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 文化创新：选人才与用人才，出人才与得人才

　　‌六 文化创新：选人才与用人才，出人才与得人才

　　文化产业与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当前第四产业存在什么问题？主要有：

　　其一，人才与危机。中华民族就是知识民族、文化民族、道德民族，自古就有圣人情结，表明中国历来重视文化和人才作用。在历史上，姜太公、管仲、老子、孔子、墨子、孙子、诸葛亮、李世民、朱元璋、曾国藩、毛泽东等，都有非常精彩而独特的人才理念。正是中华民族注重文化与人才的特点，以“学而优则仕”为原则，中国很早就重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可以说，中国人迷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知识魔力久矣。目前，中国所谓“高级人才”数量居全球第一，但却面临着巨大的人才危机。对文化的重视导致了应试教育的盛行，对人才的重视导致了人才泡沫的发生，这是怎样的历史悖论呢？中国有大量的应试型人才，但却缺乏真正的创新型人才，这就是中国人才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人才问题主要有四个内容，即如何选人才、如何用人才、如何出人才、如何得人才。

　　1.人才的选拔。中国有没有很好的人才标准与选拔制度，可以真正把人才的优劣辨别出来，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呢？表面上有，事实上却没有。由于深受个人名位、清谈误国的儒家官文化思想毒害，目前还是官僚化的“金字塔式”的精英选拔机制，大多数人学习的根本动力，不在于学以成人、学以致用，而在于成名成家、升官发财，因而不惜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中国很早就有考试作弊、蒙混过关的文人劣根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从四千年前“家天下”以来，中国始终缺乏为人民“海选”人才的举国体制，真正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人才总是容易被拒之门外，而一些庸劣之人却可以轻松获得博士、院士、教授、大师等“社会精英”称号。历来以公务员为代表的官本位人才特色，就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人才被庸劣之人排挤在外，不被当人才对待，长期被压在草根、“屁民”阶层，最终被迫逼上梁山，造反起家，如同天生圣人孙悟空、毛泽东一样，只有自己用实际成果，给自己作一下“人才鉴定”。在远古时期，圣人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为天下选人才是正当的，国家选拔人才是必须的。这说明，后来的人才裙带化、私有化是制度复辟、历史倒退，对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也是违背天下道义、不得人心的。

　　2.人才的使用。在人类社会上，人才的使用至关重要。在和平时期，选拔人才容易被搞成形式主义，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特权，才有“学必讲师承，言必称西方”、“众人皆有以，我独门无以鄙”的庸劣得势的人才怪圈。有个寓言说，在一个山洞前，兔子敲着电脑键盘，在写一篇科研论文，标题是《论兔子是如何打败狼的》。一只狼路过山洞看见，感觉很奇怪。狼问兔子：“这怎么可能呢？”兔子说：“不信？你进洞去瞧一瞧吧！”狼进洞去了，始终没有出来。傍晚，兔子收拾电脑进洞，狮子正剔着牙缝里的肉渣，对兔子说：“我说过嘛，不管你是谁，关键看你的导师是谁！”

　　社会上流行一句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社会上优秀的人才上不来，急需的人才用不上，真正的人才闲得慌，那些冒充斯文的商人、官人、庸人、小人、坏人等“伪精英”，却善于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通过结成宗派主义的利益集团、利用教条主义的裙带关系，垄断霸占着社会资源与人才岗位，使优秀的人才被逆向淘汰。不少的新闻战线、高校教师、科研院所等领导岗位及工作人员，完全背离人民立场，在这些领域，极右派的坏人占据主流，极左派的庸人得到实惠，唯独老实人吃亏，也不肯做事了，结果庸劣为祸，泛滥成灾，是有其社会根源的。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依然坚持“一私就灵”的错误方向，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表现为天下无道、无法无天、不可长久。

　　3.人才的培养。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能想得出，由一群追名逐利、唯利是图的坏人庸才所把持的文化、教育、科研、宣传等领域，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德才兼备的人才？由院士、教授、大师们带头的胡编乱造、弄虚作假、欺骗天下，怎么能产生出真正有国际水平的创新成果？肯定不会。这样一大群热衷于假冒伪劣、混饭吃的师生队伍，这样一整套习惯于弄虚作假、走过场的考核标准，怎么能够经得住“钱学森之问”的尖锐质疑呢？提问者心急如焚，听话者面不改色，这是中国真正人才难以产生的思想根源。

　　钱学森代表人民和历史提出了尖锐问题，但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我们党和政府的教育路线出了大偏差，出了大问题。国务院总理虽然感觉愧疚，教育部官员依然无动于衷，国家领导人们想过怎么解决问题没有？据说，朱镕基在2011年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私下坦言央视新闻在“胡说”，教育部五年规划是“空话”。人民群众已经忍无可忍，发出“不行，滚蛋！”的怒吼，如大雷震轰鸣，如大海水翻滚，世界上风云激荡，国内外人心思变，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还能持续多久？

