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3）

　　‌ ‌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注：原文段落较长，为方便读者阅读思考，文中小标题为朱老师所加。

　　 作者：卢之超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七、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

　　谈话回来以后，我们很高兴，不再为写什么发愁了。于是一方面赶紧整理记录，邓力群要拿到书记处去传达。另一方面看材料、议论，准备动笔，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成一个讲话稿的框架。虽然没几天就赶出一个草稿，但是这个稿子很粗糙，没有把各种复杂的关系处理好，没有把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只是把谈话从逻辑、文字上组织一下，加了若干材料。我们自己也感到距离要求很远。后来改了几道，决定让我们到杭州向乔木汇报，并在杭州帮助乔木起草。

　　9月16日，我们三个人乘飞机到了杭州。虽然要讲什么都清楚了，但要把内部谈的意思变成党的会议上的正式讲话，还是很费斟酌。就说第二个问题，除了逻辑、文字表达等等以外，主要是如何面对党内外群众，说清文艺、理论等方面的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关系，说明精神污染的严重和危害，还要注意界限和说明政策。

　　乔木先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稿子发表评论，指出哪些不足，哪些应当怎么看、怎么写。他的思想也在酝酿中，前几天比较慢，后两天就比较顺利了。从初步完成的稿子看，甚至直到最后的定稿，不管具体写法、表达方式有些什么变化，其基本的核心的内容和基调，特别是对于抽象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揭露和批评，全是邓小平的谈话里提出来和定下来的。

　　初稿传回北京，征求各方面意见准备继续修改。龚、郑二位也回北京，我则顺道到江苏找省委宣传部了解理论方面的一些情况，主要是了解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反映，开了一些座谈会。10月初回到北京后才知道，9月30日，就这个稿子和异化问题，邓小平又专门同邓力群和参加起草的人谈了一次话。这个谈话很可能是由周扬送的一个关于马克思谈异化问题的材料引起的。

　　邓小平肯定了乔木领着起草的稿子并讲了一些个别意见后，又着重讲“异化”问题。他说，周扬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劳动创造的成果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周扬同志讲毛主席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他又说，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

　　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

　　这些观点，虽然不要说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他还说，得组织点文章。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他说，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他还建议，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大家。

　　最后他说，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这个谈话更加鲜明尖锐。这场争论从4月份中宣部写报告后一直没有下文，到8、9月邓小平突然要讲话，而且十分严厉，我一直没弄清是什么原因。本文开头曾说过，我只了解争论的一个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我对另一个方面的情况，仍所知甚少。

　　这次周扬送了马克思谈异化的材料，周扬年老有病，材料当然有人帮着出主意和搜集。这件事要不是邓小平谈话我也一无所知（好像胡乔木、邓力群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曾经问过邓力群，5-8月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也不清楚。

　　邓力群又说，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的文章我没有送邓小平，中宣部给书记处的报告，我也没有资格送邓小平。7、8月份我去山西、内蒙、甘肃、青海等地出差去了。为什么在这个期间邓小平对异化问题那么感兴趣，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很尖锐的看法，说了很到家的话？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周扬自己送去马克思的语录，寻求邓小平的支持，结果引起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考虑。

　　邓小平的话是很高明的。

　　八、要多读些书，免得说服不了人

　　10月初，根据邓小平谈话，又对稿子进行了反复修改，后来又送各位中央领导人审阅，征求意见。最后的定稿报送邓小平，10月10日，他在上面批示：“照此定稿”。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

　　我们起草组的人列席旁听了。（这就是有名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里面除了整党问题，就是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着重批评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这个讲话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拥护，当然也有不少人感到了压力。

　　据说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针对许多人不熟悉人道主义、异化这类概念，乔木还对争论的来龙去脉作了介绍，通俗解释了人道主义特别是“异化”的概念，并列举一些错误的文章，说明它的现实的危害性，同时也提出要注意政策界限。

　　后来在接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上，他又着重讲了政策界限问题，特别讲到对有影响、有抵触的同志要个别谈话做工作，党内外要有区别，党外人士可以不参加，也不要勉强做自我批评；不要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允许以势压人，人身攻击，点名要经中央和省批准，等等；还提出要多读些书，免得说服不了人，反而闹出笑话；讲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求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会后，又布置我们搞这方面的解释性材料。尽管如此，乔木对问题还是看得十分严重。例如，他在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和一些别的场合，尖锐批评了有的报刊、书籍里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错误观点，其中有些观点也确实很荒谬，危害也不小。但他的批评有些上纲过高，过分政治化，而且列举的比较多，搞得有些人很紧张。据我们了解，有些研究机构或高校的学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只是理论上的错误。

