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5 大本大源：人民文化为标准，重新评价毛泽东

　　‌五 大本大源：人民文化为标准，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1981年，由邓小平起草主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对毛泽东作了一次历史评价。由于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原因，在“主要反左”的极右思潮影响下，极右派认为左了，极左派认为右了，那次历史评价的合理性，在党内外、国内外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三十年过去了，公道自在人心。作为历史评价的政治标准，已经越来越显示其局限性，政治标准的实用主义特征，极大地影响着历史评价的公允性科学性。

　　本文从人民文化的角度，以毛泽东与《老子》（又名《道德经》）思想关系为主线，粗略地对毛泽东思想作一次历史梳理，填补这个方面的欠缺。希望对新一代的党中央，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满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凝聚人心形成共识，提供一些有益启示与帮助。欠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青年毛泽东的新墨家、实学情怀

　　青年毛泽东主张从“大本大源”入手，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一致的。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说：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事实上，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本源未得”、“支离灭裂”的观念，治国靠胆大、凭运气、信鬼神，“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关于“大本大源”，极右派李锐斥之为“唯心主义的思想”。追求治国与人类的“大本大源”，实现理论彻底化是自然的合理的，否则绝无科学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可能。关于治国的本源，就是所谓的“一”。老子说：“圣人执一，为天下牧”、“躁胜寒，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都是从本源意义上说的。

　　中国文化中的道，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然规律，二是社会实践。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就是强调此两层含义具有内在同一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与毛泽东《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青年毛泽东以墨家、实学思想为特色，对于老子思想是持非议、否定态度的。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评论。毛泽东说：“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唯动而已。”这表明，毛泽东在追求“大本大源”时，将中国的理学、心学、道家、佛学等“主静”的理论派一风吹了，专取法家、墨家、实学等“唯动”的实践派主张。这表明，五四以前的毛泽东，算是一名思想混乱的右派青年。毛泽东对“主静”思想有着严重的误读，属于典型的片面化认识。

　　“朱子主敬。”敬，治乱之具，采取以冬寒解夏热的办法，以“不为”解“无不为”。这是矫枉过正的办法，针对社会腐败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治理思想。就其根本而言，就是完全遵守圣贤传下的道德法则，回到过去，严格摒除个人私欲，消除种种乱说乱动之行为，使社会稳定、百姓安宁、天下太平。朱子理学所说的天理，主要限于儒家圣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并不能代表天下人都行得通的大路——自然大道，陷入对儒家圣人的个人崇拜、对儒家经典的教条主义，坚持以暴力推行人治的政治禁欲主义。

　　在二程、朱熹所处的宋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化的道教，对老子盲目崇拜，当时“真懂道德经的人不多”，程朱理学就是由儒家伦理、佛学清谈、道教鬼神等三种思潮，杂揉而成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属于极左派主张。显然，以儒家圣人不彻底理论所能达到的片面先进性，代替天下百姓所需要的广泛性要求，是程朱理学的谬误所在。

　　“陆子主静。”静，治躁之具，采取以秋静消春躁的办法，以“无为”消“有为”。这是相对合理的办法，是与理学同时期出现的注重个人伦理道德主张。针对程朱理学难以洗刷掉的以力制人、强权政治的极左时弊，陆子心学高举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的伦理自觉性相济之。陆子心学之弊，一乏显见之迹，二无速成之功，故其用不及理学流行，其益不足救理学流弊。用今天的话说，理学类似于主张“组织入党”，用纪律来约束；心学类似于提倡“思想入党”，用道德来引导。两者共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儒家的理论不彻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宋以降的千年腐败之难治，实由程朱理学流弊所祸害。

　　因此，陆子心学“幸则与本源略近”，程朱理学“不幸则背道而驰”。有趣的是，毛泽东思想在十年文革中的遭遇，与理学流行、心学衰微的宋史有惊人相似之处。其实毫不奇怪，两者的共同本质都是极左思潮泛滥。

　　“释氏务求寂静。”这个说法是对的。释氏主张禁欲、苦行、超生、乐死的清贫不为，不是老子的“清静无为”，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佛教创始人释氏，不是出身于贱民阶层的奴隶之子，而是出身高贵的富有同情心的一名王子，厌倦了宫庭生活的腐败奢靡与物欲异化，是廉洁不为、安贫乐道的极左思想代表。释氏佛学的前提，是建立在劳动群众之有为基础上的，属于不劳而获的特权意识，只是有别于其它王公贵族之贪得无厌罢了。把佛教精神概括成一句话，不贪而已。

