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 面向未来：时代召唤新理论，马列主义中国化

　　‌四 面向未来：时代召唤新理论，马列主义中国化

　　当今世界，学者们大都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除了忽悠还是忽悠。他们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迷去了自然本体，丢失了人民立场，丧失了革命勇气，找不到一条正大光明的出路；他们面对现实利益多元化，都在打自己的小九九，自欺欺人胡说八道，内心纠结矛盾重重，做人做事心浮气躁；他们长期做不出真学问来，又舍不得轻松混世的吃教衣钵，只好故意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死个舅子不让人懂”，根本背离了学者的立身之本。其实，解开学者内心纠结的钥匙，就在于科学发展观理论彻底化。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变成物质力量。科学发展观理论不彻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就是人民群众的大敌，就是共产党人的大敌，也是学者自身的大敌。

　　（一）时代召唤新的国家文化

　　当前，如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是一个迫切的时代任务。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核心纲领，它本身就是文化理论，需要从国家文化的角度去阐述它、深化它、丰富它、发展它、完善它、巩固它。因此，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满足群众需要的国家文化，是目前思想理论界、人民文化军队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战斗任务。那么，什么是国家文化？北大几位学者在《关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安全》文章中，有这样的说法：

　　所谓国家文化，就是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以民族文化为基础，以外来文化为补充，以国家主流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的规定性是国家文化的本质属性。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可靠的心理暗示和合法性解释。国家文化的的功能就是实现人民对国家的认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基本利益诉求，实现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交往。

　　文化阵地没有空白，你不占领，别人就要占领，在文化领域同样需要争夺市场，争夺阵地。我们不能靠强制的方式要求民众接受哪种文化，文化毕竟是心理层面的认同和接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能做的只能是和西方文化竞争，靠什么竞争，靠更具吸引力、更具科学性、更具可行性的国家主流文化的构建，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果在文化策略上采取“守”势，那么很明显，我们或许能求得一时之安，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的发展空间会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中被无限压缩，直到窒息。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再者，共产主义的使命绝不是偏安一隅，它的最终使命是要解放全人类，中国是目前唯一有实力，走出了自己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国家文化的安全之本在于“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由弱势变强势。一方面，我们必须在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走出另一种模式的现代化之路，用一种更平等、更公正的、更和平的发展模式赢得国际上的认可，并最终取得和资本主义平等甚至超越资本主义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走出去”也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 年01期）

　　必须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文化是群众的引导方式。以国家为本位的群众的国家文化，与以人民为本位的党的人民文化，还存在根本差距。社会主义的国家文化，最终要实现并完成向人民文化的提升与回归，才能与实现全人类幸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才是科学发展观的真实东西。没有人民本位的科学发展观或国家文化，注定是虚伪不实的，容易被官僚和社会精英所扭曲利用，成为“什么都敢往里面装”的大箩筐。实践证明，“言必称希腊”是没有前途的，“言必称马列”是没有市场的。只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国家文化，才能够为中国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认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立新的国家文化，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最终找出有效指导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出路、新方法、新理念，成为当代社会的新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主义的人民文化结合起来，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的国家哲学、新的国家文化，才能成为全民族的行动指南。事实上，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使之做到理论彻底化，也需要全面动员国家与全民族力量共同推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新的国家文化，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内容。

　　在建设国家文化的过程中，科学发展观应起着促进解放思想的作用，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把人民群众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西化派、中国传统复古派等错误主张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起着阻碍或扰乱解放思想的作用，压制人才、压制创新，形成各种新面孔的儒家式的教条主义、法家式的资本主义、杂家式的实用主义、佛家式的不可知论等。在探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与理论建设的伟大历程中，科学发展观一定要自觉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指导作用。否则，“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就难免沦为一句政治空话，成为世人笑柄。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多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吗？如何与传统文化对接，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法家思想根本不同，怀疑者有之；二是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中国文化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解、割裂、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反对者有之；三是中国化以后还是马克思主义吗？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支持者有之。

　　正确回答是这样的：第一，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但不是与儒家、法家、墨家、杂家等思想接轨，而是与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自然根本上相融合。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能够中国化的，比如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第二，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解、割裂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身还不够全面彻底正确，在逻辑与实践中都存在根本缺陷，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第三，中国化以后的，不再是某一个人的宗派主义或思想理论，而是一种可称为天下道义的人民文化道统，是一种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与理论成果。如果必须标上某个人名的文化，就只能仅限于原著所直接表达出来的那点东西，不应包括任何发展的成果。

　　人民领袖的思想具有专利权，是一种人民文化必须抛弃的幼稚可笑的异化观念。真理本来自在，人民文化只能归于人民，它不同于原创作品、技术发明与宗教概念，怎么可能私有化呢？重新回味马克思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结论呢？凡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格继承者。

