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309-8 陈建国：‌按劳分配为什么难实现

　　‌按劳分配为什么难实现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在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奋斗目标。从1956年全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党中央拒绝了个别领导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建议，开始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有两条：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按劳分配。本文专门分析后者为什么难以实现，对于前者需另文讨论。

　　六七十年过去了，看看今天，“按劳分配”到底实现了没有？大家心中有数，只要不讲假话，至少可以说：差得很远！这是为什么？

　　

　　一、劳动的质和量难以准确计量

　　

　　实行 “按劳分配”制度的前提是：对于每位劳动者所贡献劳动的质和量有明确的度量和清楚的记载，这一点实际上无法做到，因为客观上无法准确测量和记载每位劳动者贡献劳动的质和量。

　　最容易计量的是工厂里的计件工资，人们也是根据这个设想出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但是，能保证机械运转效果完全一样的前提是：机械没有故障，电力供应正常，送入机床进行加工的原材料完全正常且品质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工厂里的电工和机修工必须高度准确地发现问题和十分勤奋地工作，及时解决问题，甚至连运输工人都不能有丝毫懈怠。但是，他们这些人的劳动量，无法和加工工人的劳动进行量的比较。

　　最难以量化的是脑力劳动的质和量。本人长期从事野外地质工作，并且幸运地于1972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找到了小营子大型铅锌矿。我是普查大组组长，物探、化探工作是别人做的，我只负责成果解释；槽探工作也是别人做的，我只查看素描。成果化验、最后的钻探验证，都是别人做的。但人们公认这是我的找矿贡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工作都是在我的统一指挥或者直接要求下完成的。作为指挥者，领导者，劳动量如何量化呢？根本无法量化。我们给技术人员评定薪资级别，常常只是根据其学历和工作年限，与他们劳动的质量、数量并无直接联系。

　　在农村，实际采用的办法也常常违背按劳分配原则。我在内蒙东部搞过两期农村“四清运动”，当地社员口中流行两句话：“溜溜跶跶，两千七八；炕上一坐，三千超过”。前者是说大队长，要经常下地检查工作，不实际干农活；后者是讲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找人做思想工作，在炕头上跟别人谈话。数字指的是工分数。社员作为一般劳动力下地干活，可能一天只有八分，总之，比书记、队长收入要低很多。社员们对此种工分分配方式极为不满。但我们设想一下：领导工作不计工分，可能吗？领导工作究竟该算多少工分呢，真的是天知道！

　　以下将说明，更大的困难是：劳动的成果量（和品质）与投入并不成正比。

　　

　　二、相同的劳动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我们尽量把劳动者所处的客观条件设想得相同，或者相近，但所得到的结果仍然可能根本不同。因为：是劳动的条件组合决定了劳动结果，单单劳动本身并不能决定劳动结果。

　　设想有三个条件相近的山区村子，简称张村、李村、王村。在三个村子同时用三十名劳动力打井，同样的工作一个月。结果在张村打的井，涌出来的是好水，水量大且稳定。在李村打出来的是干井，一滴水也没有。而在王村打出来的是煤矿，可供自己开采。至于以后会不会发现这是比较大的矿，要由国家收回去统一开采，尚不得而知。但即使如此，王村村民也会因此而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人们对此怎么想呢？三个地方的地质条件完全不同，村民们不了解地质情况，就会以为李村人命不好，张、王二村的人命好。有些贫困地区的人，经常会开玩笑地说：不能怪政府啊，只怪我们命苦！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动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赣南老区人民勤劳勇敢，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还这么艰苦贫困呢？我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哪里发展经济的客观条件非常不利。第一就是交通不便，地处偏僻；这就造成商品流通困难；再者缺少外来投资驱动；这就造成第四个困难：人才外流。这使得当地的好山好水，没有游客，红色资源不能利用，矿产资源很难开发。如此等等。

　　于是，由我执笔写出的建议，主要就是如何改善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怎样辩证地看待这些条件？如果把每个人的主观努力当作“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条件决定一切！而不是简单地由劳动决定一切！事实上我们要走的扶贫之路，主要就是改善当地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的各项条件。“要想富，先修路”，本质上依据的就是这个思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想到的就是贫困地区和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社会的条件问题。我由此想到并先后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条件分析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这个问题，如果在高级知识分子，或者高级干部范围内进行考察，所得到的结论同样令人目瞪口呆。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同班同学曾经问我一个月拿多少钱？当我报了数据以后，他惊讶地批评我说： “老陈哪，你怎么搞的？混了几十年才混了个副科级？”我诚实地告诉他：“什么副科级？我是正高啊！”他大吃一惊：“正高才这么点儿钱？我副高比你多一倍！”我问：“哪正高呢？”他回答：“正高比我多一倍！”可见，即使勉强承认干部级别是劳动质量和数量的标志，按级别进行分配，实际上也决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地区差别如此巨大，而各地物价相差并不大，这就造成更明显的贫富不均。这样，就给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造成障碍。

