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303-1 ‌陈建国：兼容百家，更尊孙子

　　‌陈建国：兼容百家，更尊孙子

　　——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南昌 330006）

　　在众多文明古国中，公认对世界文明影响最大的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前者代表西方，后者代表东方。让当代如此混乱不堪的世界走向清明，让地球获得安宁和欢乐，需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同时需要东西方文化互补，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民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和全球担当，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达成此项任务的第一步，是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正确的态度。

　　一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真实含义就是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深刻和广博是两个不同方向，需要深入分析讨论才能理解。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经历5千余年文明史，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土面积内活动，在极其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内繁衍生息数百代，所形成的文化自然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中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多元性是自然和社会复杂性、多元性的必然反映。

　　此外，中华文明还经历过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实实在在地“百家争鸣”时代。尔后汉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看是一统，其实质不过是各种不同观点都打同一旗号“儒”而已。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文明统一。其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因此，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首要的是如何对待诸子百家？是融合百家，还是独尊一家，采取文化霸权主义？

　　中国人历来承认：“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痛恨、鄙夷文化霸权主义。所以，只要站在中华传统文化立场上，就必须承认需要兼容百家。对于董仲舒之流，中国人历来没有好感，即使在儒家内部，评价也不高。儒人们都是言必称孔、孟，或者后来的朱、陆、王，没有人太把董某人当回事。

　　但是，中国学者虽然承认“兼听则明”，在实际的理论讨论中，总会“众人皆醉我独醒”，认为只有自己这一派正确，别人的理论都是谬说。这就像中国武术，门派之争非常突出。这看来很矛盾的现象，其实是统一的：没有对手的低矮，怎显得我的高大？所以，对手即使胡说八道，也要认真听听，以便“战而胜之”，以论战的胜利为快乐。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与以上态度完全不同。他所采取的办法是：看各家各派都有什么长处，拿来为我所用，自己组织一套理论系统。他这样的兼容百家，就不是简单地把各家各派的观点罗列在一起；更不是杂乱无章地组合；而是通过自己深入研究，经过深加工、精处理，取精华去糟粕，让别人的观点成为自己理论的组成部分。甚至天衣无缝，混然天成。这是主张“更尊孙子”的第一个理由——他是兼容百家的模范。

　　历来的研究者，往往只把《孙子兵法》当成兵法来对待，没有看成是精确的政治理论、治理国家的基本纲领。更有甚者，把它只看成“阴谋诡计大全”，就彻底偏离了孙子思想的宝贵精神。

　　二

　　孙子，名孙武，是中国著名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祖辈。（相差84代）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大约与孔子同一时代。但孙武的祖先并不姓孙，而是陈国公子完，逃亡到齐国，改姓田名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因战功被赐姓孙。孙武是田书的后代，因战乱逃亡至吴国。后经伍子胥推荐被吴王重用，领兵打仗屡立奇功。

　　他和他的祖先生活在战乱频繁的年代，研究兵法而有所收获，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打仗的体会形成《孙子兵法》。但因此就把他看成“好战”，则大错特错。孙子和孔子同时代，孔子曾经向老子学道，可见老子比孔子稍年长，三个人同时代，思想交流，相互了解是必然的。史称《孙子兵法》有后人加工之痕迹。果然如此，则“百家”之见解融入其中更不足为奇。

　　按流行的《孙子兵法》共十三篇。“始计第一”是总纲，这总纲中就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大量内容，但不仔细分析，未必能体会得到，所以说混然天成，丝毫不留痕迹。

　　孙子说的“五事”内容极丰富，这是治国的纲领。“一曰道”中之“道”，显然与道家有缘。但老子的道是自然之道，即“道法自然”，就是说道以自然的存在为依据，它不是人为的东西。用今天的话讲，是自然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的说法完全符合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人是大地的儿子，大地是天体之一，天体运行有规律，这些规律（道）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也不是神为的。孙子在整个十三篇中吸纳了道家的主要思想，但他比老子更进一步，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