　　其实，圣人的个人智慧是高明的，个人品格是高洁的。那些美言市尊的胡说，不劳而获的清谈，与圣人根本无关，本是后人混饭吃教的一项职业。唱一下“太上老君”，喊一声“圣人不死”，念一句“阿弥陀佛”，只是一种朴素感情而已。中国历史上，也有人盲目崇拜儒教、佛教、道教，这种鬼神治国的灾难性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老子曰无动为大。”将按自然规律做事的“无为”，误认作什么都不做的“不为”，归于“无动为大”，是对老子思想的严重误读，主要受到理学与佛教思维的误导影响。青年毛泽东是反对理学与佛教清谈的，“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老子八章说：“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在这七个方面，不可能是无动的。特别是“动善时”，直接在文字上明确否定了“不动”的曲解。

　　老子说：“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等。事实表明，老子坚持彻底的革命的王道政治——人民本位的共产主义，从不回避政治实践。圣人以天下为己任，以道义为旗帜，以人民为本位，以百姓之心为心，并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怯懦。所谓无为，应该指自觉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辩证实践，类似于今天的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去实践。“淡兮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老子重视正确行动的思想特征，与名教观念的佛学、道教、理学截然相反。

　　（二）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实践出真知

　　面对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混乱，为了中国与民族的救亡图存，对老子思想持有墨家、实学的否定态度，青年毛泽东急剧“左转”，最终选择了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列主义，实际上选择了激进的实践道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早期的共产党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主要表现为思想路线的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内右倾路线长期占据领导地位，结果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巨大的教训让右倾路线破产，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陈独秀被全党抛弃，极左路线成为党内主流。认真务实的毛泽东与极左的革命狂热性存在分歧，这一个阶段至少可以从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的发言算起，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的相继失败，证明了极左路线的革命狂热性，同样不能解决革命胜利问题。

　　秋收起义失败的毛泽东，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原则，就是王道模式的正式形成。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真正懂得了党指挥枪、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机动灵活，对于红军生存与发展之宝贵，与在党内教条主义占据主流的极左路线从此分道扬镳。面对着残酷的政治环境和战争现实，为了求生存求解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被迫服从自然规律的专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成败中积累经验。我们党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经历了无数的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终于实践出真知，产生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标志着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历史登场。

　　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正是通过革命实践与经验总结，自觉地服从中国传统的天下道义，人民文化的王道精神，而不是教条地搬弄马列主义之经典，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成就了他一生第一件大事——新中国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年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中间派的实践出真知的新墨家，而不是极左派的东拼西凑的新杂家。真理是唯一的，圣人所见略同。此时的毛泽东，对于老子思想在主观上是否定的，客观上是肯定的。人民领袖以百姓之心为心，古今圣人的心是自然相通的。

　　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感性认识的有为实践，是理性认识的无为根本；理性认识的无为理论，是感性认识的有为统帅。老子的这个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原理。因此，虽然毛泽东从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真理，却不知道它就是老子所说的那个道理。将清静无为之道，理解成“无动为大”，无疑是老子思想被佛教、理学等鬼神妖魔化的认识错误。可以说，能否突破这个观念误区，正是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差别。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若干行之有效的军事思想，与老子思想都是相同的。比如，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老子讲“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为之”。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老子讲“天下之难，作于易”。毛泽东说“论持久战”，老子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毛泽东说“共产党离不开人民群众”，老子讲“鱼不可脱于渊”。毛泽东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老子讲“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其实，圣人都是老实人，站在人民立场上，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得出的道理肯定一样。

　　毛泽东对老子思想的墨家式否定，在新中国建立前仍有表现。比如，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党委各委员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这里，老子讲“不相往来”是指不发生战争。毛泽东误读了老子的这句话，因而是否定的。同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写道：“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对老子是肯定的。在1949年春夏这个特殊时期，毛泽东的文章多次引用老子《道德经》的句子，基本上转为部分赞同和肯定态度。

　　在1949年春夏，正是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伟大时期，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号令。毛泽东在基本胜利完成政治斗争“第一件大事”前提下，开始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发展战略，正在为文化革命“第二件大事”寻找新的致胜法宝。此时，刚进城住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正在为新中国的治理重读老子《道德经》，思考“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对老子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对于老子思想的态度，已经由24岁时青年时期的主观否定，转为56岁时晚年时期的主观肯定。此时的毛泽东，对老子思想还没有正确的客观认识，但他着眼于从老子思想中吸取精神养料的历史事实，还是从上述两段引语中不经意地显露出来了。