　　4.人才的归心。目前中国人才的创新能力不高，“钱学森之问”很说明问题。长期以来，有一个悖论：给钱搞创新的，搞不出什么创新；能搞出创新的，又没什么人给钱。这表明，国内对创新成果的申报与评审机制存在问题。特别是社会上的创新成果，根本就没有渠道或资格去参加评审，创新成果与项目资金成为一部分圈内人的专利，异化成为某些科研单位和管理部门的内部福利。李源潮同志提出要“拴心留人”，是非常及时，也十分紧迫。人才工作真正做好了，就会出现人心所向、天下归心的人才盛况。目前，国内的人才待遇不算太好，但也不算不好，为什么还是出不了什么成果，还有大量的人才外流呢？那是因为国内人才环境不好，评审不公道，待遇不合理，人才不安心。国内人才不断外流，又到海外高薪招聘人才，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一些人总以为“海归”可以救国，其实也可能亡党亡国。不是包藏祸心，就是政治幼稚。

　　单纯的专利制度本身并不是最佳的创新机制。所谓专利，是指通过私有化独占的形式把个人的创新成果加以市场化，由市场因素来选择使用或不使用。个人专利被使用时，一定程度上可促进社会的发展；个人专利不被使用时，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的发展。那些仰望天空的创新思想，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却不能申请成为专利，而纯粹由市场来选择的话，就有可能被唯利是图的市场埋没。自发的市场最看重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社会效益就是公共事业，必须由国家通过政治来保障。专利私有化与市场片面化，可能严重地阻碍了创新成果的转化，只有共产主义的人民共同制下的共建共享，才是对社会发展最有益的制度，才是人才成长与使用的最佳模式。

　　当前，不会选人才、不知用人才、不能出人才、不懂得人才，是造成中国人才危机的关键问题。中国应该充分发挥共产主义的优势，在人才创新、专利制度、社会推广等方面有所作为，做到守土有责，发挥真正人才的优势，为人民服务。

　　针对上述问题，纠正措施如下：

　　第一，人才根本在于天下道义。对于真正的人才来说，权力和财富虽有力量，唯独天下道义的力量最大。换句话说，真正的人才都是老实人，道义是真正的人才根本。离开了天下道义，真正的人才就会无能为力，他们不会胡说八道、祸害天下，也就无事可做。那些“伪精英”、“假神仙”的牛鬼蛇神、妖魔鬼怪们，到处胡说八道、为非作歹，欺骗群众，鱼肉百姓，它们最渴望天下无道。真正优秀的人才，就是解决困难的问题而出现的，做到从无到有，白手起家，重建家园，发扬光大。真正优秀的人才，从不抱怨国家贫穷，只愿天下有道。

　　共产主义，就是天下道义的革命旗帜。助周伐纣，就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祖国需要、人民苦难、道义召唤，就是优秀分子的良知，就是卓越领袖的天命。天下有道，共产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那就是天上日月、人民洪钟、历史巨响，即使再苦再累的待遇与环境，比如周文王时代的西歧、毛泽东时代的延安，真正优秀的人才都会自动自发，行动起来，天下人心向着神圣道义集合，人民群众向着革命圣地奔跑，最终形成排山倒海、扭转乾坤、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只有道法自然的共产主义，才能最大地选人才、用人才、出人才、得人才。

　　第二，关于人才的识别使用。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观念在《西游记》中，表现为一种合理的人才识别与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同样是做唐僧的徒弟为人民服务，如孙悟空一样的文化型圣人，他们大都是老实人，自然守中，德才兼备，大公无私，善识妖魔，就要大胆使用，要让他们做“一把手”。如猪八戒一样的经济型能人，有才缺德，自私自利，容易为非作歹，就要限制使用，防止极右思潮泛滥，可做参谋副手等智囊类工作，切不可出任“一把人”。如沙悟净一样的政治型君子，有德缺才，他们大多数忠诚可靠，原则性强，廉洁奉公，就要培养使用，防止极左思想泛滥，可从事组织、纪检、行政等执行类工作，不宜做主要领导。对白龙马一样的文艺类名人，虽缺才缺德，却能言善辩，大多数心浮气躁，眼高手低，要注意正确引导、管制使用，可从事新闻、宣传、外交等推广类工作，严加管制。

　　唐僧代表着人民群众，代表天下老百姓，是天下人才的直接师傅，是公共事业的最大领导，但却不是在前台决策执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老百姓，只有一个办法，让做文化的孙悟空为他领路，让做经济的猪八戒为他牵马，让做政治的沙和尚为他挑担，让做文艺的白龙马为他加油鼓劲，毕竟路还得自己走！一句话，让所有的人才，都为老百姓的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只有这样，使各类人才配置科学、分工合理、本末有序、相互协作、诚实无欺，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着实现人民幸福、天下太平的共产主义共同前进。

