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 中国模式：理论滞后天地乱，时代呼唤新精神

　　‌六 中国模式：理论滞后天地乱，时代呼唤新精神

　　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是国内外理论界持续多年的热点话题。讨论中国模式，实际上意味着讨论中华民族是否有信心有能力领导世界前进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非常想了解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面前，中国能否通过自身的自主创新，找到另外一种新的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不仅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也能为其它国家包括现在的发达国家提供启发或帮助。人们讨论中国模式，不仅表明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已取得成就的确认，而且表明描绘世界版图的方式也有可能发生某种变化。因此，中国模式究竟存在吗？如果存在它是什么样的？中国模式还能坚持多久？中国模式在其它国家有推广价值和复制可能吗？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东西。

　　对于中国模式，国内理论界争议很大。左翼学者持肯定态度，主张中国模式；右翼学者持否定态度，主张全盘西化。国外学者大多持真诚肯定的态度，未必都是险恶的捧杀，中国人不能没有这个自信力。其实，中国模式的确存在，它又是动态变化的，还没有最终形成确定的理想模式。有人不承认中国模式，就在于中国模式本身比较复杂。

　　2001年以来，笔者在网络、杂志上发表了《社会发展模式论》等系列论文，提出了社会模式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混合形态，它从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开始，将依次经历开明封建主义“文化+政治”模式，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经济”模式，最终达到自然共产主义“文化+经济+政治”模式。换句话说，就是从开放搞活的商业时代开始，依次经历治理整顿的农业时代、转变经济方式的工业时代，最终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信息时代。这个观点已初步为中国社会实践所证实，并将继续得到证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的第一发明人，不是外国专家而是笔者，“出口转内销”的传播路径实在意料之中。

　　当代以经济社会为主流意识，主要有两种不同模式，即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传统的“政治+经济”资本主义方式，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必然相关，遵循政治经济学，称为西方模式。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这种模式。创新的“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方式，认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遵循知识经济学，称为中国模式。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这种方式。当然，以国家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主义，又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实也是西方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的知识经济异曲同工，只是在中国率先实现而已。

　　传统的社会主义，与以资本家为主体的凯恩斯主义，在模式上完全一样，差别在于主体不同与执政党不同，它们都不是真正理想的经济模式。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就是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奉行的西方模式，向着科学社会主义即传统的共产主义的中国模式的彻底转变。因此，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在传统概念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严峻的社会现实是不容回避的。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推进经济工作，取得掠夺式的快速增长，政治文化建设没有同步跟进，迟早都是要出大问题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始终存在，在物质领域取得进步的同时，精神领域一直处于持续下滑状态，中国在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社会道德诸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左翼学者与右翼学者相争，也是希望尽快解决现实问题，未必都是恶意用心。因此，右翼学者大力呼唤政治改革，向着全盘西化方向努力，用政治来为经济定位，最终回到西方模式；左翼学者大力呼唤文化革命，向着中国模式方向前进，用文化来为经济开路，最终实现中国模式。国内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激烈争论，也就是“姓资”、“姓社”的当代争论。

　　中国模式还没有最后成功，谈成功秘诀为时过早。不过，在历史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经验可供借鉴。中国模式的核心政治要素、发展成本消化、发展路径选择，三者同时具备优势，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不易复制的历史经验。三者缺少任何一条，都难以保证成功。比如，以资本家为主体的西方国家，存在主体不正、屁股坐歪，无法团结人民群众，缺乏政府权威资源，群众没有足够耐心和承受力，无法合理驾驭左右，而为极右思潮所限制，难以取得成功。具体地说：

　　一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政治要素，在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没有改变，维持政治核心稳定不动摇，提供了一个领导改革开放又能及时纠错的权威资源。其他共产党国家改革的失败，就在于主动放弃了党的领导。国家一旦群龙无首，势必天下大乱，改革将一败涂地，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最终亡党亡国，共产党政权被人清算，共产党人遭受迫害，人民群众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二是中国模式的发展成本消化，在于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与支持，有足够的耐心和承受力等待观望，提供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的有利环境。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长期支持。这个政治优势，在于毛泽东时代以人民为本的恩德积累和革命余威。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本已经丧失了人心，后来的官僚为本更加丧失民心，这个政治优势已经接近枯竭，人民群众的耐心和承受力已经接近极限，因此科学发展观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回归人民本体，才能培元固本休养生息。

　　三是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选择，在于把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从政治转到经济，再转到文化，这个过程是持续渐进式的，没有实现苏联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保证了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的动态稳定，为社会转型需要的文化创新、理论先行准备提供了充裕时间。在意识形态极度混乱时，对于主体而言，在行动上稍缓至少相对安全一些，但改革或革命是最终必然发生的。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纠错优势，在思想混乱时有效，在思想清楚时无益。

　　事实上，中国相对滞后的政治改革进程，是在呼唤新文化理论的出世。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除几个政治不成熟的领导人外，谁也不想做葬送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的历史罪人。没有新文化，政治改革就只能走向全盘西化；只有新文化，才能把政治改革导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历史证明，这个等待是明智的也是值得的，是对党和人民命运负责的。

　　五十年前，毛主席有一首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尤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受到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世界上又出现了反人民的思潮和势力，它们又兴妖作怪起来，人民希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再一次把妖雾澄清，把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当今社会的“毛泽东热”、“资本论热”，不是出于少数人的安排，而是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天下道义在召唤，革命战鼓在敲响，人民精神在激荡，举国体制在自动发挥作用。人民在呼唤自己的领袖和导师，群众在呼唤孙大圣“扫除一切害人虫”。理论彻底性始终没有根本解决，历史与现实总是相似的。

　　中国模式取得相对成功，不在于有没有政治民主，而在于有没有相对和平、安全的发展环境。目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缺乏权威的政府组织，人民生活贫困，文化相对落后，国内民族不易团结，实现“政治—经济—文化”转移不容易。因此，只有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在中国模式中率先得到好处。

　　目前，中国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转变观念的问题。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简单地说，就是做好五个统筹。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努力实现从单纯追求发展数量和当代人的利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到注重发展质量和后代人幸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

　　如何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呢？通过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彻底化，在全社会确立起政治服从文化的科学精神，建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发展理念，一句话，建立自然共产主义模式。只有做到本末有序、三位一体、轻重恰当，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因此，遵循道法自然，实行无为而治，是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