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 政治安全：重建人民新信仰，接通中华老祖宗

　　‌第四章 维护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民族安全等六大方面，它们是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常言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国家安全的核心是政治安全，重点是经济安全，基础是文化安全。政治、经济、文化是国家安全的三大核心要素。

　　一 政治安全：重建人民新信仰，接通中华老祖宗

　　在中国极右派官僚粉饰太平的谎言里，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喝着狼奶长大的青年，崇洋媚外又奴颜媚骨，哈美哈日又恐美恐日，偏听偏信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第五纵队”的邪恶蛊惑，完全不明白国家安全的全面性、相关性与重要性，认为这只是某些激进派危言耸听。他们这种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安全的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甚至一些人以当国人为耻、当汉奸为荣，甘当引路党的洋奴心态，对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来说就更加危险，更应引起全社会重视与警惕。当前，中国政治领域的安全存在什么问题？主要有：

　　其一，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最大危机，是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妖魔化。道义是人心的旗帜，人心是政治的根本。丧失了天下道义旗帜，政治就丧失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这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准备“釜底抽薪”的致命一招。尽管当今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受到世界共产主义低潮的影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被极右翼势力妖魔化，坚持共产主义的党员群众社会地位，也被极右翼势力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在重庆公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一枝清荷网友，就为第三军医大学的极右势力所不容而被开除公职。全世界无论在朝或在野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丧失道义旗帜，也就没有底气，更没有胆魄，只能类似于宗教精神，靠重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来安慰自己、安慰全党、忽悠天下人。大多数人民群众，已经不再认同党的意识形态理论，许多新党员入党则是完全从个人利益角度考虑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与坚定。因此，党内外人心离散、信仰迷失，共产党和群众都面临着一个信仰危机的大问题。

　　其二，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着内忧和外患两种压力。在国内，社会呈现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社会阶层利益公开分裂，在思想上彼此不认同。极右派官僚借改革之名，与买办势力、黑恶势力相互勾结，种种倒行逆施的无耻行径，已经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为极右派邪恶势力背黑锅，把人民群众的不满怒火引向对共产党的攻击中，企图搞垮共产党，解体新中国，实现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霸权梦想。这是极大的内忧。在国际，西方帝国主义始终未放弃新冷战思维，加紧对中国的威逼利诱，想尽军事封锁、经济制裁、内部瓦解等各种办法，企图颠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帝国主义在中国不断培植自己的政治代理人，通过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争取、对报纸网络等主流媒体的投资收买，实施对中国民众的分化误导，继续发动颜色革命。这是严重的外患。外患通过内忧而起作用，如果长此下去，一旦出现不测，就面临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必然后果。

　　其三，人民群众政治思想混乱，迫切期望正确解答。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党内外不断有人问：“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一面坚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保证不丢失阵地；一面寻找新出路，对古今中外的政治文明都在探索借鉴，必须实施意识形态的新长征，理论创新成为全党上下的明确共识。然而，大多数情况是雷声大雨点小，不敢越雷池半步，国家领导人信奉教条、抵制创新，因而“只做大官，不做大事”，难于落实。

　　这里，通过对以下五个方面问题的回答，再比较读者心中的传统观念，就能诊断出中国政治安全的危险程度。

　　问题1：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吗？

　　答：共产主义，在中国称为“天下共生”，也称大同社会。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外来思想，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立身之本。中国远古的尧舜禹“禅让制”，就是共产主义的政治模式；周朝以前的国家领导人称“天子”，意思就是“人民的儿子”，是对共产主义模式的认同；周文王《易经》，就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王道模式；老子《道德经》，更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解读。历史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模式易知易行，很容易实现，二十年就可以完全实现。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与实践老子《道德经》思想有关的，哪怕处在天下大乱之中，都会在二十年内出现天下大治的太平盛世，比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唐初贞观之治、明初永乐之治、清初康乾之治等。道家的天下共生、墨家的大同社会，都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经济理想。特别地，墨家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实践一致性，都是具有一定空想性质的共产主义思想。

