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情况的特殊性及其启示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毛远新是毛主席的亲侄子,烈士毛泽民同志唯一留在世上的儿子。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和“王、张、江、姚”被捕同时,毛远新也被抓进了监牢,关押17年后,又享受烈属待遇。这种特殊情况,虽然已尽人皆知,但对此进行的理性思考却极难见到。
一、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经历比较类似,情感体验可能更真切,这是我要谈这个问题的内在原因。
我在1940年9月出生,毛远新是1941年1月出生,我比他大4个月。1950年初,那时他还叫“方远新”的时候,我进了江西省八一保育院,和远新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即可称为“发小”。
我的生父侯志辉,河南荥阳市人,生前是八路军嵩山军区敌工干事,为推动伪县大队转变立场,起来抗日,做敌后策反工作失败,遭敌人公开杀害,成为抗日烈士。那是1945年初,我已经有4岁多,可以说,我比毛远新更知道失去亲爹的痛苦。
由党组织出面,让毛远新的妈妈朱旦华同志,跟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同志结为夫妇,这时的毛远新还非常小。方志纯是江西省委书记,经常会到保育院看望远新和我们这些小朋友们,所以我跟方伯伯一家也很熟。
我的养父陈瑞先是江西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1950年还在他担任江西省荣军管理局副局长的时候,由党组织介绍与我母亲结婚。所以,由无爹到有父亲这个过程,我的经历比毛远新要更长些。将心比心,也许我能体会毛远新极其复杂的心理路程。
以下我就具体谈谈问题复杂到了什么程度。
从1968年冬天开始,我父亲就被当时党中央的“陶铸专案组”抓进监牢,硬说他是“陶铸一伙”,到次年1月即被迫害至死。妈妈也同时在工作单位被当作“特务”抓起来批斗。什么理由?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就是特务,你爸爸是叛徒,你妈妈一定是特务!这就是当时的整人逻辑。我当时是不足30岁的青年,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为父母亲的冤情到处申诉,来回路过北京就干这一件事!终于让父亲比陶铸早半年平反。将心比心,我想,毛远新对母亲和养父的爱之深沉,决不会亚于我!
二、毛远新对养父一家深情似海
小时候的事,我知道的不多,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其乐融融。
文化大革命时,江西的造反派把省委书记方志纯同志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斗。远新的妈妈朱旦华也无辜受牵连,成为“走资派的臭老婆”。毛远新的心里能好受吗?将心比心,他一定比我更受煎熬!
方老去世较早。但朱妈妈去世的时候,毛远新已经被从牢里放出来了,是他全盘主持朱旦华妈妈的追悼会。作为远心的发小,热爱朱妈妈的孩子们,江西省八一保育院有不少“老儿童”参加了追悼会。这种母子情,是天生的,自然的,更是深深地溶化在血液中,流淌在脑海里。我也就是在这时又跟他见了次面。
后来,是方志纯伯伯的女儿,也就是毛远新同母异父的亲妹妹方玲之去世,她的追悼会也是由毛远新全盘主持的,自始至终,庄严、凝重,一丝不苟。那种感情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参加追悼会,我的内心也非常难过。玲之在江西省驻京办事处当主任,负责政治工作方面。我路过北京,有事去办事处,是方玲之妹妹自己在家里炒菜做饭招待我,从来不占公家任何便宜。想起来一些人骂“红二代”,这样那样,我心里就非常不好受。他们是不知道有方玲之这样的红二代。
血浓于水,恩深似海,文化大革命矛头对准了自己继父亲妈,毛远新的心里是什么感受?他没跟我说。怎么说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亲伯伯,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自己不积极参加能行吗?不努力行吗?
从他的经历和作为看,不受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毛远新和江青一伙关系如何,则需要认真讨论一下。
三、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并不好
贺子珍妈妈是毛主席在娶江青之前的主席夫人。这里的事情曲折复杂。我们都陆续听到过大人们讲述她的故事,对江青无疑会产生些负面看法,什么“狐狸精”之类的不雅之词,只会在没别人在的时候悄悄说。因为孩子们还是要顾及毛主席的面子。这种情况毛远新知道,所以说他们关系如何好,纯粹瞎扯。
大家都知道:1975年1月辽宁海城地震,由于辽宁省委、省军区在毛远新的一再坚持下,及时而大胆地发出预报,地震损失减少到了最低,至少救了十万人的性命!人人都说这是毛远新的无量功德。除了坚定地爱民之心,更由于他深厚的地球物理知识,知道专业人士汇报的是怎么一回事,他才敢下决心。决不像某些不懂装懂的人胡说的:他是毛主席的亲侄儿,报错了也无所謂。如果真这样想,他预报错了地震,造成重大损失,不是给毛家丢脸嘛?他应该更胆怯才对呀!
当时中央的报纸、杂志、电台都由江青、张春桥一伙控制,毛远新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中央竟然一个字也不说,一点也不报道。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有人也许会问:辽宁地方电台和报纸为什么不报道呢?也许他不知道:那时候全国一盘棋,都要听中央统一号令,地方舆论工具没有丝毫独立性!