　　（三）新中国前八年的新道家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是否需要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时代要求还是主观意志，这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第二件大事”的一个关键，或者是头脑发热的空想主义，或者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表明，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派，很多国家领导人已经不自觉地落后于时代要求了，从左倾的革命者变成了右倾的落后者。因此，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若干重大挫折，一方面固然与毛泽东晚年左倾的重大战略失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他领导人囿于旧思想、旧观念的右倾经验主义，导致理论严重滞后的时代背景有关。

　　老子说：“躁胜寒，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天下贫寒如冬，物资匮乏，饥寒不足；天下暑热如夏，物欲横流，腐败难治。当天下贫寒时，就用春天的躁动，有为战胜之，叫做“知足不辱”。当天下暑热时，就用秋天的清静，无为战胜它，叫做“知止不殆”。唯有秋天是天地清静的，只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及时纠正错误，拨乱反正就是无为之道。秋天是收获而不是播种的季节，是温暖而不是寒热的季节，在一年四季中，它又是天下人最幸福快乐的季节，可以作为天下人心的标准。以自然守中的春秋，战胜极左极右的冬夏，这是合理的；以极左极右的冬夏，代替自然守中的春秋，这是不合理的。自然四时的规律如此，治理社会的规律也如此。

　　老子说：“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高者、有馀者为过，故抑之、损之。下者、不足者为不及，故举之、补之。秋静能战胜夏热，清静无为，才是人间正道，这是革命理论派。春躁能战胜冬寒，躁动有为，方为济世良策，这是革命实践派。作为天之道的无为，包括有为。这种革命王道的政治，坚持“党指挥枪”，文化指导政治，无为统领有为。作为人之道的有为，包括不为。这种精英主义的政治，坚持“有为才有位”，要么乱作为，要么不作为。因此，道家有墨家的行动，墨家无道家的理论。同样是人民革命派，道家源远流长，墨家后继无人。理论孰优孰劣，天下谁得谁失，无须多说，世人一望便知。

　　老子指出，只有清静无为，才是正确可行的实践标准。清，就是理论彻底，思想清楚；静，就是天下共生，社会安宁；无为，就是按自然规律去认真办事，不以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只要做好这三点，就能自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无事。所谓自然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科学发展模式。儒家说“有所为，有所不为”，缺乏可操作性。理论不彻底，思想混乱，是谓不清；领导讲特权，官僚腐败，是谓不静；有为，就是按主观愿望去随意做事，以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是做不好天下事情的。因此，丢失天下道义，毁道德以为仁义，脱离人民群众，成为光杆司令，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方法只是流于空谈。

　　1956年，毛泽东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的观点，与老子思想完全一致。毛泽东说：“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老子讲：“强大居下，柔弱居上”、“柔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毛泽东说：“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老子讲：“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等等。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里，直接引用老子经句并作了应用性阐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加了“在二千多年以前”的修饰语。在有着厚今薄古的反传统精神、轻易不肯推崇中国古人的毛泽东文章里，不要小看这几个字的份量。

　　在1936年，他说过“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与毛泽东非常注意军事实践有关；1949年，他提到“宋朝的哲学家朱熹”，与毛泽东改造国民性有关；1956年，他提到“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这是从历史掌故说的，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重视有关。唯有1957年这一次，毛泽东将“在二千多年以前”的文化自尊与民族自豪感，直接与《老子》联系起来，已经开始喜爱了，客观上表明毛泽东对老子思想认识程度的加深。

　　晚年毛泽东与老子思想，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毛泽东引用老子经句，1949年是一否一肯，重在表面意义；1957年，重在老子思想的理论阐述。因此，从1917年青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的否定，到1957年晚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的肯定，1949年春夏作为转折时期是明确的。其二，1957年，毛泽东加上“在二千多年以前”修饰语，与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重视继承古代人民文化的思想有关，旨在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含有推崇中华民族文化的成份在里面。由此推断，在新中国最初八年里，毛泽东与老子思想基本合拍。正是这一时期，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迎来了天下归心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热”。

　　（四）烈士暮年，毛泽东的新杂家探索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思想上进入“兼道墨法，合马列毛”的新杂家状态，着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力求突破与创新。晚年毛泽东自称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对全党占据主流的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并不满意，希望从中国法家思想中得到一些启示，以利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政权巩固。事实上，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大功的法家，对老子也是颇有研究的，韩非子就推崇老子，著有《喻老》、《解老》篇。

