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百年苦难：从历史救亡图存，到现实富民强国

　　‌第二篇 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貌似一句至理名言。在今天，管子的预言没有实现。饱暖思淫欲，人心浮躁，社会上一派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是非颠倒、混乱病态的景象。法家思想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放纵欲望加严刑峻法，必然天下大乱，如同开车猛轰油门又要踩急刹，耗费很大容易翻车。文革极左不行，改革极右也不行，只有实事求是的自然守中才行。坚持人民本位、实事求是的主体思想，克服党的思想观念中时左时右的两极震荡，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章 改革开放

　　一 百年苦难：从历史救亡图存，到现实富民强国

　　中国历史，科学发展观绕不开的话题。近代中国，就是一部抵抗外敌侵略的民族奋斗史，也是一部慷慨悲愤的人民解放史。五四以来，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思潮在中国发生着剧烈碰撞，有识之士都希望找到实现民族解放、独立富强、科学发展、天下太平的正确办法。“救亡图存”与“富民强国”，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尽管中国曾经长期被迫处于内外战争中，作为全民族的共同期望，独立富强、民主科学的火炬，天下共生、世界大同的梦想，始终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从来没有熄灭过。

　　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文革末期，面临着巨大而深刻的发展危机。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找不到正确目标与政治前途，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政治上“物极必反”，经济上百姓生活贫困，文化思想上教条主义盛行，社会上人心思变，知识分子反思现实“右转”呼声很高。因此，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启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两大目标设定：惠民富民、强国强心。在今天，一些人企图利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失误，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也不得人心。

　　第一，惠民富民，是改革开放的动员令。让老百姓尽快从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困境中走出来，实现基本生活的改善和安居乐业，这是共产党人代表着人民利益所应当承担的道义。老百姓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救自己，要让老百姓从国家政策中得到实际好处，就得允许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身的命运。共产党人革命之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政权后统治人民，而在于通过夺取政权帮助人民，也就是帮助自己获得自由与幸福，让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获得公平公道公正的制度保障，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得到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正是基于我们党的这个核心理念，老百姓才真正支持和拥护共产党、真正支持和拥护人民政权，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中华民族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来。

　　历史终究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终究是受自身利益驱动的，不承认这个就不是实事求是派。什么叫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而不是空头支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因此，惠民富民的利益目标，是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作出的科学抉择，也是符合共产主义要求的。党在政策上支持人民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劳动，在行动上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奋斗，充分调动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自觉性、创造性，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一起诚实劳动致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再没有比这个目标更能激动民心的了。坚持惠民富民，就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是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完全正确的目标，历史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而是通过诸如投机倒把、坑蒙拐骗、以权谋私、黑恶势力等不法手段先富起来，这是开放搞活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负面效应。邓小平也主张及时打苍蝇、扫垃圾，过一段时间就需要从重从快做一次“社会大扫除”，通过国家的治理整顿加以解决。事实上，邓小平之所以安排两代接班人，并非完全出于私心，而是科学预测到中国在开放搞活以后绝对需要治理整顿，否则改革开放就失败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运动也就失败了。历史证明，在事关共产主义政治前途的根本问题上，实事求是的邓小平与全盘西化的赵紫阳，双方是存在根本分歧的，邓小平的眼光是坚定的也是长远的。

　　第二，强国强心，是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十年文革后期，由于极左思潮泛滥的胡作非为、乱斗不止，许多人都对共产主义信念产生了怀疑，对共产主义政治前途失去了信心。在这种前提下，靠极左的儒家式“口号治国”能行吗？当然不行！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影响，在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主流意识形态与统治地位的，就是标榜政治忠诚的儒家式“口号治国”，实际上是空谈误国，对于始终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人民国家，这是极端危险也是难以持久的。比如，20世纪初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喊着爱国口号，靠着慷慨捐躯的精神去拼命，终究打不过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也守不住中华民族的祖宗基业。因此，从儒家式“口号治国”向着法家式“实力强国”转变，从“人治”向着“法治”转变，就是面对中国具体国情必须具有的务实态度。

