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2）

　　‌ ‌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注：原文段落较长，为方便读者阅读思考，文中小标题为朱老师所加。

　　 作者：卢之超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四、不是马克思错了，就是我们错了

　　虽然“报告”报上去后没有下文，胡乔木还是企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从4、5月到8月底，据我当时直接了解到的或者后来听到的，乔木在不少场合都批评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也批评了周扬和王若水的观点和做法，希望他们能做一些自我批评，以挽回影响。

　　4月29日，中宣部文艺局支部开组织生活会，周扬在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说我的那个报告，准备的时间比较匆促，没有很好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校讲话后，乔木同志到我家谈了一个上午，对我的意见谈得比较客气。他讲话声音很轻，有的没听清楚。他说受耀邦同志的委托来谈的，我记得他临走时说了一句，印象不深。中宣部对发表的问题有了明确的意见后，我没有出来制止刊登或反对发表，我是有责任的。

　　邓力群得知这个发言后很高兴，马上转给了乔木，写道：乔木同志，周扬同志的发言请你看看，我认为态度是好的。乔木看后，于5月6日又与周扬谈话，对他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并就他讲话中关于我国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存在异化的论点提出批评，指出这些已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现实政治问题，以他的身份不应如此轻率发表意见，希望他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这样解决问题最好。

　　周开始表示同意，但最后说他还要考虑考虑。

　　5月底6月初，中宣部开了几次扩大了的部务会，讨论文艺问题，乔木、周扬还有文艺界一些人士都参加了，乔木和周扬都作了发言，也有一些意见分歧。讨论虽未直接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但谈了文艺、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混乱现象，都与这个问题有关。

　　6月，乔木发现王若水的一篇文章，与中顾委的一位领导说，由此可知周扬文中讲异化的部分确实出自王若水的手笔，周文中所列三条异化（思想、政治、经济）与王若水在1980年文章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周接受了王的思想，即我们的社会中到处都是异化，改革即克服异化是周的“发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他希望中顾委帮助周认识这个错误，劝周写一个短文和这种思想分清界线。还说这样做于他没有损失而对党有益，一个老党员应该有这个责任感。

　　8月初，乔木在同社会科学院几位领导谈话时又谈到这个问题。

　　他说，周扬的文章影响很大，这很难说是他的文章，实际上是其他人的观点用他的名义发表的，当然是他同意的。周扬的文章在纪念会上宣读后全场热烈鼓掌，拥护的人很多，究竟拥护什么呢？文章有些什么科学价值吗？我以为只是提出一些口号，没有科学论证。我们对周扬很尊重。周扬现在也觉得有点不妥，不该匆忙发表。但现在还是赞成的人多。我认为纪念马克思的讲话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且有这么多人鼓掌，这说明思想界状况，值得注意。这怎么是纪念马克思呢？不是马克思错了，就是我们错了。讲话有哪几句是批资本主义的呢？

　　乔木还说，现在讲人道主义不能避免异化，这个命题起了关键的作用。异化不是讲资本主义异化而是讲社会主义异化。王若水在1980年的文章提供了关于异化的理论，周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明权。周扬开始的观点和王若水不同，后来不知怎样走到一起去了。乔木还批评了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求他们在整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注意克服。

　　之后没几天，乔木找秦川、王若水谈《人民日报》的工作和整党，又就这个问题批评了他们。

　　他说，发表周扬文章的问题，周扬的态度尽管不算坚决，比《人民日报》要好。这篇文章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关系这样重大，《人民日报》就当儿戏发表，完全没有考虑它的影响。党中央机关报对中央的利害竟然置之度外，这是难以想象的。在现阶段，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离开阶级斗争，抽象地讲人道主义，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会加入社会上的反党潮流，成为他们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是骇人听闻，这是事实。

　　他还说，周扬文章虽然发生这么多问题，还是要慢慢来，慢慢来总是要来的，着急也没有用。

　　五、社会主义自身为啥不断产生敌人

　　第二阶段是8月底9月初开始的。

　　9月初，中宣部领导突然通知我和龚育之、郑惠三个人到一个办公地点集中，说乔木要为邓小平起草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要我们帮助他做点工作。后来才弄清事情的缘起。

　　原来8月底邓小平同胡乔木有一次谈话，乔木谈了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他准备在这次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请乔木帮助他搞个讲话稿。讲话的题目是：灵魂工程师的责任。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文艺界问题、党性人民性问题、学习和宣传邓选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以及整党问题，还问周扬情况怎样。邓小平说，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都说成异化呢？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这次谈话后，胡乔木因身体不好在杭州休息，叫中宣部通知我们，并把龚育之叫到杭州具体布置任务。

　　在中宣部的报告送上去没有下文以后这段时间里，邓力群也忙别的事去了，这时正在外地，9月6日才回来。9月5日，龚回到北京，6日下午，我们三个人一起到邓力群那里，由龚向他汇报乔木在杭州的谈话。

　　乔木先是介绍邓小平同他的谈话，然后谈他对如何起草小平讲话的想法。乔木想得很多，也谈得很多。他说，小平同志要在中央会议上讲一次话，原来他说题目叫作“灵魂工程师的责任”。我想了一下，题目是不是改成“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任务”。这样，二中全会有两个议题，一个整党，一个是思想战线的任务。