　　10月下旬，我出国到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学术会议，大约半月左右时间不了解情况。在与南斯拉夫学者交谈中，他们对我国批评周扬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观点很不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我是清楚的，也不便同他们争论。

　　回国时已是11月初，发现报纸上和社会上声势不小，有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一些干部、群众对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方面的种种精神污染现象也十分愤慨。据说有位中央领导人感到小平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不少天，报纸对此没有专门言论，气势不足，分量不够，要求宣传部门加强指导。后来中央发了36号文件，中宣部又召开新闻、广播、电视等部门开会布置。

　　在当时情况下，在文艺界、理论界以至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个别地方甚至不准女孩子留披肩发，不准穿喇叭裤。本来，由于过去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在许多人身上特别在某些干部中还起作用，加上个别做法不妥，出现这种情况本不难理解，只要认真做些工作也不难解决。

　　当时，宣传部召开了不少会议，包括宣传部长会和教育、研究部门的有关会议，邓力群反复说明界限，交代政策。同时胡乔木应中央党校之邀，准备就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去发表讲话，正在组织人帮助他起草。

　　书记处在讨论邓小平9月的谈话时曾议定，同意邓小平的提议，准备讨论和发出“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并责成邓力群负责组织起草。当时已经成立了一个起草班子，这件事也正在积极进行中。

　　这些措施，再加上一些其他工作，应该说，一些错误做法和消极现象是可以较快克服的；反对精神污染的工作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也是可以顺利进行下去的。

　　九、反对与围攻：“精神污染”搞错了吗

　　但是没过多久就渐渐地刮起一阵风，似乎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一些有错误受批评的人到处鸣冤叫屈，一些批评错误的人似乎犯了错误，又出现了邓小平刚刚在“讲话”里所说的那种“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的“不正常的局面”。我当时对此感到很纳闷。

　　过了一些时，听到一些消息，发现原因在上面，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胡耀邦。前面一段即1983年春夏的情况已经说过。自从邓小平提出要在二中全会讲话，到书记处讨论他的谈话，为他的讲话稿征求意见，到二中全会后向下布置、讨论和发出36号文件，据我所知，胡耀邦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都是表示同意。但是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在这方面说了什么重要意见。

　　就在二中全会邓小平讲话以后不到两个月，胡耀邦忽然召集《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几位负责人谈话，对由他自己同意签发的36号文件大加指摘，说小平讲话说的是思想战线，其中主要又是指理论、文艺，36号文件实际上把矛头指向社会、指向了人民。小平只是讲思想战线的领导不能放毒。又说这中间乔木、力群二人感到有些问题，打了几次招呼，开始讲政策界限，提醒的对。这不是纠偏，也不是走弯路，是中间拐了个弯。

　　又说，看来搞理论的人，不一定能懂政治，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他还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经济是最重要的。人道主义、异化再发两三篇就行了。小平讲话后不一定发很多文章。《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我不爱看，小平批评理论工作最大的毛病是脱离实际。如此等等讲了很多，胡耀邦的这个谈话明显地是批评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个人。

　　而这一切，那时中央分工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邓力群都不知道。据说，后来乔木知道了这个谈话非常生气，矛盾如何反映到上面以及此后如何发展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后来胡耀邦又对人说，小平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清除”这个提法就不妥。有些东西是不能清除的。胡耀邦通过新闻单位的一些负责人把他的这些责难传出去，下面无论刮多大的风就都不奇怪了，何况不少人早就等着这一天哩。

　　这些比较详细的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是听到一点消息，意思一是指责“清除”提法不妥，一是所谓指向社会。据说有人一查，“清除”是一些老同志说的，胡耀邦自己也说过，36号文件里根本没有。

　　至于社会上有些错误做法，是习惯势力影响下的个别现象，中国这么大，任何政策到下面都有走样的，其实并不难解决。当时就觉得真正的意见分歧并没有说出，这不过是吹毛求疵，故意找岔子。

　　其实，胡耀邦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有些做法是可以加以检讨的，知识界出现的某些紧张气氛和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错误做法，是需要进行引导和纠正的。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他有不同意见为何不在当时提出，为何不当面提出，为何不在会议上提出？对后来出现的某些问题为何不共同研究、进一步明确政策加以解决？作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为何采取这样的做法？胡耀邦可能有他的苦衷。

　　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做法是不能消除分歧、解决问题的，只能使这场争论半途而废。其结果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现象更加严重。邓小平在同我们谈起草他的“讲话”那次，谈到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时曾经说，再乱几年，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运动就难讲了。

　　其实运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搞了，但是还没有乱几年，倒是接连出现了两次动乱。这说明邓小平是很有预见的。后来他又说，“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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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