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 劳动价值：直接劳动同一性，间接劳动两面性

　　‌第二章 人民专政

　　一 劳动价值：直接劳动同一性，间接劳动两面性

　　在人类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一是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增长性劳动，这是第一类的社会必需劳动，称为直接劳动；二是辅助于直接劳动的辅助性劳动，这是第二类的社会必要劳动，称为间接劳动。如果缺乏直接劳动，人类连一天都难以持续下去，如同资源枯竭社会就会走向灭亡；如果没有间接劳动，社会也会出现巨大混乱灾害等问题，不利于满足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类社会劳动的职业，中国古代《管子》分为士、农、工、商，现代社会分为工、农、兵、学、商。古代的“士”分成学、兵，而今“学”又分成科技、文艺、管理。因此，现代社会劳动的职业，主要分为科技、工业、农业、商业、军事、文艺、管理等七大领域，简称学、工、农、商、兵、文、干。不同的顺序，代表着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管理为协调性的综合职业，与古代的士职业相近，注重知行合一，兼具学、兵的属性。管理，本质上就是协调。

　　科技、工业、农业，对社会资源生产起着支柱作用，是“国之三宝”。学者、工人、农民等三种职业是必需的，可称必需职业。提供科技成果的学者、提供生活用品的工人、提供生存资源的农民，是人类社会的生产主体，是直接劳动者，他们是人类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称为生产者。商业、军事、文艺、管理，对社会资源分配起着优化作用，是“国之利器”。商人、军人、文人、干部等四种职业是必要的，可称必要职业。提供商品流通的商人、提供暴力保障的军人、提供文艺娱乐的文人、提供协调服务的干部，是人类社会的非生产主体，是间接劳动者，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共同分享者，称为寄生者。

　　事实上，人类社会分工的原型就是自然人本身。从自然人身体的系统分工，说明人类社会的职业分工是恰当的。知识分子职业相当于神经、内分泌、泌尿、生殖系统，工业相当于呼吸系统，农业相当于消化系统，商业相当于循环系统，军事相当于运动系统。其中，知识分子职业包括科技、文艺、管理。科技相当于大脑耳目和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的微量激素作用非常重大；文艺相当于神经末梢和生殖系统，生殖系统就是娱乐快感与子孙传承；管理相当于脊髓运动神经和泌尿系统，没有泌尿系统毒素就不能及时排除，人体就会中毒。

　　与此相对应，大脑耳目与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对人体都是增长性的必需活动，它们都与人的头部直接相关，表明是第一重要性的，所以说科技、工业、农业都是直接劳动，学者、工人、农民都是第一类的生产者，属于左翼。循环系统、运动系统、生殖系统、泌尿系统，对人体都是辅助性的必要活动，它们都与人的头部不直接相关，表明是第二重要性的，所以说商业、军事、文艺、管理都是间接劳动，商人、军人、文人、干部都是第二类的寄生者，属于右翼。

　　其中，干部依附于学者、工人、农民、商人、军人、文人等六大职业及全社会领域中，是从属于不同职业及社会其他群体的协调性的劳动者，它不是独立的社会劳动。在当代社会，干部类似于军人身份，最好的干部就是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对军人言行需要适当节制，也意味着对干部言行需要适当节制。直接劳动者与间接劳动者，都是社会劳动者。直接劳动者与间接劳动者的分工，是人类社会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社会现象。

　　与社会劳动相对应的，就是社会寄生。社会寄生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强势精英，居于社会主流地位，主要指从事综合性劳动的干部或官员，称为管理者，比如享有一定行政级别与权力的党政干部。一类是弱势群众，居于社会边缘地位，主要指对社会缺乏直接贡献的边缘化人群，称为被管理者，比如老弱病残和无业人员等。当然，也可能存在着一部分不劳而获的食利者，本质上也是寄生者、被管理者。其他普通的社会劳动者，也属于被管理者。社会劳动者对管理者是权力上授，与弱势群众的单纯依附性不同。干部与人民概念相对应，根本利益相一致；官员与群众概念相对应，具有一定对立性。