　　乔木说，这次小平同志又讲到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问题。他说像周扬那样的讲法不行。我没有向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自己感觉这个问题重要。他认为那样讲不行，那样讲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呀？说“文化大革命”是异化，这是个特殊情况，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有“文化大革命”。

　　乔木还谈了对起草讲话稿的一系列具体设想，包括整党和思想战线任务两方面的关系，思想、文艺等领域的成绩，存在的混乱现象和一系列问题，以及要批评的主要问题和要注意的方针政策等等。他又说，如果所有这些都写进讲话，太多了，当然不行，有许多要在讲话后由中宣部具体去部署。

　　第二天，9月7日，一上班邓力群就通知我们三个人要同他一起到小平同志那里去。记得那天天气晴朗，我们在10点左右到了邓小平住的大院，穿过一个有花坛的天井，就进入客厅。在一个大落地灯下面，邓小平正坐在沙发上看他的《邓小平文选》，见我们进去才放下书要我们就座。

　　先是邓力群向他介绍我们三个人，他问我们多大年龄，一一作了回答。（那时我正50岁，在座的几个人中算是年纪最小的。）

　　邓小平说，现在50岁的都要算年轻人。还是要培养一些更年轻的，30岁、40岁的，不然难以为继。不要总出西单墙那些年轻人，要有一些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年轻人。首先得读点书，不读书不行。

　　说几句闲话后，马上转入正题。

　　六、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

　　邓小平开门见山就说，“异化”问题总该谈谈吧，究竟哪里来的？什么意思？否则没有办法啊，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啊。究竟异化是什么意思？

　　听了简短的回答后，他又说，异化引申到社会制度，封建制度怎么异化？资本主义制度怎么异化？惟独社会主义制度异化？异化要否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要走到反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现在说社会主义异化，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没有希望。既然这样，还搞什么社会主义？

　　然后他又谈到人道主义，说我访问美国之前，一批议员跟我说，卡特要同我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跟他讨论。要讨论我的话多得很。我的意思很明白，你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帮蒋介石打仗，杀了多少人，是什么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各有各的含义。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绝大多数人。最后他们没有提出来。要讨论我就翻他的底。

　　接着要我们汇报乔木关于讲话稿的建议。汇报了乔木对题目和字数的意见后，邓小平说，好。要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要走过场，加上现在这个题目。然后他讲了一段整党，特别讲要查清三种人的问题，不要走过场。

　　接着汇报乔木对讲话内容的建议，没等讲完他就打断说，太多了。赞成给书记处起草一个关于加强思想工作的决议，我讲话的范围小一些。我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

　　现在好多是在搞污染。要引导人民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引导人民前进。现在有些人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也是不遵守纪律的呀。好多搞污染的事情，要把它列举一下，在肯定成绩下面，讲这些污染，误国害民。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领导丧失信心的表现。

　　他又说，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允许你宣传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要搞批评，搞文艺批评，只奖励不批评是不行的。要向人民讲清楚，他们搞的是什么东西。至少使青年懂得什么是坏东西，污染的，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是非界限一定要搞清楚。不这样，好多本来好的人也跟着搞坏了。一切向钱看，低级趣味。

　　他又说，现在思想战线是一片混乱。青年，人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如果说我们这几年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搞得比较有条理的话，这个战线还没有搞个头绪出来，乱的。这在一个时期看不出它的坏处，但归根到底，再乱几年，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运动就难讲了。57年反右，我几次讲是对的，错在扩大化了。那也是一片混乱，杀气腾腾。讲的那些内容同现在很相象。人道主义、异化，那时这些意思也有了。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四个坚持，核心是这两个。

　　邓小平几次着重提到人道主义和异化。说，实际上这些思潮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对党的领导丧失信心，认为我比党正确，我怎么样做都是合法的。讲人道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嘛，最后要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现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实行开放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投降。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有些技术、管理不是决定社会制度的。

　　他又说，人道主义在一些大学反映很强烈，一片欢呼声。“异化”的污染，可能更深远。总是有人叫好就是了。首先台湾叫好，大概西方世界也叫好。奉劝这些同志注意什么人在叫好。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这就是个实践。

　　邓小平说，形势分析要写这个战线混乱，党的领导是软弱无力的。这个我们有责任了。我就第一个软弱无力，现在应该允许我改正错误嘛。

　　最后他说有些话要同我以前的讲话衔接起来。他们抓百家争鸣，我的讲话里还有别的话嘛。既然叫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我还讲过要批评和自我批评。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前面说过我们刚去时他还正在翻阅《邓小平文选》），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方面了。

　　会见谈了一个多钟头，基本上都是邓小平谈。看来他是成竹在胸，早有准备。讲话斩钉截铁，尖锐泼辣，很有气势，甚至好像有一股气。

　　原来乔木还是着重从理论上批评，指出抽象地讲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如何错误和有害，他则是完全从政治上观察和判断问题的，完全把理论、文艺等当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去观察，放在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去观察，决不纠缠在细节上，拖泥带水。而且突出了“异化”问题的政治性质。

　　谈话对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评，完全是粗线条的，没有讲多少具体的哲学理论，但这是真正的反对抽象议论的具体分析。从苏联解体到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十几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当前的现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谈的时候，我们忙着记录。邓力群刚从外地回来，除了开头回答一些问话外，没说多少话。只是最后说他去外地考察，发现教师的培养非常重要，建议召开一个师范教育工作的会。邓小平说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