　　他对于道作如下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老百姓与国王意志相同，达到不怕危险，不避生死的程度。上下一心者必胜。道就是民心，民心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要害，失去民心就失去一切，必败无疑。这就是孙子的五事之首。这也是历史一再证明的客观规律。

　　对照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可见孙子与道家关系极密切，印证了李约瑟和鲁迅的观点：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道、天、地、将、法五事的排列秩序源于道家的上述判断。这里把“人”换成了“将”，这一点不同反映了孙武思想的创造性，“将”是指军队的各级指挥员，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与孙子一脉相通。但如果强调人的作用而到达忽视其前面的道、天、地的决定作用，就违背了孙子的教导。这就是不讲客观条件的“干部决定一切”，属历史唯心主义。

　　孙子把道摆在首位：无道之战，不管天、地如何有利，将领如何英勇善战，这个仗都不能打。“天”，按原文解释是指气象条件，其实还应该包括大势在内，即大的政治形势究竟如何。这样才能比地形地势重要，摆在“地”的前面。孙武经历多次大战，他当然知道地形地势比天气重要的道理。

　　十三篇中有两篇专讲地形（地形第十和九地第十一），份量比天气重得多。大势的有利与不利，不是决定打不打，而是决定作战方法。例如，苏区红军的作战是正义的，可以打，但打法跟以往任何正规战法都不同。道则是决定打与不打的问题，违背道之战无论如何都不能打。所以道统帅五事。

　　孙子并不排斥法家，而是把法摆在最后落实的地位上——当落实前四事的战略部署以后，成功的责任才会落在法制上面。兵法如此，社会治理更是如此。法制要干部来贯彻执行，干部不好，法制就成了空话。然而好的干部必须通晓民心、天时、地利，所以最终由民心决定。

　　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地利、人和”均脱胎于孙子，他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反映他对孙子的理解；没有注意“天时”主要是指天下大势，以为真的是指气象条件，才会得出“天时不如地利”的结论。孟子是孙子之后的“大师”级人物，他尚且如此，看来真懂孙子并不容易。

　　道家更重要的思想是互补观念，道是古代百家中掌握辩证法最好的一家。老子说“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道德经》39章）君王必以民为本，地位高的人以处于下层的人民为基础。这里讲的是君民互补、官民互补，孙子则要求上下同心。道家双鱼图案，是互补原理的形象化描述，竟绘入了韩国国旗图案，可见互补原理影响之广。

　　孙子用兵作战中的奇正互补；对待有利与不利地形，孙子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后人改为“置之死地而后生”意思一样，这些都是辩证的思考。按条件哲学，互补才是辩证法的核心，讲互补就是讲辩证法。当然，中国讲互补讲得最好的，当数更早些时齐国的相国晏婴，他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形象生动，“只有各种佐料火候等相互交融，才有味道。”（肖、李主编《中国哲学史》第59页）孙子吸收了晏子的观点。

　　道家另一个重要观念是“无为而治”。对于为与不为的辩证法，道家有所偏离，强调“无为”（安徽芜湖竟有县名如此，可见影响之深远）而轻视“为”的作用。孙子摒弃了道家的这一观念，在“军争第七”中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是对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要求：化被动为主动。这说明：孙子对于其他“家”的学说，决不照抄照搬，而是经深入思考决定取舍。

　　道家的无为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所作为，而是要求政府少管事，实现村民自治。这对于政务简单的古代很有可能；对于行政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相当困难；对于需要全军统一号令的部队则根本不可能，所以孙子摒弃“无为”。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取舍，这是对待其它理论（包括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孙子是最没有教条主义的学者，他从来不引用“什么人说”来加强自己的论述。

　　三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二是整体观。整体观在孙子兵法中反映突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几乎是中国很多学派的共同主张。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那种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的时期，杨朱是道家之一派，主张个人主义，自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与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相对立。他并不成什么气候，被孟子等狠狠批判了一通。