很多人不了解实情,在哪里瞎说:说毛远新同志谦虚,不让宣传!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为了谦虚,就说是地震专家的功劳,是辽宁省委和沈阳大军区的功劳,少宣传自己不就可以了吗?要知道,这可是全世界首次如此精确预报地震时间和地点,同时避免了重大损失。这是十分罕见的,在世界地震预报史上意义重大!1976年跟着而来的唐山大地震,人员、物质损失惨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唐山地震前也有专业人士预报,只是当时的中央不敢下决心而已。假设当时中央尊重一下毛远新,紧急请他来帮助判断一下,唐山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真实的原因还用猜吗?就是江青一伙要抹杀毛远新的功劳,怕他的“风头”盖过自己。一旦毛远新功勋卓著,被毛主席看中了,提拔到中央担任要职,因其在军队的人缘,如果有一帮人拥护,江青一伙要“抢班夺权”,能过得了毛远新这一关吗?她肯定是不行的!
至于说到江青要夺权,让毛远新从沈阳大军区调动部队一类的事,更是不着边际。部队那么好调的吗?相关规定严格得很呢!沈阳大军区领导人又不是只有毛远新一个,还有政治局委员陈锡联、大军区政委李伯秋等等,调动军队至少得他们二位同意吧?说毛远新有这个特权,真是胡说!
真正对毛远新人品有不利影响的,是张铁生这个“白卷英雄”;再就是张志新烈士遇害。
张铁生的事,本身就有两面性:一是反潮流,二是发牢骚。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建国前17年的教育批判多于肯定。这17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中国教育说得一无是处,不可能正确。但说教育界缺点错误比较严重,则是事实。所以,毛远新支持张铁生,宣传张铁生反潮流,是在执行和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在本质上是政治路线问题,不是个人品德问题。
张志新烈士的事,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不是要完全由毛远新个人负责呢?这一点值得商榷。
从这两件事来看,说毛远新在执行一条与江青一伙相同的极左路线,是说得通的,不冤枉他。但政治路线和人品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四、毛远新问题对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毛远新问题的上述分析,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分析和认识问题,一定要把个人感情同政治路线区别开来。
我对“文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刚开始,同一切热血青年一样,从“破四旧”开始,对于大串联的红卫兵们,我是热情支持。后来成立革委会,让一些品德不好的干部,仅仅因为他支持造反派,就结合进领导班子,引起我对运动的反感。到清理阶级队伍,让好多对革命和建设有贡献的人挨整、被批斗,自己也被送进小黒屋,被批斗。再到父母被批斗,父亲冤枉被整死,还要我说“文化大革命好”,那就是“不准说真话”了!
真正从政治上认识“文革”的荒唐,是从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开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让林彪这类“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上台吗?靠领袖个人赏识来决定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再荒唐不过了!如果搞“文革”就是为了把党内民主和全民民主都丢了不要,遇事一个人说了算,这还能叫搞革命吗?
以上是我自己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感情和政治见解是统一的。
但我这个模式对于毛远新根本不适用!
他的整个身心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时刻要听从毛主席教导和绝对服从毛主席对他的指挥和安排。所以在政治路线上,对毛远新没有办法提出跟我们普通人相同的要求。他在执行文革路线,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毛远新的行动中,政治路线决定一切,千真万确。
但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至于这个“道”到底对还是不对?没有更多考虑。所以,江青一伙是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的,毛远新被捕判刑也是同样。
说他们是反革命,就要看对于“革命”如何定义。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追求进步的事业”。如果承认孙先生的定义,说江青一伙是反革命,完全说得通。他们就是推动历史车轮倒退。但是,当时我们的革命定义不是这样,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按照我们当时对革命的定义,将这些人定为“反革命”根本说不通!(林彪可能例外,因为他预谋杀害毛主席)
冷静分析,客观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就会把江青一伙定为“极左分子”、“极左路线”带头人。就会狠批他们那一条打击一大片的极左路线。如果这样,这些人就会成为“犯了严重错误的自己人”,不会按敌我矛盾对待。在中共党的历史上,执行极左路线的领导人所造成的革命损失,个个都很严重,完全可以跟“四人帮”相比较。但是他们最后都按内部矛盾对待,有的以后还担任党内职务;只有个别以后叛变了的人(如张国焘),才按敌人对待。
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承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定义是唯一正确的定义!而我们所用的革命定义很不正确!中山先生的定义,用来说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完全可以说得通。而我们的革命定义,用来讲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根本讲不通!在以往历史上,给科学技术理论扣阶级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发生这种情况,就同错误的革命定义有关联。
这是因为我们用对领袖个人的感情,代替了严密的逻辑分析。按正确的革命定义:阶级斗争,如果它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妨碍社会进步,那它就不是革命,而是暴乱!
还有两个概念很容易让人犯胡涂:“反革命份子”,和“反对革命”——前者是指定性的敌我矛盾,后者是指一种错误行为。如果采纳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定义,只需要把“四人帮”一伙说成是后者,也可以不按敌我矛盾对待。
2,在错误路线支配下,好人也会干坏事、犯错误
这一条很多造反派人士都有切身体会,连毛远新这样知道上层内幕者都无法避免。但是,中央决议承认毛主席发动“文革”犯了错误,很多人心里不服,认为“文革”就是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是“文革”没有搞彻底的结果。不服中央决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怎么可能犯错误呢?这一点是重要原因。毛远新的事例说明:出于公心犯错误很正常,因为政治路线错了!
可能还会有别的启示,作者愚钝,仅说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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