也很称赞，并批示说各高校可作教科书发给大学生阅读。还说全党领导同志要多读些书，否则对“异化”等问题不了解，怎么领导当前的思想工作呢？

　　十一、动乱之源：“姓资姓社”都是错误的

　　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邓小平的批示也传达下去，理论界进行了讨论，大学生中开展了教育，热闹了一阵。但是上面说的很有来头的那股风并没有煞住，而且越刮越大。没过多久，邓小平又说，二中全会以前有些人搞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也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会以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经过这段工作，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像二中全会以前搞那一套了。

　　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可以说是对前一段工作的总结。这篇文章大多数反映好，认为很有启发和帮助，也有少数人至今思想不通，当面不说背后发表不同意见。这些人有的已调动工作，不通没有什么关系，有不同意见由他去。又说，人道主义是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有这篇文章可以了，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邓小平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可以重重举起，也可以轻轻放下。好比一个仗打完后，就转到别处，别的事情他不管了。于是反对搞精神污染的人，批评抽象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人，只好在那股从上面刮起来的大风中，被“受到同情和保护的”那些“被批评者”所“围攻”。

　　还有一个插曲。1984年4月中旬，乔木在杭州休息，我在他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帮助做点事。突然北京来了几个电话，说王若水写了一篇不同意乔木观点的文章，同他争论。原来经乔木同意，说好在《哲学研究》发表的，已经排好清样，现在好几个单位的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让他发表，其中也包括《人民日报》的秦川。打电话来请示乔木怎么办。

　　胡乔木在他的文章里曾经说，他的讲话只是参加讨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此时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叫我给他们回电话，坚持允许王若水文章的发表，不准阻挠。但是结果仍未在《哲学研究》发表。回北京才知道，原来王若水以还要修改的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

　　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此事，记得龚育之开玩笑地慨叹道：这样下去，真是要“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了。好像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较强。

　　（作者：卢之超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人民评论】

　　毛主席说过，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

　　在今天，习近平同志也讲，要把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中国梦就是人民梦。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梦就是共产主义梦。新时代要实现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必须坚持伟大建党精神（共产主义）和伟大斗争精神（社会主义自我革命）。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领导人始终迷信孙中山“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信条，坚持左中右杂空社会主义、儒法二显学、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套路一样，最终导致中共全面国民党化，恰恰是全党尤其是意识形态、理论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巩固党的领导缺乏信心、挺不起精神脊梁的根本表现。事实证明，社会（修正）主义制度，绝不可能自动自发走向实现、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社会。

　　实际上，传统社会主义CB，就是资本主义BC的倒立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从来不是共产主义ABC的第一阶段；对于发展经济和解放生产力而言，资本主义BC的确比传统社会主义CB更合理一些，但绝对不如共产主义ABC。

　　现实和历史证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存在严重异化——苏联模式的斯大林主义，其必然结果就是自动自发走向帝资封修（社）宗——左的国家（精英）主义、中的封建（官僚）主义、右的资本（自由）主义、杂的帝国（军阀）主义、空的宗教（鬼神）主义。（朱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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