　　有人认为，“共产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观空想，与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与实际需要没有关系。共产主义虽然很美好，太理想化，却没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前途所在。共产主义是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外来的西方文明，宣称必须用儒家的资本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真正出路在于道医兵易所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化复兴。

　　问题2：改革开放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不完全的混合形态，其内涵与前途具有多向性。比如，国家（精英）本位的社会主义、官僚本位的封建主义、个人本位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等于共产主义，这是邓小平面对极左与极右争夺对党的领导权，所提出的一种政治理论与实践策略，其“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追求，表明它应是人民本位的共产主义的过渡状态。事实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底地做好了，与共产主义具有相似方向。当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可能反对共产主义，将之束之高阁，因而阻碍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因此，是否具有共产主义光明前途，完全取决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发展眼光与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资本论》本身，就是研究资本主义运动及其规律的结论，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因此，邓小平认为不搞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就无法驾驭资本主义成果，这个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改革开放”只是破题之举，“共同富裕”才是结题之作。邓小平所持改革开放的治国思想，是基于当时极左思潮占据主流的基本国情，是一种矫枉过正、反制极左的措施，其理念更偏重于中国古代的法家学派。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全背离。”在这个意义上，极右派肯定改革开放，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问题3：为什么中国人思想是实用主义？

　　答：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经济因素的作用，这是西方文化的特色。毛泽东思想更加重视思想文化的力量，更接近本源，在中国社会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实践出真知的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立场与天下道义，用封建主义的王道模式，战胜了资本主义的霸道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必然战胜封建主义，这正是“补课论”的逻辑依据，实际上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与规律的。因此，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它的逻辑失误导致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毛泽东思想高于马克思主义，是独立自主的实践创新。毛泽东反对儒家 “空谈”，坚持墨家“实干”，实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同，具有文化经济模式的同一基因。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可以从墨家学说中找到历史影子。

　　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扬光大。”这个结论从道义旗帜上说是对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接着走”，但从历史逻辑上说是不成立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有影响，甚至是有决定性影响，理论学习是有益的，但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精华来自于实践出真知与独立思考。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恰恰得益于他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书本教条中走来的马克思主义。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毛泽东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越小，就越有可能实践出真知与独立思考，成为与马克思一样的人民领袖和导师。事实证明，始终仰视的教条主义者，不可能达到人民领袖的精神境界与理论高度。对人民领袖只有坚持平视，才能领略他们的精神风采，做到平视的前提，就是坚持实践出真知与独立思考。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信仰个人主义，代表民间立场。党政官员和国企员工信仰集体主义，代表官方立场。对于未觉悟的群众来说，不在于信仰本身，而在于利益决定立场。不同利益就具有不同立场，这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态度，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墨、儒、法、名、杂五大家的态度。官民尖锐对立，其利益与观念都相互割裂、难以统一，对中国政治是非常有害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极右派鼓吹利益多元化、道理多样化、文化多元论、意识形态多元化。事实上，鬼神之道的文学艺术宗教是个性的，是多元的；天之道的哲学文化理论是共性的，是唯一的。坚持文化多元论、意识形态多元化，是天下无道、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错误观念，对中国政治和国家统一是有害无益的。

　　问题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绝对正确吗？

　　答：任何理论都只是一种思想启发，而不是唯一的真理标准。不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不是绝对正确，其基本原理也有重大失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用来应付考试与清谈，而是用来指导人民的革命实践。那些应付考试与清谈的人，对于辨别理论的真伪正误是不感兴趣的，重复教条是他们的唯一特长，重复其中的错误是其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条主义者没有资格和能力鉴别理论真伪正误。那些注重理论指导实践的人，如果在实践中吃亏了，就要学会找出问题、想出办法，用实践鉴别出真伪正误，用逻辑探索出理论新路。毛泽东、邓小平都十分强调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的重要性。科学发展观必须突破经典教条，在尊重事实与具体实践中寻找出路，闯出一条新路来。