　　管理者就是寄生者。从事着管理的干部或官员，依附于不同的劳动阶级得以存在，就是毛主席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的毛，分别代表着不同劳动阶级的利益。管理者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其职业特征表明，这是一种社会劳动阶级利益的代理制，与军人一样存在着忠诚与背叛的两面性。因此，管理者是协调者，也是寄生者，是具有军人性质的劳动者。其实，一般的公务人员职业性质相当于军人，不是从事协调的管理者。

　　管理者的职业属性错综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七大类职业——学者、工人、农民、商人、军人、文人、干部；管理者有四大目标——名声、利益、权位、美色；管理者有三种角色——组织者、决策者、仲裁者；管理者有八种手段——正道、恩德、仁爱、公义、礼仪、智慧、信用、勇敢；管理者有两副面孔——忠诚之善、背叛之恶；管理者有一个共同本质——寄生性。

　　管理者的寄生性，伴随着一种身份不确定性的状态。如果失去了寄主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比如被弹劾下课、开除公职、年老退休等，其管理者身份就会失去，曾经拥有的权力地位可能归零，就要回到老百姓中间去，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职业身份，与以前的被管理者身份重新处于平等状态。管理者的寄生性与身份的不确定性，促使一些人寻求同业人群的认同感、归属感、优越感，很容易滋生出党同伐异、任人唯亲的官僚阶层，以维护其特殊利益。古代称为士人，就是指管理者。

　　正是数量庞大的群众，构成了国民的大多数，是对政府官员提供协调服务的最大需求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比如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自然灾害、公共安全、邻里纠纷等需要协调安排，比如家人、病人、老人、学生、小孩等需要协调照顾，比如无业者、失业者、贫困者、违法者、愚昧者等需要协调处理。事实上，群众也可以不与管理者打交道，直接依附社会劳动者，获得自身需要的社会资源，因此对于管理者不存在绝对依附关系。相反，大量弱势群众的基本需要，为管理者从事协调服务提供了充足理由，如同顾客对商家的价值一样，所以说人民群众才是官员的上帝。

　　管理者的存在理由有两点：一是在劳动群体的利益创造与利益斗争中，关注天下道义与劳动效率，领导干部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二是在弱势群体的利益分配与利益保障中，关注社会公平与公益服务，政府官员代表着群众的利益。老子说：“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政府官员要为群众服务，这是每一个管理者做人的本分。毛主席说：“干部的权力是群众给的，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因此，脱离人民群众的管理者，将是一事无成的，甚至是对人民群众有危害的，也就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

　　从自然本末关系上说，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之间，直接劳动是本，间接劳动是末；间接劳动离不开直接劳动，间接劳动具有两面性。在劳动者与寄生者之间，劳动者是本，寄生者是末；寄生者离不开劳动者，寄生者具有两面性。在人民群众与管理者之间，人民群众是本，管理者是末；管理者离不开人民群众，管理者具有两面性。因此，重本远末，末不离本，末服务于本，就是善之根。始终保证本对末的绝对控制，才能抑制末的两面性发生，使末对本表现为善的功用。反之，舍本逐末，末脱离本，末欺压着本，就是恶之源。末对本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本就会被虚置、被抛弃、受剥削、受压迫、受欺骗，末就呈现出恶的本质。概言之，重本远末者善，舍本逐末者恶。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错误，在于舍本逐末，以间接劳动轻视直接劳动，以寄生者轻视劳动者、以末欺本，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因此，儒家的官僚人治思想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对人类社会发展是有害的。

　　有人将直接劳动称为体力劳动、简单劳动，认为其劳动价值低；将间接劳动称为脑力劳动、复杂劳动，认为其劳动价值高。其实不妥。比如，没有农民种粮食全人类都得饿死，没有商人搞流通只是生活不太方便。直接劳动中的精神创造，不需要复杂劳动吗？间接劳动中的军人保卫，不就是简单劳动吗？换句话说，直接劳动一般相对简单，因为劳动本身就不太复杂，生活本身就很简单。间接劳动一般相对复杂，大多是人为因素使之复杂化，那些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弄虚作假，难道是人类幸福生活所需要的吗？事实上，坚持必需劳动为本，必要劳动为末，去掉不必要的社会劳动，使社会关系自然简单化，就是实现人的复归与自然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