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毛时代陷入社共混讲陷阱,文革去社取共;邓时代靠枪杆子维稳,改革去共取社。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四不像”,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左右合流、官僚本位、暴力维稳的封建主义。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关键词:新时代;旧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1]所谓社会主义者,就是指那些思想“发育不完全”的空想家和社会庸医。
共产党人为什么必须否定社会主义呢?理由有二:其一、如果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是共产主义,坚持共产主义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其二、如果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不是共产主义——蜕化为精英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那么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向前发展是否定,纠正错误也是否定,二者必居其一。
1940年,毛主席说:“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2]可想而知,中华民族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真正强起来,必须依靠共产主义思想和制度。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改变中国革命面目、改变党和国家人民共同命运的正确道路。
图1 社会主义政治光谱图
这里,介绍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光谱图,这是朱老师的新国学创新成果之一。数值代表可信度K,K=0代表可信度为0%,即完全不可信、弄虚作假;K=50代表可信度为50%,即半真半假、亦正亦邪;K=100代表可信度为100%,即真实可信、不说假话。可信度K指认识与真相的距离,是衡量领导人治国思想和社会制度好坏的晴雨表。
一、基本依据
根据《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正确原则是“姓社姓共、社共分讲”,正确结论是“一正四负、去社取共”。
二、简要结论
广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属于杂家的“四不像”思想,包括资本主义邪恶思想(右派K=0-30),封建主义混世思想(中派K=30-50),社会主义错误思想(左派K=50-70),共产主义正确思想(正派K=70-100)。狭义的社会主义指精英本位的国家主义(苏联模式)。不同主义思想和制度是一个区间,不是一个点。包括宗教鬼神、资封修(社)在内的旧文化也有个别可取之处。
三、适用范围
在传统教科书中,社共混讲、去共取社由来已久。《共产党宣言》的社共分讲、去社取共,是解开国共之争、文革改革、深化改革等谜底的金钥匙,也是编写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根本原则。“政治光谱图”是破解社会意识形态混乱的专用工具,能否成立、有无应用价值呢?可用历史和逻辑检验。当然,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能够合理解释历史和现实,正确指导实践和预测未来,最终要拿事实说话——证道。
四、应用示范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
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具有杂家思维、实用主义、糊涂思想特点的“四不像”——猪沙白+孙悟空,以唐僧为代表。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社),指左右合流、暴力维稳的封建主义中派,以白龙马为代表。“特社”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科社)、西方资本主义(民社)、共产主义(真共),属于不左不右也不正的中派(中间派)。推导公式为:错+邪=混、社+资=封、左+右=中。
对“特社”,有人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都是以资本主义为标准来解读的,难以反映出左右合流、资封修鬼、官僚本位、消极混世、人心规矩、暴力维稳的社会特征,存在着标准不合理和定义不准确的问题。
(二)对修正主义和文革真相的判断
根据“政治光谱图”,毛主席文革(孙悟空)反对党内的资封修(猪沙白),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明确反对的三类社会主义者(封建、资本、空想)。修正主义,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左中右杂社会主义者,包括国家主义(左)、资本主义(右)、封建主义(中)。杂家(旧唐僧)思想糊涂,主观上是革命派,客观上也算修正主义——空想主义“四不像”。正所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明白“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对认识文革真相是很有帮助的。毛主席类似于孙悟空火眼金睛,识破白骨精要吃唐僧肉;唐僧和猪沙白肉眼凡胎,不识真相,同情白骨精。孙悟空(正)奋不顾身打倒了吃人的白骨精(邪),本身立下大功;却被党内当权的唐僧(杂)和猪沙白(左中右)彻底否定了,无辜遭到放逐。有着杂家思维的中共,类似于糊涂思想的唐僧,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走共派)、言行常受左中右社会主义(走社派)干扰——所以叫“四不像”,喜欢有权就任性,经常遭遇资封修(社)等妖魔鬼怪(走资派)的算计。
(三)对中共领导人历史是非功过的判断
大致来说:毛三七开,在于社共混讲(K=70);邓五五开,在于社封混讲(K=50)。其中,1980年代,在于资本主义(K=20);1990年代,在于资封混讲(K=30);2000年代,在于封建主义(K=40)。2004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努力救党救国,但政令难出中南海,难以突破资封混讲的政治瓶颈,属于混世的封建主义。