　　

　　三、我们的主观认识距离实际太远

　　

　　以上两节讲述的是客观事实，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管这些，从理论到理论，把前人脱离实际的空想，当成自己应该为之奋斗的实际目标。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贪污腐败的官员从人数、级别、和总金额都到了“空前”的程度，能不能绝后？谁也不敢保证。甚至还有人提出“合法腐败”概念，因为腐败者捞取巨大利益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有人说现在是“各食其能，各谋其利”，没了社会责任心。仅仅把这些当成耻辱，要求更狠狠地打击贪污腐败分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追查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是一切按官本位办事，不是按科学本位办事。权力分配极不合理，应该有权的人没权，不该有权的人，反而有权。这种“官本位”制度为什么长期不能改变呢？原因很多，例如不能正确认识科学和政治的关系等等，不在此讨论；对按劳分配理解的主观随意性，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只要仔细对照一下历代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谈话，就不难发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在变化和更改之中。对这件事需要慎重而客观地进行分析，简单地否定谁、肯定谁、学习谁，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会见日方代表时的谈话）到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改革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没有什么坏处。”“总的一句话，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均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52页、118页）而后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见中宣部的《学习纲要》）

　　应当说：这种认识的不断变化，说明了我们最初的认识太简单，离实际太远。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们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在此种情况下，党中央政治理论研究机构和宣传部门极力回避此类问题，不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这里既有不懂装懂，也有懂了装不懂。一切以所谓“服从中央”为借口，只要自己“不犯错误”，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敢“为天下先”。把毛泽东同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教导忘得干干净净。

　　世界上有那个社会制度是不需要发展生产力的呢？《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单行本第28页）既然如此，又怎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呢？它和资本主义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公有制为主体，不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实际做的又怎么样？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批评一些“毛左”同志把邓小平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呢？反过来，如果同意“毛左”们对邓小平的负面看法，又怎样解释特别是从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央最高领导以来，我们中国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呢？

　　这里面的问题相当复杂，决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宣传辩证法这么多年，自己的思维方式却充满形而上学，其主要表现就是绝对化、一概而论。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实际最根本的思想根源。

　　对比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就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比较清醒而准确的认识。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当“主义”——一切唯“资本”的马首是瞻，一切政党和整个社会都要服从资本运动规律的指挥。从本质上说：连大资本家本人，也都是资本的奴隶！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工资不被看作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仅仅是像机器需要维修那样的生产成本。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华为“员工人人有股份”的革命性意义，因为股份才属于成果分配的范畴。

　　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定义？我以为，把整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当成“主义”，用此来指导一切，衡量一切，这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观念符合“主义”一词的原意。除此以外，制定任何标准、任何标志，都有可能是片面的。《共产党宣言》已经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我们决不应重复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其实，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就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关键。不管你生产力如何发展，社会上人际关系极不和谐，互相斗争，互相坑害，就不能叫“社会主义”！

　　胡总书记的 “和谐社会”，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因为不放弃这个“纲”，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因为发展不是硬道理，科学才是硬道理。不科学的发展，其危害性比不发展还要大。但是，理论界和全社会对于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分析和政治认识，都远远不够。换言之，斗争哲学和唯生产力论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危害还相当严重。我们要学习胡锦涛同志的理论勇气，对于不管是那位“老祖宗”提出来的“理论”，只要不符合实际，就要坚决努力纠正之。

　　因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非科学性，造成分配制度演变的主观随意性。

　　把“按劳分配”当成金科玉律，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成了按“捞”分配，这是对现行分配制度不满的人对此种现象的讽刺，跟在后面的话是“能捞则捞，不捞是草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分配制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缺少科学依据。

　　很多人怀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如南泥湾。说那时的官兵平等让人感动、羡慕。可是那是个特殊时期：一是战争形势紧张，物资不足的压力巨大；二是官兵完全平等，首长没有特殊利益。建国以后，随着生产力发展，物资丰富起来，官兵平等在生活待遇上就做不到了。

　　生产力发展了，物资并不是一下子就随着高度丰富起来，而是有个逐渐地缓慢地增长过程。当增加的物资不能同时分配给所有官兵的时候，先给谁好呢？自然是首长优先。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战争规律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指挥员应该比一般战士优先。

　　但是在建国以后的和平时期，随着物资丰富程度的提高，分配的主观随意性就越来越严重了。量变引起质变，这已经形成一个悖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资越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越低，精神境界越低下。当着一种分配制度不再能推动社会进步，而是产生足够的“毒副作用”时，我们仍然不检讨自己的分配理论，死抱旧观念不放，前途堪忧啊！