　　然而，毛泽东的创新思想被历史无情中止。1957年5月，面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右思潮进攻，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中，开始强调极左派即儒家的善意与忠诚，标志着晚年毛泽东受政治形势所迫，客观上偏离老子重本远末“以正治国”的思想，转向儒家舍本逐末“依仁治国”（人治）的轨道。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也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一场捍卫中国人民政权的生死斗争开始了。

　　晚年毛泽东对《老子》爱不释手，每到一处必带《老子》。比如，1959年10月23日，出行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因此，毛泽东希望做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只是没有读懂老子《道德经》，偏向于从庄子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老子的自然主义为天之道、文化、理论思维、道德正仙，为本，庄子的相对主义为鬼神之道、文艺、形象思维、文字足力，为末，两者有重大差别。大多数人把老庄思想混为一谈，这是读“二手货”的弊端。毛泽东一生对《庄子》都有钟爱，对受道教影响的诗人李白、李贺大为赞许，从鬼神之道角度去认识老子，难免会误入歧途，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老子说：“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理论思维是真实内容，形象思维是表达方式；形象思维有利于普及，理论思维有利于提高。把道理讲清楚，把理论搞彻底，形象思维就不那么重要了。理解老子要从自然哲学而非鬼神文学角度才能成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真实的理论很平凡，很简单，淡兮其无味，因为老百姓不感兴趣，所以也听不懂，其实是心态与思维习惯问题。形象思维生动有趣，符合老百姓思维习惯，有利于老百姓的理解，也容易让老百姓陷入文字与鬼神崇拜中，反而强化了老百姓的愚昧迷信程度。

　　有人说：“言无文不远，民无史不信”，有利有弊，最好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也是毛主席所强调的写作方法，做到道理浅显易懂，文采激情飞扬，堪称领袖表率。在同老百姓讲道理时，既要讲大道、说正反，也要打比方、举例子。要以让人明白为宗旨，不以让人糊涂为高明。这是老实人与不老实人的差别。因此，在普及与提高之间，只有明确自然本末的顺序，搭好自然逻辑的梯子，让老百姓知近识远，能上能下，才能从根本上破除迷信，更好地解放思想，与极左极右和鬼神思想划清界限，免受其害。

　　毛泽东常讲的两句古话：“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于下。”在儒家思想里，“道”指私智，“用”指私德，这是帝王驾驭群臣的阴谋权术。作为国家领导人帝王高高在上，成天装聋作哑，故意不动声色，私下安插耳目，暗中大做手脚，使群臣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惶惶不可终日。大小官员奉行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哪有心思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呢？儒家这种要做大官不做大事的人治思想，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与老子的“以正治国”思想也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文革中毛泽东赞成个人崇拜，就是认同儒家最擅长的歌功颂德，结果极左思潮泛滥成灾，这正是毛泽东不得已“矫枉过正”的表现。华国锋作为儒家中庸性质的接班人，是合格的。极左的文革失败在所难免，不在于接班人的个人品德，而是由天下道义所决定的。

　　在道家思想中，“道在不可见”，就是指理性认识或自然规律。老子说：“淡兮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因为它是抽象的真实存在，所以不能直接由感官去认识和体现出来。人们只有用它去指导社会实践，在行之有效、功用无穷的丰硕成果中，才能知晓实践大道的好处。这是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正如毛主席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同样是“道之用”，道家讲“以正治国”，墨家讲“以德治国”，儒家讲“依仁治国”，法家讲“依法治国”，名教讲“鬼神治国”，杂家讲“儒法并用”。

　　老子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上德，在主观上领导人不用去做什么（无为），客观上也没有事情需要领导人去做（无以为）。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健康发展，在上者没有必要依照个人意志有所作为，这就是无为而治。上礼，在主观上领导人想做什么（有为），客观上却难以做成什么（不可为）。由于在上者个人意志违背天下道义，领导人的作为得不到天下人支持，难以引起老百姓自觉响应，“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是空话一句，只有依靠暴力专政，以力制人。文革期间，毛泽东为捍卫人民政权的悲壮实践，充分地体现了儒家人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尤其是大国，应当理论先行，在和平中谋发展、在稳定中求变革，是避免社会动荡、防止天下大乱的前提。理论先行，就是实现理论彻底的文化革命，天下大同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宗教鬼神文艺复兴。这里，“烹小鲜”，不是不要动，而是顺其自然，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造成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烈士暮年的毛泽东，却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其焦急的心情十分迫切，浮躁的心态非常鲜明。人民领袖毛泽东说，党内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真懂毛泽东思想的人几乎没有。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德才兼备的合格接班人始终找不到，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实现，反复辟任务十分艰巨，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领袖要走了，人民怎么办？不在和平中接班，就在血雨腥风中接班。

