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助周伐纣：立新意味着破旧，破旧不等于立新

　　‌三 助周伐纣：立新意味着破旧，破旧不等于立新

　　古之有真言，吾民即苍天；以道立天下，圣人非鬼神。不争乃大智，治国如小烹；本末皆有序，乾坤得安宁。归根在复命，德才又红专；老实不可欺，庸人自扰之。希言我自然，天地不自生；守中行大道，自有后来人！

　　真理唯一，谬误万千。正如恩格斯说，科学方法适合于对正确规律和实践事实的揭示，也适合于对谬误认识和历史事实的批判。由于谬误太多，起扰乱性的偶然性因素太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拿出来批判。立新意味着破旧，破旧不等于立新。天下人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妖魔鬼怪实在太多，旧的妖魔被剿灭了，新的鬼怪还会产生；此时此人觉悟了，彼时彼人还会犯错误。从总体上说，个人可到达觉悟的真人境界，人类精神异化的过程永无休止。在小说《西游记》里，无论须菩提、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如来佛、观世音、唐太宗如何厉害，没有哪一方神仙帝王能够将妖魔鬼怪打杀完，既无可能也无现实必要。老子说：“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只要把全面彻底的自然真理找出来，真正确立为天下核心理念，那些鬼神迷信就会自动失灵，大多数老百姓就不会继续受害。只有理论彻底，坚持真理，实践真理，捍卫真理，才是帮助人民群众摆脱鬼神迷信的好办法。孙悟空“斗战胜佛”的名号表明，言教者不敌实干家，如来佛不如孙（身）行者。世上的那些妖魔鬼怪、错误思想观念，都是天生地长自然地产生出来的，遵循“躲避者生，挡道者死”规则，一般情况下它们会自生自灭。那些祸害百姓的妖魔鬼怪，无论极右极右混世派，则是逢者必打，一个都不能放过。知错必改，有错必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打掉一个，教育一批。

　　对于具有重大影响的妖魔鬼怪、错误思想，采取支持、保护、纵容、利用的统一战线，坚持文化多元的宽容立场，实际上就是放纵邪恶、姑息养奸，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的，也是违背共产党宗旨的。这种几近暧昧的和稀泥态度，是党在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性，不适合于和平建国时期。事实证明，错误思想、妖魔鬼怪就是乱世之源、亡国之根。在野夺权时宜接近坏人，天下越乱越好。在朝治国时宜疏远坏人，天下太平才行。毛泽东早就认识到，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宗派教条的马克思主义，都不等于真理，必须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与传统的错误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文革之所以失败，在于理论不彻底，没有把这个道理真正讲明白。

　　在文革中，旨在打破教条主义、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文化方向，被扭曲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神圣地位的教条化方向。不是消化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建立新文化，而是藏身旧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被消化利用。党内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众人高举马列毛教条，胡乱剪裁中国历史，不求根本彻底，只讲形式主义。文革一味强调破旧立新，革故鼎新，不是“以道立天下”之本，而是“扫除一切害人虫”之用，唯独不敢对马列毛基本原理产生怀疑。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种只改造别人，不改造自己，本末颠倒、舍本逐末的片面思维，教条主义极左思维至今仍在。在孙悟空大闹意识形态天宫时，从太上老君炉边掉下来的“星星之火”，变成遍地火焰大地焦枯的极左思潮泛滥。“只道山无损，原来地有亏”。挡在取经路上的火焰山前，令孙悟空焦头烂额的红孩儿的三昧真火，也是从革命烈火中练出来的。毛主席最终也拿这些高举红缨枪、极左幼稚病的孩子们没有办法。“我死了以后，你们怎么办？”极左的文革只能走向失败。缺乏自然真理的科学标准，新跳出来的都是一些私心杂念的妖怪，徒劳无功累死不说，自身队伍也被妖魔化了，祸国殃民，害人害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问题。因此，重新探讨天下道义与人民需要、知识分子与文化革命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道义，就是指符合自然人主体利益的行为标准，符合人民基本利益的政治准则，符合大道真理的革命实践。道者，大道真理也；义者，革命实践也。自然人本身不可代替，所以天下道义神圣不可代替。在过去，道义有两种解释，一是道德与正义，二是解说正义。谁制订的道德？什么是正义？没有人民自然主体，缺乏道法自然标准，也谈不上道义的彻底性与神圣性。天下道义是军队的核心，决定着人民军队的本质。是否符合天下道义，就是人民革命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分界线。所谓天命，就是指文化使命，依据时代和人民需要产生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自己理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和人生使命。知识分子只有解放人民的思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就是知识分子的天命。正如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核心力量，就是革命知识分子——老实人、学者、圣人和人民领袖。