　　而孙子的整体观又有自己的特色，他强调“势”的作用。

　　他在“兵势第五”中专门讲势：“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这样看势，就是所造成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客观态势。所谓整体，不是简单地把大家聚在一起，而是必须发挥整体一致的作用。传统文化讲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就是源于孙子关于势的思想。

　　西方个人主义的正面作用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不压制人才，支持个人奋斗；其负面作用，则是全民族不能拧成一股绳，分裂成一盘散沙。近代中国的分裂松散，明显是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侵害。孙子坚持全军一致，纪律严明，遵守号令。

　　中外战争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在军队提倡个人主义，就是走死路。

　　孙子所处时代，周天子已经有名无实，列强都想争霸，进一步统一中国。孔子想恢复周的权威自然是逆潮流而动，处处碰壁。孙子并没有完全排斥儒家，而是取儒家之“仁”。孙子对将的要求有五条：智、信、仁、勇、严，把孔子的仁摆在对军队干部提出要求的第三项。对于军事干部的这五项要求，其排列秩序也很有讲究，不能颠倒、混乱。

　　孙子把智摆在对将领要求的第一位。后人常说：“将贵智、兵贵勇”；严格地说，这种理解不对，孙子决没有士兵不需要智慧，只需要勇敢的思想。战争实践也告诉我们：即使是小兵或下级军官，聪明同样是第一位的；在战争中容易上当受骗，不打败仗才叫怪呢！

　　智摆在仁之上，是不是就“不仁”呢？恰恰相反，只有聪明的仁才是真仁。糊涂蛋讲“仁”，不是东郭先生之仁，就是怀蛇农夫之仁，一定倒大霉。什么叫傻？不智之信是傻的主要形式。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违背兵不厌诈的信条。不讲信的仁就是说了不算，口惠而实不致，假仁假义。所以信要摆在仁之前。

　　在智、信、仁的前提下，才能讲勇敢和对部下的严格要求。勇首先是对干部自己说的，自己打仗怕死，就没有资格对下属和士兵严格要求。不智之勇是匹夫之勇，有害无益。不信之勇是骗人把戏，假的。不仁之勇涉嫌残暴，不可提倡。所以提倡勇以前三者为前提，当然就有资格对下属严格要求。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知道：对于军事干部的五项要求秩序不是乱摆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后人的愚兵政策，欺骗下属和士兵的种种做法，都是见不得光的阴谋诡计，与孙子并不相干。曹操为了让士兵为自己卖命，谎称“前面有梅林”，虽然一时可以摆脱困境，最终会失去下属和士兵的信任。救急措施可以做，事后必须向下属和士兵道歉，说明不得已的苦衷，请求原谅。

　　对比儒家对“仁、义、礼、智、信”五项要求的摆布顺序，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孔子、孙子的差别在哪里。孔子把“智”摆在那么后的地位，你不能说孔子“愚民”，虽然他宣传“唯上智下愚不移”。但不智之仁是什么？

　　前面已经讲过，所以中国历史上会有那么多迂腐的知识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与儒家的仁字当头，不分是非有很大关系。说说好听，用仁骗人，也是常事，因为信摆在最后。虽然也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但作用不大。孔子经常讲“克己复礼为仁”，就有许多不讲是非，不问真假的荒唐之举。宋襄公之仁，就是对儒家“仁”字当头不问是非的有力讽刺。

　　我们对比地介绍了孙子和孔子对于干部修养的要求，说明他们的异同。以智为首是孙子对干部修养的主要要求。很可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我们曾经以无知为光荣，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打击、迫害一大批知识分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论是李自成起义中李岩的悲剧，或者是天国群雄中石达开、李秀成的遭遇，都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智包括知识和智慧两个方面，知识多了不一定懂得运用；运用知识的手段高明，才显得人有智慧。马谡知识丰富，却缺乏智慧，充满教条主义，所以打败仗。中国人如果不能克服其思想方法的盲目性，不能排除“官多大理多大”的官本位封建思想，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也不会用。中国人需要反对教条主义，有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四

