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世纪之交：解放的知识阶层，文化的第一作用

　　‌第三章 读懂中国

　　一 世纪之交：解放的知识阶层，文化的第一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见《马恩全集》第三卷，第544页）在20世纪末，世界和中国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对我们党的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彷徨，人民群众迫切期盼着党中央给出新的解答。

　　1997年，中央在全国开展“三讲”党性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就是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保证我们党永不变色，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有过“三讲”经历的人都知道，现实中“三不讲”的事情太多了，全党同志思想都感觉很彷徨，“三讲”教育很及时。开始时“三讲”教育要求人人过关，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很快就让人失望没啥效果了，原因何在？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蒙混过关的人太多，言教漂亮而身教极坏，后来就是强制党员学习、忽悠群众也没人相信，让人民群众反感的恶果延续至今。党不像党，领导干部带头说假话，长期哄小孩子也不行！诚所谓：“信不足，安有信？”

　　然而，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文化提到与政治、经济并列的国家战略高度，这是一次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过去，在传统话语体系中，“政治经济学”被公认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文化只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个理论失误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来说，始终是第二性的，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小资产阶级，而不是独立的知识阶级或知识阶层。

　　事实上，毛泽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化革命兴起，进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探索，率先为知识分子独立地走上社会舞台提供政治支持。由于深受政治经济学及西方模式的思想束缚，在文革实践中，文化身份问题“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结果被人为地搞成了一场政治内乱而最终失败。同样，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与一些高层知识分子胡说八道脱不了干系。因此，在毛泽东文革时代，知识分子因“皮毛论”受到恶毒诅咒；在邓小平改革时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获得正面依附性，但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和准确定位。

　　在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不伦不类、不清不白的政治概念，有时是人民中的一员，是有功之臣；有时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是乱国之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理论不彻底、概念不清的问题。

　　这里，狭义文化，仅指文学、影视、艺术、宣传、人文宗教等。广义文化，还包括哲学、理论、科技、法律、企业、管理、意识形态等。知识分子历来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学者型知识分子，简称学者，比如哲学家、军事家、科学家、工程师等，是老实人，具有同一性；另一种文艺型知识分子，简称文人，比如从事文学、艺术、宣传、教育的人，不一定是老实人，具有两面性。毛泽东“皮毛论”仅适合文人，不适合学者；邓小平“工人论”则相对接近学者，不适合文人。毛泽东时代的学者也受打击，劳动积极性受挫；邓小平时代的文人也受尊重，胡作非为要翻天。历史证明，两种结论都存在不彻底性问题，实践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对文化地位的战略提升，使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一个阶层走上社会舞台，使中国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在客观上摆脱“政治+经济”西方模式的限制，为科学发展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具有通过治理整顿的“文化+政治”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化+经济”模式、实现人民共建共享的“文化+经济+政治”三元模式的可能性。

　　然而，完全解放知识分子，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知识分子概念依然模糊不清，而今做老实人的学者，也大多蜕变成不做老实人的文人。学者不是做真学问，是逢场作戏；学者不是讲真话，是胡说八道。当今社会，做老实人好人太吃亏，谁也不肯做老实人好人。长期把老实人当傻瓜，把坏人当好人，就是发生“钱学森之问”的病根。知病即药，就是治理良方。习近平同志说“关键在落实”，只有把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期待的公平、公道、公正落实了，呵呵，让笔者这样的老实人出来做实事做大事，才有利于救党救国、长治久安。

　　必须看到，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思想被长久放逐，加上马列毛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占据主流，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国家文化因难产而缺位，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化复兴，事实上只是一种文化复辟。正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说，主要还是极左的帝王将相与封建主义旧文化、极右的才子佳人与资本主义伪文化，借势重新占据中国思想主流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马中西“三驾马车，各奔一方”的混乱局面，这场文化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复辟。因此，“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人民大众真切呼唤毛泽东、呼唤新文化的当前出现，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感、历史感和使命感，总是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

　　在世纪之交，中央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对国家文化的哲学内涵作了阐述，为新的国家文化形态提出了标准、指明了方向。就是说，国家文化应满足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发展要求、应具有先进文化的发展创新方向、应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文化，一是必须要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必须要有鲜明的先进性和大众性，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用健康的内容教育人，要用活泼的形式吸引人，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三是必须要有鲜明的革命性和阶级性，要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对党的建设要具有正面的实际贡献。

　　真正意义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前身，是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新世纪和全面崛起的里程碑。只有真正具有“三个代表”内涵的国家文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国人民的新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才是对世界人民有益的新文化，才是保证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产主义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