　　关于物资分配的理论和思想认识，严重地拖了社会进步的后腿。这就同我们上面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发生了矛盾。本质上就是说：渐渐地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来就是要给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个醒：不要盲目的学习中国。这比以前苏联将自己那一套强加于人，要谦逊和文明得多。可是，不把“特色”的具体内涵向全体人民讲解清楚，也就很难避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如果这样，理论的严肃性和针对性何在？资产和消费品分配上的主观随意性必然有增无减。

　　

　　四、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按劳分配是空想，它不符合社会物资和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那前人为什么要这样提呢？

　　用不着去埋怨前人。“自古圣贤皆有错，至今科学不成熟”是客观事实。甚至可以说：“谁不犯错误他就成不了圣贤”。因为人类的组成极其复杂，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只要有足够强大的人群将某人称之为圣贤，他就成了圣贤。这样，他的“理论”必然带有某种片面性。站在更高、更全面的立场上看，他就是“犯错误”。其二，一切理论都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时代变了，必须产生新理论来说明新问题，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改变社会运动中某些原有的规律。不承认这种改变，就容易陷入教条主义。这样想问题决不是忘记初心，而是遵循辩证法所进行的思考。怎么办？依据历史教训，在新形势下进行新的思考和试验，这就是正确的做法。

　　第一，彻底放弃按劳分配的梦想。

　　前面，我们修改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作为一种尝试，我们也提出“按劳分配”的新含义：按全体劳动人民的整体意志进行分配，就是“按劳分配”。

　　如果我们真这样改，就是放弃了原来机械理解的 “按劳分配”梦想。

　　《共产党宣言》有个基本观点：“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单行本第37页）如果真这样改了，上述“按劳分配”的新定义则与此完全相符。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即使你搞的社会主义很科学，单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很难搞好，但毕竟可以起到榜样作用。我们立足现实，并不放弃未来。

　　第二，现在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但长远目标决不是现在不做。如果现在不做，目标将永远只是目标，成不了现实。我们主张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按需分配”的事情，比如救灾、扶贫，对弱小国家的援助，如此等等。但是，我们国家所推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没有“按需分配”的合法地位——这也是懂了装不懂的一个例证。

　　接受历史教训，对于“按需分配”也必须加上限制语：按科学和合理的需要进行分配。但这还不完善，还要把接受分配的主体讲清楚：家庭。

　　以后将说明：为什么是家庭而不是个人？

　　第三，要用递阶系统的观点认识和管理现代社会。

　　这是今日中国的现实。而且系统论才是今日的辩证法，反系统论就是反辩证法。

　　中国语言丰富且准确。中国人把“国”称为“国家”，意思是“家是小国，国是大家”，治国如同管家。

　　在一个正常家庭内部的物资分配，一般是这样：父亲、母亲这一辈，是负责 “赚钱”的，保证家庭正常收入。未成年子女，基本任务是在学校学习，一般不允许他们去“赚钱养家”。如果真出现 “小孩子劳动养家”的事情，这个社会就极不正常。年迈老人，即爷爷、奶奶们，必须是安享晚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家里决不会要求他们像青壮年人一样去“创收”。当然，社会支付给他们养老金和提供其它特殊优待是另外一回事，子孙们决不会计较。

　　目前中国这个大系统共由中央、省（部）、地（市）、县、乡、村和家7阶构成。上一阶领导班子，把下一阶的成员，都看成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下一阶则把自己所属的上级阶，看成自己所在“家庭”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全国上下亲如一家，这正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其负面的东西，则是常常培养出领导干部的“家长作风”。有一利者必有一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第四，经过研究、讨论、试验和推广四步骤，逐渐拿出切实可行的权力和物资分配方案。

　　首先需要研究：我们需要由自己取得和上级分配的物资和精神财富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不需要理论工作者去管的事就不要去管！管得太宽必然费力不讨好。

　　1962年安徽农村“责任田到户”的管理方法，就是生产、生活规则经过集体讨论，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执行的先例。讨论，就是当事人之间充分交换意见，经过反复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集体遵照执行。

　　以城市为例，讨论的最基本单元，不是家庭，而是社区。为什么？因为社区是由家庭上升至社会的第一个台阶。社区搞不好，党中央的政策就不能落实。按此文定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社区干部的选拔和培养，看成大事，抓紧抓好。反过来说，也唯有社区和农村的“村”，才和每个家庭直接接触，了解每个家庭生活的“科学合理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需要多少？