历史证明,毛时代陷入社共混讲陷阱(K=50→100),船到码头车到站,牛不喝水强按头,难免焦头烂额;邓时代坚持去共的资封方向(K=50→0),反其道而行之,背道而驰,难免错上加错,笔杆子靠枪杆子撑腰,国家政权靠暴力维稳。可见,习时代的政治背景是封建主义(K=30-50),属于资攻社守、右攻左守、消极腐败的蜕化模式,意识形态工作相当被动。
(四)对新旧时代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判断
根据“政治光谱图”,划分为可信的新时代(K≥70、正派)和不可信的旧时代(K<70、左中右杂)。所谓新时代,指可信度K≥70消除资封修的共产主义方向,可信度K从70→100方向前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属于革命派。所谓旧时代,指可信度K<70复辟资封修的资本主义方向,可信度K从70→0方向倒退,坚持错误,弄虚作假,属于反动派。
在中共专政条件下,判别新旧时代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核心领导。旧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资封修(社)或左中右社会主义,共同特点就是消极反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从旧时代到新时代就是一场伟大转折的革命,习近平“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王岐山)。
(五)对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预测
方向决定道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成功摆脱封建主义的混世状态,一举突破社封混讲的政治瓶颈(邓K=50),恢复了社会主义(K=50-70)的主体地位,十九大具有突破社共混讲的政治瓶颈(毛K=70)的可能性,但还没有真正突破——社共分讲、去社取共。
未来预测:只有抛弃遮遮掩掩、弄虚作假、奄奄一息的左中右杂社会主义旧时代,才能真正彻底进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新时代。
(六)对意识形态工作攻守易位的预测
意识形态工作扭转乾坤、打开新局面是有路可走、现实可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就是坚持“真理、革命、人民”的共产主义(K=70-90)的目标不变;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守正创新,就是要坚持消除资封修(社),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方向(K=70→100)。要敢于对左中右杂的社会主义(K≤70)说不,努力促进社会主义者自我革命(K>70)——说真话、讲实情、走正道。
当今世界,妖魔鬼怪要吃唐僧肉(自由吃人)的言行不会停歇,丛林里狼虫虎豹、飞禽走兽的各种噪声也不会停歇,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光荣而艰巨。只要请回共产党人,重整行装再出发,沿着解放真理的方向继续前进,坚持去伪存真、主动进攻、不懈奋斗的革命模式,意识形态工作必然焕然一新。
(七)对社会主义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预测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社会主义。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积弊,改革比不改革好,正确改革比胡乱改革好。新时代否定旧时代,本质上就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和制度全面代替社会主义。与多快好省的共产主义相比,左中右杂的社会主义都是矮子。就是说,虎穴、狼窝、猪圈固然有其合理性,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无须对旧时代念念不忘,毕竟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共同命运都是亡党亡国。
以中共为例,毛主席文革、邓小平改革、习近平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都是面临社会主义亡党亡国的巨大危险。历史证明,左中右杂的社会主义都搞不下去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毛主席文革希望进一步,用共产主义(正)来救社会主义(左)。邓小平改革是退一步,不左不右也不正,1980年代用资本主义(右)来救社会主义(左),出现了八九风波差点亡党亡国;1990年代开始变成了封建主义(中)的暴力维稳模式,难免消极混世、坐以待毙。当今中国,深化改革就是针对文革改革都失败了,中共又一次面临亡党亡国的问题。
在新时代,只有坚持“真理、革命、人民”三大原则,才能防范胡乱改革的颠覆性错误——三重贫困、塌方式腐败、亡党亡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只有坚持“真理、大道、圣贤”三大法宝,才能迅速扭转乾坤、克敌制胜,真正取得话语主动权和文化领导权。
当然,共产党人不是否定旧时代的一切成就和特殊优越性——错误的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改邪归正、自我革命、立功赎罪。老子曰:“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人之不善,何弃之有。”一个好汉三个帮,用人之长是必须的,包括反面教材也有用处。共产党人不搞关门主义,也不搞无原则的妥协。唯一正确出路,就是首先解放真理——请回孙大圣,真正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人坚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者坚持自我革命,早日完成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拨乱反正,才能解决好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
注释:
[1]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