　　权力可能垄断、财富可能垄断，道义与人心不可能垄断。革命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唯一凭借的就是天下道义。通过服从真理，首先解放自己的思想；通过服务人民，帮助人民群众解放他们的思想；通过服从天下道义，得到天下人心。圣人与百姓、领袖与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大家一齐动手，打破不合理社会制度（商纣王），消除权力私有与财富垄断，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全面的新制度（周文王），还天下人一个“劳动、人格、尊严”的新社会与“公平、公道、公正”的新世界。因此，“服从真理，服务人民，无私无畏，大道公行”，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核心精神，就是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

　　当代中国，不少极右派知识分子与人民为敌，甘当洋奴，替法西斯卖命，以谬误冒充普世真理、以私心杂念冒充人类良心、以个性偏好冒充公共精神，拉佛入伙，秀我美色，常常冒充激进革命者，以迷惑误导群众，事实上祸害天下百姓，在历史与事实面前，极右谎言是终究会被揭穿的。凡是脱离天下道义的人，就是胡说者。凡是背叛神圣天命的人，就是邪恶者。这些号称公共知识分子，敢于欺师灭祖、离经叛道的胡说者与邪恶者，统称为“假神仙”。他们不是凭借天下道义，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而是为谋取个人名利而胡说八道，为金钱权势所诱惑出卖灵魂良知。在小说《封神榜》中的申公豹、赵公明等人之流，就是被社会异化而迷失本性的“假神仙”。这些伪精英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进性，成为有待被人民革命实践拯救的愚昧落后者，或者成为顽固到底最终被铲除的邪恶势力陪葬品。在人民被妖魔化的文化领域，一些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伪精英，类似于轩辕洞旁的狐狸精、野鸡精扮作神仙下凡一样，终究克服不了自己满身骚臭妖气，在得意忘形之时，稍不注意就现出真身原形来。

　　在天下无道、长夜难明、物欲横流、群魔乱舞的资本主义邪恶社会，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陷入理论混乱、思想浮躁、现实残酷、行为残忍、身心悲苦、前途绝望之中，劳苦大众更是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盼望温饱、盼望光明。一些人丧失本性理智的节制力，本能欲望无限地急剧膨胀。一些人要洗脱原罪，谋取垄断利益，必然要抛弃政治伦理束缚，挑战中央政权，建立诸侯割据，制造天下大乱。一些人悲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必然要求打破人性良知束缚，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奉行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酒色财气、美酒佳肴、通奸卖淫、春药性病充斥全社会，上至高官下到百姓，个个都想过把瘾就死。比如春秋战国、魏晋玄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其典型代表。

　　小说《封神榜》，正是对邪恶社会的黑暗现实及其革命斗争的文学描述。太上老君以自然人为主体，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表现为自然真理标准的范畴；元始天尊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阐教表现为投身革命实践的方向。周朝文武以人道政治为主体，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立天定人”。通天教主以器物欲望为主体，是法家的祖宗。玉者，欲也。帝者，地也。玉皇大帝，财富欲望也。西方上帝，以地为上也。可以说，玉皇大帝、西方上帝，就是“以地为本”的通天教主的不同化身，截教代表着私有财产异化的方向。道家注重本体，为正派；儒家注重本性，为左派；法家注重本能，为右派。三者都根源于自然人，却具有不同的本质特性。左派儒家，右派法家，都不是实事求是派。只有以老子《道德经》思想，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派，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具有相同的本质规定性，是实现“人的复归”的自然共产主义核心理念。

　　儒家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因为周朝就是革命的王道政治。法家奉行霸道的帝国主义政治，一般扩张快，规模大，难免外强中干，灭亡很快，必然血腥、残酷、短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速焉”。秦始皇、隋炀帝都恃武好战，秦、隋政权均二世而亡。为何霸道强国会毁于一旦呢？在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违背道义，唯利是图，官僚改革，越治越乱。帝王好大喜功，欲望膨胀，胡作非为，与民争利，天下大乱。结果对外扩张，国力空虚，内政不修，外患不断，官民积怨，贫富悬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行不义必自毙。“物壮而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王道政治，就是应时而生的打击奸伪、铲除邪恶的人民革命，文化理论决定政治实践。在邪恶社会中，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神圣天命。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理念，就是指王道政治。在天下道义与人民革命的召唤下，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悲壮的革命豪情，汇聚到人民领袖身边，站在人民革命的神圣旗帜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怕鬼，不信邪，不断战胜来自各方面的思想干扰、军事围剿、政治压迫、经济困难，始终保持“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革命者战天斗地、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坚信人民革命一定胜利，王道乐土一定建成，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只要真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王道政治就一定能够成功。