　　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是一种以退为进、韬光养晦、强国强心的策略方法，并不是最合理的根本转变。然而，全盘西化派却把它理解成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复辟，向着法家思想的根本转变，这是对邓小平杂家思想的严重误读，也是对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命运极端不负责的幼稚之举。“难道不搞极左，就必须搞极右么？”有人问邓小平是左派还是右派？邓小平肯定自己是实事求是派。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就意味着有时会向右转的可能，这不是极右的投降主义，而是革命的务实精神。在20世纪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从毛泽东生前的中美建交算起，向右转的改革开放就在中央高层战略启动了。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也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身也有一个不断适应实践需要、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反对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反对极左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干扰阻碍，反对仅靠政治忠诚的空谈误国，注重认真研究中国具体国情，力争使中国革命事业实际地夺取最后胜利，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在思想上的共同特点。因此，一些极左的同志企图全面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当性，也意味着在客观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改革路线。

　　其实，注重口号强国、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有教条主义之弊端，是封建主义思想。实力强国、依法治国的法家思想，有官僚主义之弊端，是资本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在总体上接近于墨家“以德治国”，也有精英主义之弊端。科学发展观接近于老子《道德经》“以正治国”思想，有自然主义之优势，是彻底的共产主义思想。从毛泽东1917年发表文章寻找“大本大源”算起，他一生都在研究老子的道德思想，可惜的是，始终没有时间和精力读懂弄通。在1949年及以后，毛泽东也一直在重读《老子》，希望从中找出“以正治国”的致胜法宝，更好地建设人民新中国。可惜没有读懂，转而去关注法家的经济建设思想，提出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1957年以后，国内政治形势突变，事情正在起变化，极右要复辟夺权，毛泽东从注重法家的经济思想，不得不转向儒家政治忠诚的“人治”思想。

　　在十年文革期间，国内理论界组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杂家、法家、墨家思想，加大清算儒家的封建文化影响，把老子《道德经》也一锅烩了，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形而上学，在思想上大而无当，对于治国是无用之术，当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来对待，实际上表现为墨家的思想路径。同时，没有认识到法家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实质上可以划上等号，而在法家思想中采取兼收并蓄的实用主义，结果为法家“依法治国”思想路径提供了理论合法性。这也是中国古代的杂家治国，往往徘徊于儒、法之间的传统观念影响。

　　在文革后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为邓小平选择法家的思想路径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选择墨家的思想路径，是反儒而注重创新的，注重德才兼备；邓小平选择法家的思想路径，也是与儒家相对立的，注重唯才是举。历史地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杂家思想。毛泽东与墨家、邓小平与法家，共同反对儒家极左的教条主义与空谈误国，毛泽东主张前进一步，邓小平主张后退一步，是毛邓之间的不同分歧。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都是坚持人民主体利益与党的利益相结合的，不是左派或右派，而是实事求是派。杂家思想的复杂性，完全在于具体实践的需要，时左时右没有绝对标准。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都反对极左的教条主义与极右的全盘西化，就是不懂得在党内理论界居于主流的杂家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中央苏区，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大毛派分子，支持毛泽东务实思想的，邓小平就算一个。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是“人才难得”，邓小平评价自己是“跟着走”。

　　中国改革开放的“惠民富民、强国强心”的目标设定，是围绕着人民主体利益与共产主义事业成败来说的。离开了这个主体前提，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的奇迹是如何出现的？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核心在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党向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天下道义的自然规律。物质性的建设只是经济基础，而精神性的民族自强才是最终结果。中国不但要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建设上成为世界大国，还要在文化教育和民族精神上成为世界领袖。这个任务和目标，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经提出来了。

　　当然，中国要做世界领袖，是毛泽东同志一样的人民领袖，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领袖，坚持自然真理，维护天下道义，坚持人民本位，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资本主义剥削、贪腐邪恶势力。事实上，真理只要被群众知晓，就能变成物质力量。把科学发展观推向全世界，就是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圣人也是人民领袖，是人民拥护欢迎的，越多越好。老子说：“故居上而民弗重，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乐推而弗厌也”。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指导建立起来的中国模式等榜样力量，已经在全世界引起关注，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正在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新贡献。

　　综上所述，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左”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后三十年以“右”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都为寻找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付出了沉重代价。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刻总结“不左就右、不右就左”两极震荡的历史教训，认真实践毛泽东“戒左戒右”、邓小平“反左防右”的治国理念，面向21世纪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新发展、新需要，提出的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解答。因此，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人民本位、共产党为主体的指导思想和时代产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合法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