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 积极转化：道生之与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

　　‌五 积极转化：道生之与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

　　《道德经》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悉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

　　老子认为，国家领导人崇尚忠诚老实、成熟稳定，老百姓就会淳朴自然、安分守己；国家领导人崇尚精明巧算、阴谋诡计，老百姓就会投机取巧、缺少诚信。在灾祸的反思中伴随有幸福的根芽，在幸福的享乐中潜藏着灾祸的开端。谁人知晓哪里才是事物变化的终点呢？事物从来没有绝对不变的正面。正面也会变成反面，善良也会成为邪恶。天下人对形式主义习以为常，灾祸的积累时间已经很久了。圣人全面有方，不会片面割裂；圣人为官廉洁，不会蔑视群众；圣人行于大道，不会强人所难；圣人成功遂事，不会志得意满。反之，片面割裂徒劳无功，执政必难；蔑视群众受人反感，难得清名；强人所难百姓无益，不得人心；志得意满招来损毁，失败很快。这是领导干部的“四要四不要”原则。

　　有的事情表面看起来是祸，实质上却潜藏着福份；有的事情表面看起来是福，实质上却潜藏着祸根。比如，一个人想要建功立业，就要耐得住寂寞，结果事业有成；想要风流快活，就会耐不住寂寞，结果损命折寿。谁说不是祸福相倚呢？那些功成名就、富甲一方、官运亨通的“精英人士”，就没有矛盾吗？好名者“死要面子活受罪”，贪吃者有“三高”，好色者有“伟哥”，成天损耗自己的身体精神，工于算计瞎折腾。有些人不知为什么活着，一生需要什么，其实很愚蠢。因此，顺其自然，适可而止，方为明智的幸福人生。

　　做群众工作也是如此。老百姓找领导干部解决自身的正当利益，正是领导干部为老百姓服务、建立功绩的时候，表面是麻烦，实际是福份；老百姓为自身正当利益不再找领导干部解决，而是靠各种非法手段去自行解决，就会造成社会极大不稳定，就是领导干部工作失职面临问责的根源，表面是清闲，实际是祸害。“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社会越维越不稳，天下不得安宁，脱离人民群众的领导干部，还能长久么？

　　领导干部要注意自己的私生活。朋友请客吃饭仗义，情人投怀送抱舒服，奸商行贿送礼丰厚，表面看是福份，实际却是祸根。领导干部一旦经不起诱惑，自身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控制，结果身不由己，沦为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一些坏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旦东窗事发，必然落得悲惨下场。或许一时侥幸，内心也会经受恐惧、猜疑与煎熬，身心俱疲，疾病缠身，难得自在舒坦，结果不道早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事业是人生的基础。远离不当的名利位色，修身守己以固本；只有正当利益与平和人生，才能活得踏实长久；只有返回根本守护本源，才能首先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矛盾的变化发展与对立统一同时并存，构成了矛盾的全部运动。生命本身就是矛盾，新陈代谢就是矛盾运动。对于自然主体而言，矛盾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解决，否则就不是生命而是死亡，这是矛盾的两点论。矛盾又是需要积极转化的，这是矛盾的重点论。事物是变化的也是相对的，重点在于变化还是相对，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有着不同的前途命运。同为道家的老子与庄子，有着不同的人生命运，与其选择的不同思路相关。

　　坚持变化发展，积极地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向转化，让好的方面持久一些，让坏的方面短暂一些，自身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种实践态度是合理的。坚持在“两点论”基础上的“重点论”，坚持事物在对立过程中的积极转化，这是老子的正确思想。坚持对立统一，消极地看待事物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在好事中总看到坏事的一面，在坏事中总看到好事的一面，只是为好事或坏事作辩护，却忘记了自身应有的实践行动，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必然是清谈误国，这是庄子的不正确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两面性，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差不多。有利时就出来做事，不利时就退隐江湖，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孤芳自赏，这种态度是被动的不合理的，是伪圣人的两面性。事实上，人处在不利的时候，需要韬光养晦，但不是消极等待，完全应该从人民事业的需要出发，多做一些有益的积极准备，等待新的有利时机出现，就能够迅速取得成功。圣人是同一性的，不存在两面性的问题。在极左的中央苏区时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不利地位，他没有消极等待，而是为中国革命认真思考，同时韬光养晦保存自己。在红军长征时，毛泽东没有放弃，而是争取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支持随军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通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不失时机地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优先解决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积极的“不争”方法，避其锋芒走为上策。到达延安后，红军有了稳固根据地，毛泽东抓紧时间攻读马列著作，理论著作出手不凡。直到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领导权。