　　社区讨论结果，要到区里、市里进行平衡、比较，上下反复，才能找到合适的“试验田”进行试验。根据试验结果，总结并积累经验，核实后推广。

　　省、地、县等中间阶，主要是派出干部下基层指导，认真地实现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历史教训是：中层经常出现“肠梗阻”。所以，我们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也同意并且提倡由下级到上级，直至中央进行必要的上访陈情。

　　建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设立：中国公民分配制度改革委员会，负责全盘规划和领导分配制度改革工作。

　　第五，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让新制度成为营造社会和谐和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强大推动力量。

　　现在中央正准备对职称制度进行改革。这决不是应急措施，而应是分配制度全面改革的先声。

　　本文提出权力分配改革的问题，希望引起足够重视。因为物资分配本质上是权力分配的必然结果，二者不可分割开来考虑。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社会管理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如果尊重中山先生的上述意见，政治挂帅就是社会管理挂帅。社会管理的高度科学化，应是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总题目就是政治要科学化。

　　第六，要充分重视社会生活中的互补原理。

　　协同论所讲的，本质上就是互补。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明显的互补关系是买卖互补：没有买就没有卖；没有卖也无所谓买。互补双方同时为对方提供生存的绝对性条件。再如城乡互补，生产、销售企业和运输业互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互补，人工智能和人自己的劳动互补等等。这些，在改革分配制度时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任何社会性劳动成果，都不是单一靠劳动取得的。

　　改革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事业单位失去事业心。本来，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是互补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就造成二者趋同；而趋同必然破坏互补：双方功能接近，就不再互相需要。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是标准的事业单位。它们都用“赚了多少钱”来衡量成功与否，就和专门生产产品用于销售的企业单位的考核标准雷同。一切向钱看就失去事业心，破坏了企业和事业的互补关系。地质勘察单位也是事业单位，所受冲击较小，这是因为其对社会影响比较小。它的性质也决定它不容易被企业化：它是地下情况的侦察兵，而侦察工作成果无法直接用来进入市场交易。因为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人们还不敢突破这一框架。

　　文化部门有些特殊：其奋斗目标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这当然属于事业。但看戏看电影又不可能不收费，因为其兼有娱乐性质。要坚决杜绝以票房收入作为衡量文艺节目水准的任何做法。体育情况也比较复杂：促进全民健康是其目标，当然属于事业。但观看体育比赛完全免费也不现实。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教育和医疗的“企业化”管理。教育改革正在进行中。而医院和医生的腐败，已经到了令人深恶痛绝的程度。必须确定在一个短时期内，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和医疗免费的目标。医生和教师工资待遇，应仿照公务员处理。

　　一个遭到更严重破坏的互补关系是官民互补。改革分配制度的最直接目标，是改善官民互补关系。这是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好点到为止。

　　第七，明确能够进入社会分配的物资和精神产品的种类和性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进入社会分配的不仅是钞票。或者说钞票不过是带它们的表现形式。对于可分配物的社会本质，必须有充分认识。

　　粗略划分，进入社会分配范畴的东西至少有以下几类：

　　第一，支持正常家庭生活消费的各种物资与货币，比如住房、食品等等。人们真正关心和计较的，是这一部分的数量和质量。

　　第二，公民工作，特别是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必须的装备和工作中消耗的物资。比如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人一台工作用电脑、一部手机；再如医生随身配备的简单医疗器械，针灸用的银针。地质队员的铁锤、罗盘、放大镜。凡是为工作需要而进行的物质分配，都能得到公民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公务用车，你办公事，出差，参加会议等，用公车合理，公民们不会计较。而对于公车私用，人们却很反感。

　　第三，属于基本生活、工作必需品之外的高档消费品及其它奢侈品。这一部分东西的来源和去向，是反腐败中最引入关注的东西。

　　除了上述三者的区分，讨论中还会涉及其它分类方法。以上三类物资分配中，都有可能产生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公民对此感觉不合理到底对不对？如果承认其不合理，又如何进行整改？

　　除以上三者外，奖励得当与否，有时更会引发社会舆论关注。物资奖励带有分配属性，精神奖励则与干部前途有关。奖励主要是针对个人，以家庭为单位受奖者情况不多。贪污腐败官员能步步高升，也同奖励的来源和授予极不合理有关。提拔干部总要有个理由，干部的逆向淘汰，会干的不如会来事儿的，亲民的不如亲大官的，这些弊端都是官本位制度促成的。这些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分配，也应在此次分配制度改革中提出整改办法，实现痛改前非。

　　企盼全新的分配制度出笼。但更为亲民的办法是：为此经常征求群众意见。有不妥之处，随时改正。特别是当领导干部的，应不计较个人及家庭得失。

　　调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不以单个人为单位，是考虑到正常消费总是全家共同进行。个人独立生活，尚未成家者，情况虽有些特殊，也与家庭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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