　　王道政治取得政权相对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对困难，在于领导人“以德治国”后继无人，普遍缺乏合格接班人的问题。在德治状态下，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幸福生活，没有人民文化的自然生成与制度导入的模式保障，主要由老一代革命家坚持或圣王恩赐出现的，最终难免人亡政息的结果。比如商汤革命、文武革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永乐之治、康乾之治等。由于革命战争胜利带来的军事政治特权，使得一些功臣及其后代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就会很快异化出现蜕化变质，站在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面，成为新生的邪恶势力代表，从人民拥护的革命党，变成统治人民的执政党——既得利益集团，人民革命推翻旧王朝的历史结果，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很快又面临着新的革命风潮。

　　所谓“助周伐纣”，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辅助周文王服从天下道义的共产主义革命王道，讨伐商纣王违背天下道义的资本主义邪恶霸道。在《封神榜》中，周文王、周武王代表全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革命与王道。商纣王、闻太师代表私有的资本主义思想，就是邪恶与霸道。元始天尊门下的姜子牙、杨戬等革命知识分子奉命下山，始终站在天下道义一边，全力辅助周文王、周武王所代表的王道政治，助周伐纣，彻底消灭商纣王所代表的霸道政治。反之，那些逆天行道、违背天命的通天教主及其徒子徒孙，助纣为虐，辅助商纣王的闻太师、申公豹等名利之徒，最终都没有好下场。邪恶霸道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革命王道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铁一般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因此，《封神榜》与马克思主义得出相同结论。知识分子的天命，就是助周伐纣、惩恶扬善，实现天下共生、世界大同。道义所在，天下赴之，这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

　　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作为社会精英、群众领袖的知识分子，往往好为国师，自觉选择站队是必然的。然而，选择不同的国家哲学、社会模式、发展道路，事实上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民众的命运、党的命运、自身的命运。因此，探讨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哲学是有益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哲学，莫过于周文王的《周易》，讲以德治国，被儒家尊为“百经之首”。据说《易》分三种，夏称《连山》，讲人道治国，主张政治杀伐；商称《归藏》，讲地道治国，主张经济财富；周称《周易》，讲天道治国，主张文化周全。从夏、商、周之国名不同，表明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实践最成功、理论最彻底的国家哲学，莫过于老子的《道德经》，讲以正治国，历来被世人公认“老子天下第一”。名声很大、结果很坏、后果很严重的国家哲学，莫过于迷信“依法治国”的后期法家，商鞅引发社会动乱惨遭车裂，秦以法家思想立国，征战天下统一中国，却难免“二代而斩”国破家亡。主张法家思想的官僚改革家，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思想最混乱、实践最失败、最不成体统的国家哲学，莫过于乱世中的“鬼神治国”，包括礼教、佛教、道教等宗教。比如王莽的名教复礼，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时期的佛教、道教等治国实践，不过是形式主义、聊以自慰、自欺欺人。佛教在宋代、道教在明朝中叶相继衰落，进入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状态，是依附于儒家治国与鬼神思想的宋明理学。因此，鬼神治国的危害性被明清统治阶级所警惕，主要采取利用与限制的策略。

　　概言之，道家以正治国，无为而治；墨家以德治国，有为而治；儒家极左教条，人治特权；法家极右奸邪，法治乱国；鬼神混世名教，礼治亡国；杂家外儒内法，两极震荡。分别体现着道（正）治太上、德治亲之、仁（人）治誉之、义（法）治畏之、礼（名）治侮之的不同治国思想及历史后果。

　　杂家的外儒内法，本质上就是法家思想。出于维持政权的一时需要，统治者大多采取杂家思想。杂家思想仁义并用，忽而极左一时得誉，忽而极右让人生畏，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患得患失，进退失据，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拖延时间。除汉初、唐初、明初、清初等少数几个君王外，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实现太平盛世，也难免人亡政息。其他朝代的君王，要么是庸君守儒，可持续性剥削，极左教条，大搞特权；要么是暴君守法，不可持续性剥削，极右邪恶，大搞腐败；要么是昏君守礼，鬼神混世，名教亡国，忽悠天下拖时间。往往徘徊于“儒家极左求名、法家极右取利”的两极之间，追逐个人名利，祸害天下百姓，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故有“外儒内法”的说法。事实上，杂家的外儒内法，治国靠胆大、凭运气，你方唱罢我登场。杂家思想形左实右、极左极右、忽左忽右，与鬼神混世、名教哄人的本质一样，类似于“击鼓传花荡秋千”游戏，都是在上者思想混乱，对人民群众极端有害的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