　　事物是相对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和平与战争，幸福与灾祸，高贵与卑贱，聪明与愚蠢，得到与失去，莫不如此。认识事物的两面性，也要注重返回主体根本，实现积极有效的矛盾转化，才有利于消除对立面的负面性影响。脱离人民群众，消极不为是片面的，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承认事物矛盾的两面性，坚持矛盾运动的同一性，实现事物的积极转化，才是人生的正确选择，这就是老子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没有人民立场和主体原则，是选择主体转化论与左右相对论的不同依据。

　　《道德经》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

　　本处重点，在于对“之”字的理解。“之”，就是指天下人心、国家政权。因此，“道生之，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就是说，大道创生它，恩德积畜它，事物克制它，理论成就它。为什么说“物刑之”是指事物克制它呢？因为与天下人心、国家政权相关的事物，总是处于相生相克、永恒变化的状态，治理得好，就是天下大治，治理得不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事物具有两面性，不是指形成或形状。“器”，不是指盛装东西的容器，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神器，因而指能够统一精神、统一人心的理论。正如《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象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理论，正是圣人发明之精神武器。“器成之”，只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才能真正成就天下人心，成就国家政权，成就长治久安，成就天下太平。世上那些实用主义的歪理邪说，只能惑乱人心，惹事生非，危害社会，败坏国家，它们不可能对人民和国家真正有好处。

　　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历代学者对这一段话都感觉无法理解，不知所云。只要对照中国汉朝的历史演变律，就可以很好把握。

　　“道生之”，天下没有的东西可以创造出来，无中生有，白手起家，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表现为大道的原创作用，这是指道家的创新思想。

　　“德畜之”，把辛苦得到的东西积累起来，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积累它，珍惜它，完善它，贵重它，表现为大德的积累作用，这是指墨家的革命思想。大德不能代替大道，恩德不能代替规律，有为不能代替无为。

　　“长之育之”，由极左派推行的改革，在保护自身特权利益的前提下，主张善意地对待天下人心和国家政权，让它生长，让它发育，喜欢它、热爱它，享受它，消耗它，表现为仁爱的作用，这是指儒家极左的可持续性剥削的特权思想。

　　“亭之毒之”，由极右派官僚推行的改革，不仅为自身谋私利，天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人心思乱，而且还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掠夺性开发与增长，因而天下人心停止了，国家政权腐败了，停止它，分化它、毒害它，败坏它，强拆它，这是法家极右的不可持续性剥削的官僚思想。

　　“养之覆之”，由鬼神混世派主持的改革，纵容天下邪恶，覆灭国家政权，长期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无所作为，纵容犯罪，姑息养奸，养痈成患，宗教泛滥，思想混乱，黑恶猖獗，土豪劣绅，地方分权，利益集团，党内有党，派内有派，不听政令，对抗中央，早期不敢动手，晚期无力回天，只是拖延时间，结果自欺欺人，必然亡党亡国，这是名教、礼教、佛教、宗教的鬼神治国的“哄人”思想。

　　因此，道家是共天下、安天下，主张无为而治；墨家是打天下、治天下，主张有为而治；儒家是坐天下、享天下，主张特权人治思想与可持续剥削。法家是乱天下、害天下，主张官僚法治思想与不可持续剥削；名教是哄天下、亡天下，主张鬼神混世与面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