　　说孙子反战，主张和平，是从战略高度考虑，不是仅仅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战求和，民心至上，是和与战的辩证法。单纯的和平主义，达不到目的。在谋攻篇中，他总结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讲了攻城之害后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孙子认为，能够通过政治谋略解决国与国的争端最好；如果不行，也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用兵。

　　古人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即总结了孙子的观点。所以孙子会打仗决不等于好战。这一点，也可以认为孙子与后世的墨子“非攻”观点相通。但墨子晚于孙子，所以《孙子兵法》中缺少墨家痕迹。

　　至于墨子的“兼相爱”，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关，与孙子无关。如果墨子与孙子同时代或较早，则定会强化孙子的反战思想。后来有人骂墨子“无父”，则属于“恶毒攻击”之类。

　　更尊孙子的第二个理由，是孙子兵法是中国最早的系统论。即他的观点符合系统理论的要求。所谓“五事”，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五大条件群；五事之下，又举出具体条件。前面说过，“将”分五条。地，更有专门论述两篇，分析得非常细致；其他三事也一样。这是一个递阶系统，归纳取得战争胜利所需要的条件群。所以第三个理由就是：《孙子兵法》是条件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孙子把“道”理解为民心决定论，直接预先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要害。与马克思主义高度一致，更是我们“尊孙”的理由。以上四条理由，就足以说明：《孙子兵法》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政治纲领。其创始性和先进性高度统一，让我们感叹祖先的智慧和远见。

　　五

　　《孙子兵法》作为政治纲领的现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法家，个个都是出色的政治家，是总理之才。如姜子牙、伊尹、管仲，后来的诸葛亮、刘伯温等等。因为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极端形式，是特殊性；政治斗争是不流血的战争，是普遍性，二者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军队的管理最为严格，向兵法学习管理，是当代管理学内容的重点之一。

　　“道”就是上下同心。这是政治清明的第一要义，我们做到了吗？老百姓想什么，领导是不是知道？知道了，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知道了，做到了，老百姓自然会遵守和实践党和政府的号召。

　　现在这里出现差距了，老百姓担心的是贫富差距过大，许多“老板”级的人物胡作非为，明星吸毒、嗜赌，公众人物胡说八道，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宣传工作怎么回事？这些明星不是通过你们所掌握的媒体成名和自我扩张的吗？出版工作、影视节目也向钱看。有钱给你就敢播，是不是？网友形容那些胡编乱造电视剧是“好演员让导演给糟蹋了”。书号费高得离谱，加上出版基金运作不科学，许多好书出不了。

　　自己一切向钱看，老百姓对领导工作提出点儿爱护性的批评意见，宣传者就“说三道四”。宣传工作的指导方针到底是什么？作为“心”的工作，千万马虎不得，不能“唯书唯上唯钱，就是不想唯实”啊！政策制定更是关乎“心”的大事，一定要上下齐心，才能政策落实。

　　不要光看GDP好不好？把生态文明列入考核标准，可是具体怎样落实呵！陈一文指出了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但其根源是在政治方面，在于决策中的GDP挂帅。政治工作“违道”，对不起老祖宗孙武。GDP挂帅还造成看病难、读书贵、中国足球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不看天，不看地，只看领导愿意不愿意。

　　这样搞决策，就是跟孙子唱反调。水库蓄水线附近不能建设重要建筑，因为那里会产生地质灾害，这是常识。但一些地方领导就是要逆天地规律行事，在三峡蓄水线附近建设港口，事后不得不第二次搬迁，造成浪费。其实比这严重的事情还有很多。自然条件是一切决策的基础，忽视自然条件搞建设没有不失败的。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叫其乐无穷，决策当中还能把天、地是否同意当回事吗？

　　用孙子对“将”的五大要求，来检查我们的干部政策，其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总结起来，《孙子兵法》虽然是古代政治纲领，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依然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