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 治国良策：不上贤不见可欲，不贵重难得之货

　　‌第三章 治 国

　　一 治国良策：不上贤不见可欲，不贵重难得之货

　　《道德经》三章：“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这是老子《道德经》的治国良策，其实很简单实用的，对当今社会治理很有现实针对性。具体地说：

　　第一，文化原则。不以贤能名利为上，而要以道立天下，行于大道，使老百姓不会丧失正确标准而盲目乱争，防止欺下瞒上、弄虚作假、胡说八道。这是一条正确的领导干部的人才标准。在当代中国，就是把理论彻底化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特别在党务、政府、军队、高校、新闻、国企等单位部门的领导干部中严格执行。坚持“不换思想就换人”，作为服从党的领导的组织原则与政治高压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唯贤是用、唯才是举通常被视为美德，被视为一种正确国策，其实是历史错位的严重误读。老子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唯贤是用、唯才是举，只是相对于天下庸才塞道、昏君乱世、国破家亡的情况，人才难得，所以是宝贵的。这种偏重个人才能、不讲社会公德的“极右”，是乱世之才，只有在天下大乱、制造混乱、打击敌人、夺取天下时才用得上。历史证明，“唯才是举”在战争时期和对外扩张过程中是有益的。战争是破坏性的，毁灭对方是目的；扩张是增长性的，掠夺对方是目的。这些贤能之人很有办法，善于不择手段打击敌人，从中获取最大私有利益。因此，极右是邪恶的破坏力量。用于对付敌人是合理性的，用来对付人民群众是灾难性的。

　　在和平时期，尤其不能重用极右派，不能用来对付国内人民、对付老百姓。因为它们对人民群众也是毁灭性、掠夺性的；对中央政权也是分裂性的、邪恶性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凡是“上贤”，重用极右派、以法家思想为代表的官僚改革家，“其成也快，其亡也速”，无不造成社会官僚主义腐败难禁，与民争利而致民怨沸腾，地方诸侯财货积聚与中央对抗分裂谋反，官僚改革家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极右派违背天下道义，主张靠歪门邪道、不择手段侥幸取胜者，秦隋大国强兵，却不可长久，焉有不败亡之理？

　　天下最好的人才，当然是“天生圣人孙悟空”，这种善于独立思考、务实求真、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老实人，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栋梁之才。党内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有人民觉悟、德才兼备的圣人更少。在现实社会中，要么是忠诚的庸才，要么是自私的贤才，很难有理想务实的圣人之才。原因何在呢？就在于老子的自然大道、“不上贤”理念，没有成为全社会的标准。用一个不合理的主观标准去衡量，不合格的偏才被判为合格，真正的人才反而被判成不合格，更不用说任人唯亲的中国封建特色。众所周知，人才是国家政权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要重视天下人才，为什么“不上贤”呢？这个疑问，始终是围绕人类社会没有解决好的人才标准问题，在党内也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老子说“不上贤”这句话，似乎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国家政策相背离，与大国崛起必然重视人才的历史经验相背离。其实不然。不上贤，指不唯贤能名利至上，这是针对法家思想说的。贤者，能人、名人也。不上贤，并不等于“不上德”。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说明，上德者必须做到“不德”。所谓“不德”，就是以道立天下，以自然的根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由共产主义这样的社会制度来保障，这样去执政反而有德，对天下百姓有好处有恩德。行于大道的执政成果，积累下来就是天下大德，没有什么担忧的。

　　因此，“不上贤”的全面内涵，就是“以道立天下”，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对于国家人才的选拔要有人民立场这个根本标准。“不上贤”与“以道立天下”、“不以知治国”与“以正治国”是相互联系的，老子并不是反对贤能与知识，而是反对它们的最高领导权。社会发展要讲最优化，圣人本是最好的全才，为什么只用次好的偏才或更差的庸才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私心私利，认识糊涂。真正的圣人都是老实人，是天下人才中的凤凰。圣人的个人命运，即是国家的共同命运。如果圣人受到国家重用，以实践出真知，则天下大治；如果圣人受到社会排挤，以投票选真理，则天下大乱。

　　历史上，法家“上贤”重用极右邪恶的坏人，儒家“上德”重用极左忠诚的庸人。为何老子说“下德不失德”呢？因为“私德”是可以通过克己复礼、弄虚作假、刻意伪装出来的，特别是强调个人诚信的私德，恰恰是名教理学的极左派特色。对于领导人的个人忠诚，不一定意味着对天下人民的忠诚，比如十分糊涂的极左派，与万分邪恶的极右派一样，在私心杂念的作用下，就可能同流合污胡作非为，成为祸害老百姓的狼虫虎豹。这样的“不失德”，实际结果就是“缺德”。

　　极右派的法家与极左派的儒家相互反对，其实都是片面的。如果国家领导人偏信重用这种极左派庸人或极右派坏人，对天下人必然会带来灾祸，因而招来天下人的反对，使人民群众离心离德，后果可想而知。毛泽东在文革中重用有私心的极左派，邓小平在改革中重用谋私利的极右派，他们在社会上所干的全部坏事，都被看成是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过。因此，毛泽东、邓小平用人不当，也是有历史责任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天下人怨声载道，辱骂领导人、咒骂共产党，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谁让你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对此，是“以德报怨”拨乱反正，还是“以直报怨”依法治国，或者“装聋作哑”不理不睬，考验着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人民立场与政治智慧。