　　当前，寻找新出路的理念创新，经常出现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偏差。原因在于思想不够解放，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需要在传统说法中去找证据找理由，在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不一定具有自然逻辑联系，在思想上难免一团乱麻。只有坚持道法自然的真实标准，绝对尊重实践的权威性，采取平视领袖的态度，放下神圣权威的架子，对人类文明所有的思想，都要依据客在事实，从根本上加以科学怀疑，敢于打破传统观念重建新理论。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大胆创新，从哲学的自然本体论入手，才能真正走出理论彻底化的共产主义新路。这条新路就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行“两个彻底决裂”之中。正如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不要做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与信徒，要做共产主义彻底革命的同志与战友。因此，寻找新路的科学发展观，绝对不应重复错误。如果不敢平视或超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就不是理论彻底的科学发展观。真正的马列毛合格接班人，只能是共产主义者。科学发展观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共产主义。

　　问题5：政治民主与专制，同社会腐败有必然联系吗？

　　答：政治民主与专制，只是一种治国的方法，它们同社会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坚持天下道义与人民立场，无论政治民主与专制，都不会出现社会腐败的泛滥。反之，如果坚持极左极右个人名利，无论政治民主与专制，都会滋生大量的社会腐败现象。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中央集权，坚持人民专政，没有什么严重的腐败现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喜欢讲政治民主，结果腐败现象公开化，实际上更加严重。社会腐败起源于自然人的欲望本能，泛滥于“天下无道”的时代，它是一切私有制社会及其思想的必然产物。不从制度上消灭私有制，不从思想上抑制私有观念，不能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两个彻底决裂”，社会腐败现象就会层出不穷、前腐后继、屡禁难止的。只有天下有道，才能对特权腐败标本兼治，实现全面治理。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模式，才能彻底消除社会腐败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纠正措施如下：

　　第一，重建信仰，人民立场。在意识形态上，恢复共产主义的人民信仰。以老子《道德经》重建共产主义信仰，接通中华民族与人类文明的老祖宗，壮大人民文化力量。科学发展观理论要彻底，要把马列毛邓与科学发展观真正接通讲透，使之成为新的国家哲学，成为新的信仰之源。理论只有彻底，就能说服群众。只有理论彻底，才能入脑入心，才能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

　　第二，理论彻底、本末有序。常见问题在于，只讲现象和方法，不知本体论。只讲现象好坏，不识理论正误；只讲方法有效，不管人民立场。治国策略长篇大论，实际上假大空。处处重点，没有本末逻辑；头头是道，达不到实践效果。因此，要重视对《道德经》、《易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自然主义研究，对教条主义的儒家、精英主义的墨家、空谈主义的名教、官僚主义的法家、杂烩主义的杂家等实用主义观点保持警惕。具体地说，对自然主义要认真实践，在实践中发扬光大或纠正错误；对实用主义要批判继承，分清立场观点方法，识别真伪优劣好坏，防止出现偏差。

　　第三，整合利益，模式保障。要坚持共建共享与全国统筹，从全局上整合群众利益，减少因利益分化造成的社会对立。警惕极右的官僚主义和极左的教条主义，用共产主义思想反特权反腐败，高扬天下道义，做到正本清源。建立自然共产主义模式，在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为反腐主体。如果脱离共产主义思想和制度，一切反腐行动都是难以持久有效的。

　　第四，堵导结合，奖惩分明。治国犹如治水，单纯的堵，严厉禁止不行；单纯的导，只给出路也不行。只有堵与导、诛与教相结合，才是人间正道。“不教而诛”固然不好，“只教不诛”更不行，相当于鼓励犯罪。禁止做什么，鼓励做什么，既要说清楚，又要有可操作的奖惩措施。警告绝路在前面，告知出路在哪里，所有的人只要自己愿意，都能够走上正道。

　　第五，铁腕立威，中央集权。先治党，再治军，国可治，民可安也。要从文化源头上治理，对严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执行政治纪律，及时公正处理；打击黑恶势力，拔除官员保护伞要从重从快，彻底铲除，绝不能手软。当前，党中央有必要调动人民军队，建立中央集权与国家权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