　　真正问题在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在不同国情的中国社会能够扎根下来？为什么依靠工人阶级的西方革命难以成功，而依靠农民为主的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更大胜利呢？认真回答好这些根本问题，找出正确的答案来，就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道家思想相同的主要在于辩证法，这也是毛泽东的观点。辩证法只是方法论，不是本体论。大家看到其中一部分，类似于盲人摸象，却不知两者根本相同在于自然主义，不在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与道家思想在自然主义根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在方法论、现象论有很多共同点。如果离开自然主义根本单纯讲辩证法，就类似于诡辩术，是纯粹个人拍脑瓜出来的东西，不可复制，称为“理性的巧计”。其实，这种诡辩术的最大玩家，是官僚主义的法家。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也重视老子《道德经》思想，但只学方法论，不要本体论，结果越玩越邪，越说越乱，越扯越不通，最终只能依靠官僚专政，用权力压制社会言论。现在的官员喜欢拍脑瓜决策，就是这种法家思想的影响。

　　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表现为墨家思想，有精英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论不彻底性；邓小平是杂家观点，以实用主义为根本原则。墨家、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反对极左教条主义，也都是反对儒家思想的。必须指出，大同是周文王的易学主张，小康是儒家的主张。其实，“易”就是指革命，“周易”就是全面的大同、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意思。后来儒家抛弃了周文王的革命王道，专讲孔孟之封建臣道，只讲小康社会。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中的这句话，常常被用来为和谐社会做辩护。殊不知，这句话充分表明标榜为君子的儒家，名义上向往大同，实际上反对大同，反对周文王的全面革命，是反人民性质的反动思想。与儒家同源异流的墨家，则继承了周文王的革命思想，这也是儒家与墨家、官僚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别，也是毛泽东为何类似于墨家思想的原因。因此，易学、儒家、墨家之间的关系，单独从方法论、现象论是说不清楚的。如果只讲现象论，世界是普遍联系，没有哪一家不是可以相通的，但这不利于把历史事实说清楚，也不利于社会实践的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已经成为全党的重大任务。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具体地说：

　　第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是可行的。马克思主义与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相结合，自然共产主义模式是可行的。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包括道家、医家、兵家、易学这四个学派，都以自然真实为根本，都必须是老实人做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道家重视根本原则，医家重视操作方法，兵家重视灵活变化，易学重视社会结构。兵家若不老实，不知己不知彼，打仗只能自取灭亡，不老实就得死；医家若不老实，对病情没有真实把握，治病就会把人弄死，病人亲属不答应；易学若不老实，预测未来不准确，会让人笑掉大牙，社会（鬼神）也不答应；道家若不老实，何以用自己最大成就回报社会，取信于天下人呢？自己不会答应。

　　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包括儒家、墨家、名教、法家、杂家这五个学派，都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轻视自然舍本逐末，沽名钓誉以邀其名，急功近利以邀其功，浮躁肤浅寂寞难耐。在这些不正确的态度或私心杂念状态下，就是想老实做人、老实做事都不成。事实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老实人的学问。毛泽东思想被极左派绑架了，邓小平理论被极右派绑架了，就是实事求是派与极左派、极右派的根本差别。

　　第二，与人民群众需要相结合的大众化是必须的。毛主席多次说，党内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能识字的不少，真懂道理的不多。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融通弄懂，首先要能够说服自己，然后才能说服群众，这就是一种大众化的必然过程。如果自己都是昏昏然，怎么可能帮助人民群众呢？极左派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机械的死的臭的马克思主义，是用来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对人民革命事业有害无益。在哲学、党建、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充斥着大量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等没有价值的垃圾文章，极左派实在是面目可憎，十分可恨，让人民群众听而生厌，望而生畏。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于斯为盛”越演越烈。

　　教条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不老实，没有人民立场，不是想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自吹自擂、不懂装懂、照抄照搬，以背诵权威教条提高身份，掩饰自己的思想贫乏，从而谋取个人名利，如同“窃贼”一样。因此，解决教条主义极左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问题。在人民立场、思维方式与服务意识上，需要认真纠错、拨乱反正。要善用电视、网络、博客等新媒体传播真理而不是废话，改进文风，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文笔，用传统文化的民族语言、网络语言等大白话，用随笔、文艺等不同的表达方式，做到通俗易懂，才能真正服务大众。只有这样，大众化才能确有实效地做出成绩。

　　第三，与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时代化要慎重。播下龙种，也可能收获跳蚤。在错误方向高投入，不可能带来理想目标高产出。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与时代需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必须与党、国家、人民、个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指导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与革命要求。其二，要坚决反对曲学阿世、片面割裂、随波逐流的错误观点，特别要防止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潮占据主流，避免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歪理邪说相混淆，成为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名套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

　　当前，人民群众困苦不堪，国内外社会形势逼人，人民在呼唤自己的学者，人民的哲学家，时代的新圣人。历史证明，逻辑正确不等于主体正确，方法有效不等于现实有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绝不是大家一哄而上，圈内人“投票决定真理在谁手”就能做好的事情，而是需要重用老实人、不让老实人吃亏才能做好的科学理论工作。因此，实现科学发展观理论彻底化，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成新的国家文化，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的时代责任。理论彻底尚未成功，革命同志还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