　　第三，真正为人民选才，就是为党选才。选拔始终具有人民立场、社会用得着的有用人才，为国家选才，为天下选人才，及时吸收入党。以天下道义和人民立场为根本准则，以个人意愿与实际成果为最终依据，为人民选人才，唯德高才优者居之。不要只看资格、文凭与口头如何，更要坚持用实际成果作为衡量人才的最高标准。人才以党和人民实用为主，不要搞求全责备。要在参加集体就业的实践人群中，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激励人才。要建立公平合理的人才环境，才能使全社会的人才安心、天下归心。

　　人才工作的核心问题，就是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出来当领导、当“一把手”的问题。真正优秀的人才，就是开路先锋，就是指挥家，就是领路人。对于“一把手”的人选，用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结果肯定不一样。毛泽东坚持以德治国，使用有德缺才的沙和尚当“一把手”，结果在“两个凡是”中被彻底否定；邓小平坚持依法治国，采用有才缺德的猪八戒当“一把手”，结果在改革风波中差点亡党亡国。在那些特殊时期，天下真无德才兼备的孙悟空吗？非也！只在于从领导人身边圈子内选人，在贪官中选官，在庸才中选才，没有真正为人民选人才。建立国家人才的“海选”模式，根本任务就是寻找文化理论的孙悟空，培养更多的以身行道的孙行者。因此，由唐僧出面，选拔保护自己到西天取经的“领路人”，不是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而是自我觉悟、独立思考的孙悟空。只有这样的人民领袖，才是真正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第四，建立国家人才储备制度。在当代中国，寻找德才兼备的理论人才，寻找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实践的优秀人才，让孙行者这样的老实人出任主要领导岗位，做高校、新闻、党校等各行各业的主要领导和学术带头人，主持党政做实事，为党和人民做成几件大事。这种国家人才的“海选”模式，就是最有效的人民民主制度，它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一次性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是分多次为党和人民选拔、培养、锻练、考察、储备高级干部，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的合格接班人名单。根据当代中国的政治国情，国家领导人两届十年为一代，这是可取的。

　　国家人才储备制度，可概括成“用一代、试二代、选三代”，它适合于中国社会各领域，包括党、政、军、企事业单位、高校等领域。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一般任期为10年，约有30人规模，称为用一代；省市主要领导及部委领导，考察试用期为10年，约有300人规模，称为试二代；以下的基层及单位主要领导等，通过党内外“海选”的选拔方式，在全社会公开选拔出来，不限本人此前的资格职业身份等，进行10年左右的使用培养，约有3000人规模，称为选三代。因此，一名优秀的国家人才，必须是具有理论素质的德才兼备的老实人，从民间到庙堂，要经历10~20年的培养考察期，每时每刻都不可懈怠，都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考核。

　　为防止国家政权交接班出现不必要震荡，即使最优秀的人才，也必须经历10年的“试二代”实际培养考察期，才能进入“用一代”的圈子。国家人才坚持可上可下，可进可退。对于考察不合格的，应及时退出让位，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补位。即使在“用一代”任期内，也要依据天下道义和人民立场为准则，由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决议取舍进退。只有合格的国家领导人，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过渡与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担负起天下的重任，才能对党和人民的使命负责，才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负责，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第五，建立人才成果评审与转化机制。由国家设立科研成果发展与奖励基金。可建立风险投资与成果奖励的管理制度：一是对全社会都是开放的，创新成果项目不能搞成内部福利；二是对有前途的项目，前期可投少量的资金启动，通过对其敬业态度、实际过程和成果考核达到合格的，在中后期追加投资资助完成项目；三是对有重大价值的成果，即使前期没有被列入风险投资助项目的，也可以凭中后期实际成果申请资金。要向取得实际创新成果的个人倾斜，绝对不可设置门坎加以歧视或排斥。必须设置高压线和雷区，对于目前科研项目资金中高发的腐败现象，要严加惩处，碰着必亡。

　　建立共产主义成果转化机制，实现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优越的全面快速发展。对于国计民生有重大价值的专利，要通过国家购买或奖励个人、由国家控股企业实施、效果好的由国家强制更新、技术推广的方式，充分学习毛泽东时代摸索出来的“比学赶帮、多快好省”的好经验、好办法，实现全民族共同参与的科学技术创新。此事宜由党中央统一领导、中央部委统筹安排落实。事实上，党中央的核心任务，不是与政府争管经济，而是如何选用人才、管好政府官员，争取得百姓之心，得天下人才之心，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科学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