　　只要坚持“以道立天下”，“以正治国”，真正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包括全国人才工作，德才兼德的人才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它们就会象雨后春笋一样生发出来，成批量地产生出来。当前，应该切实选拔重用德才兼德、又红又专的老实人，出任不同单位部门的主要领导岗位，放手让他们在重要的关键性领导岗位上锻练成长。在一些副手或次要的岗位上，可以选用一些德才不足的能人偏才和忠诚者，但必须“控制使用”。就是说，要让老百姓有权有条件来监督各级官员，措施要到位；中央对于违法乱纪的官员惩办要有力，处理要及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完全站在人民立场上，选择重用那些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老实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缺德官员相互争夺，才能防止坏人滥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以权谋私，这就是“不上贤，使民不争”的本意。

　　当然，“以德为主”必须防止极左化，绝不是强调个人私德，而是强调天下公德。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德与私德不能两全，我们党的优秀干部，大公无私、一心为公，都是强调的天下公德。一些庸才却以私德为标准，抱怨和攻击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领袖言而无信，比如现在一些地方的干部选拔，也以个人私德为标准，以忠诚于某个领导人或社会名声为标准，而不考虑其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意志与能力才干，事实上又是误入歧途。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谦谦君子，喜欢空喊忠君爱国的口号，能力才干皆不足，也难以做成天下的实事。

　　老子说：“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极右的法家为者败天下，极左的儒家执者失天下，历史上的文革和改革都存在根本弊端，难以持续。如果不能摆脱极左极右的干扰，不能尽快实现拨乱反正，不能使科学发展观理论彻底化，不能复归于天下道义与人民立场，不用多久中国就会国将不国，亡党亡国就在所难免。因此，不唯私智，不唯私德，才是老子“不上贤”的全面内涵。不上贤，就是要防止极左极右思潮的干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实践价值。

　　第二，经济原则。不要看重难得奢侈的奇珍异宝，而要重视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使百姓不会因为贪慕虚荣和饥寒不足而做盗贼。这是一条正确的领导干部的务实原则。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这句话表面上容易理解，而含义却非常深刻。

　　所谓“难得之货”，就是指各种高消费的奢侈品，比如奇珍异宝、私人飞机、别墅汽车等，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上之所好，下必趋之”，在上者不爱好这些奢侈品，全社会就不会奉行消费主义，老百姓就会注重自食其力诚实劳动，就不会争夺那些不实用且价格昂贵的东西。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得到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反之，老百姓喜欢奢侈品、全民奉行消费主义，而财力不足以支付帐单，靠诚实劳动的发财太慢，就会想着去做各种各样的盗贼。比如欺世盗名、敲诈勒索、撬门入室、拦路抢劫、打劫银行、杀人越货、贪占公款、行贿受贿等，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天下人重视那些奢侈品消费，就会带来社会不良风气，产生诸多犯罪问题，这是国家政策出现重大失误，与政府指导思想的误区有关。

　　当代经济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确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可持续理念，坚决纠正“取之于民，用之于私”的错误理念。中央政府要按照全国统筹原则，组织从事资源、能源、农业、工业等生产，不以赢利为目的，全部利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确保就业、产品数量、质量与安全；要坚持正确的宏观调控的铁腕措施，把“人民满意、人民有利、人民放心、国家安全”作为新的政绩标准，要把地方政府从当前的圈地运动、政绩工程、房地产、汽车业、私有化、非公企业、出口经济等乱作为中解放出来，要敢于合理利用政治手段，尽快回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补充的人民立场上来，回到科学发展观的拨乱反正、转变经济方式的时代要求上来。“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要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一条活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倒行逆施，根本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乱作为，已经严重危害到党、国家、人民群众的根本安全，激起了全国人民声讨与反抗的怒火，关键在党，责任在党。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做祸害人民、民族、历史的千古罪人。

　　第三，政治原则。中央要下决心不要软弱，执政无力或不当作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害的，要从严治吏，善待百姓。这是一条正确的领导干部的维稳方针。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不乱”，这句话理解不难。“可欲”，就是可以去做的不正当事情，为所欲为。做了坏事不受惩罚，违法犯罪没人追究，这样一来，社会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就发生混乱甚至颠倒了，天下人就会失去正确的行为准则，就会自行其是，为所欲为，天下大乱，社会就不再有稳定。

　　治国先治吏，要从严治吏。官员是政府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好坏与社会动乱的晴雨表。对违法乱纪的官员乱世用重典，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坚决彻底根除司法腐败，必要时中央可以动用军队，完全重建公检法司队伍，绝不能让犯罪分子心存侥幸。没有官员保护伞和贪赃枉法的事情发生，老百姓就不会受贪腐黑恶陷入混乱，不会酿成社会动乱。只有坚持正确的道义标准和行为准则，善于正确运用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与人民专政相结合的方式来反腐败，特别是对于知法犯法的公职人员，一定要坚持从快从严从重的原则，直接罢免职务，依纪依法问责，及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没收其一切违法乱纪的社会所得，让他及其利益相关者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善待百姓，就是要防止地方官员扭曲利用中央政策，祸害老百姓，嫁祸党中央，当出现“官民冲突”时，宜以百姓利益为重，从严治吏，如同当年的红军队伍一样，要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利益秋毫无犯。善待百姓，绝对不是对老百姓行为纵容不究、善恶不分，对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谋财害命、危害人民健康、危害国家安全等祸害及犯罪行为，也要从重从快坚决打击。

　　因此，无论官员还是百姓犯罪，都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群众运动与人民专政相结合的办法，坚决杀掉一批危害极大的邪恶坏人，以教育和挽救更多的官员和百姓。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中央权威。只有治国有道，爱民有德，重拳惩恶，锄奸立威，才能做到震慑腐败犯罪，保证社会和谐、安宁有序。消除司法不公，是消除社会腐败的第一道关口。要想消除社会腐败，必须加强政治纪律，坚决让一切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下课，绝不手软。这就是老子“不见可欲，使民不乱”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