　　始终没读懂老子的毛泽东，“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终于找到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把人民命运交给人民自己。以当今之天下大乱，谋求将来之天下大治。针对长期盘踞在人民精神领域的教条主义、封建迷信、牛鬼蛇神、邪恶势力等，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以狂风暴雨的革命力量，摧毁旧的意识形态统治，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人民的新文化出世开辟道路，由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等复杂原因酿成了重大失误，史称“十年浩劫”。毛泽东逝世后，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最先反弹，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极右思潮，意识形态的文艺复兴以失败告终。

　　在文革后期，面对着天下大乱的局面，毛泽东认识到儒家人治思想的局限性，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纠错方针。这是对儒家人治思想的直接否定，“以德治国”成为新主流。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积极提倡法家的“依法治国”，取代儒家的“依仁治国”。由于理论不彻底，没有回归科学的“以正治国”理念，受极右思潮干扰和绑架的改革开放，出现了改革风波、“亡党亡国”的天下大乱，表明极左极右都没有出路。1965~1977年，这是一次失败的文化呼唤期。播下龙种，收获的绝不只有跳蚤。40年后，科学发展观如约而至，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远见，邓小平也功不可没。

　　（五）毛泽东与老子思想得而复失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和大众的中国新文化，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毛泽东的新文化思想，起源于青年时期的“大本大源”主张，同时又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发扬。毛泽东一生都在接触老子思想，最早可由1917年的《体育之研究》算起，晚年更是反复探索“以正治国”之大道。毛泽东在1949年的两篇文章中引用了老子经句，1957年更加上“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修饰语，表明晚年毛泽东对老子治国思想的关注程度加深。文革失败后，极右思潮长期占据中国意识形态主流，极右派坚持崇洋媚外与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新文化本源。

　　其实，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医、兵、易等自然主义思想，正是人类文化的大本大源，只是世人误将“无为”作“不为”，难窥天下大道视作无用之物罢了。西方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道德经》与其主张有相通性。而今在西方，老子《道德经》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西方自然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几乎人手一册《道德经》，不少人把《道德经》当成最好的礼物，赠送给自己的孩子们。全世界都在研究《道德经》，希望从老子思想里寻找解决人类社会困境的大道。因此，结合建立人民新文化的时代任务，探讨毛泽东与老子思想得而复失的历史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普世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1917至1927年，青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持新墨家的否定态度。从1927至1949年，长期处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受到自然规律的专制，同样站在人民立场上，中年毛泽东通过实践出真知，提出了若干行之有效的毛泽东思想原则，与老子思想基本相同，幸则与本源略近，成就了他一生的第一件大事，建立了新中国。从1949至1957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在主客观上都是相对肯定的。毛泽东所富有的人民情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恰是老子自然道德、道法自然之特征所在。正是与大本大源的同一性，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的前八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新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出现了天下归心的奇迹，迎来了第一个太平盛世，最大限度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1957年以后，晚年毛泽东迫于复杂的政治形势需要，一方面继承五四精神反对极左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采用极左的儒家文化捍卫人民政权，对老子思想持新杂家的非议态度。由于理论不彻底，在客观上走到了老子思想的对立面，不幸则背道而驰，使新中国革命与建设遭受了重大损失，也使他一生的第二件大事未能完成，文化革命失败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所需要的人民新文化，始终没能在毛泽东生前建立起来。

　　由毛泽东与老子思想四个阶段的关系可知，只有真正找到人类社会的大本大源，建立符合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需要的共产主义新文化，才能科学地引导人类社会到解放之路。主观地否定老子思想要不得，因为在理论上有失根的危险；客观地否定老子思想要不得，因为在实践中有失败的危险；片面地肯定老子思想要不得，因为还有进一步失误的危险。只有全面地肯定老子思想，使之与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做到“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能够实现理论彻底化，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推向全世界，把自然共产主义事业推向新前进！

　　（原文写于2001年4月7日，本处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