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天下共生：周易革命共生论，理论彻底道德经

　　‌二 天下共生：周易革命共生论，理论彻底道德经

　　中国的先秦诸子把天道、地道、人道、王道、霸道作为共同话语。各家都非常重视天道的作用，虽然理解不同内涵各异，也足以揭示出周王朝天道为上、文化为本、王道革命、以德治国的可信事实。其中，《周易》（又称《易经》）与《道德经》（又称《老子》），高度重视天道、道德、文化、实践的作用，特别是文化决定政治的王道模式，就是中华民族的“圣人”情结由来。因此，以自然道德为终极标准，人民为本位，天下共生为旗帜，圣人文化为核心，注重人类社会的天、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中国共产主义模式的逻辑依据。中国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著作，包括《周易》、《诗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六韬》、《孙子兵法》等。

　　从核心概念上说，周（全面），全面发展，指人民本位的天下共生。易（革命），革命王道，指人民文化的革命实践才是王道。周易，就是指全面彻底的人民本位的共生革命，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天、地、人三大要素和阴阳、刚柔、得失基础上的社会革命理论。《周易》是一部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发展变化与革命王道的伟大哲学，就是说，它是一部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天下共生哲学著作。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武革命”，就是指周文王在理论上、周武王在实践中，《周易》真正用于指导王道即人民革命事业。作为周文王的丞相、周武王的军师，姜太公“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六韬）的共生思想，就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这种追求王道、乐土的政治文化，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所反映，比如《黄鸟》、《硕鼠》、《伐檀》等内容，就是表现出商末及西周时期政治特征的诗歌。《周易》所代表的国家文化，一直是西周时期和东周名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也是“吾从周”的孔子具有革命正统性，被列为革命左派的根本原因。

　　从八卦结构上说，《周易》在理论上就是高级共产主义[天、人、地]模式，仅次于老子《道德经》的自然共产主义[天、地、人]模式；在实践中就是革命共产主义[人、天、地]模式，相当于我们党“以德治国”的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可以说，《周易》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相当于毛泽东思想。《道德经》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哲学，相当于科学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以正治国”，从根本上解决“以德治国”人亡政息、难以持续的问题，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实践价值。世人只看到《周易》的鬼神占卜作用，儒家看到了《周易》的国家哲学内涵，却不明白“以德治国”的不彻底性，是以难保人民共生、王道革命的政治本色。

　　从国家哲学上说，老子主张“独异于人”的自然核心、孔子主张“从周”的文化核心、法家主张“从商”的经济核心、墨家主张“从夏”的政治核心，充分揭示了先秦诸子思想出现巨大差异的根源。《周易》以天道文化为最高权威，圣人之言成为神圣教条，理论不彻底；《道德经》认为比天道更高有大道，自然才是大道根本。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出了政治与经济、经济与文化、理论与实践、真理与认识、真理的终极标准等哲学问题，是真正合理、系统最优、理论彻底的自然哲学。实际上，老子“道法自然”的全面彻底观念，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民领袖都没搞清楚，几千年来“老子天下第一”，完全有理由成立。天下共生，世界大同。科学发展观理论彻底化，就是道法自然的当代实践，从而揭开“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之谜，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源头上湛兮若存、信然不虚的历史事实，这正是中国人民的信仰重建的依据之一。

　　老子《道德经》二十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天下大德圣人的模样，就是没有个人私心杂念，始终坚持天下大道，以“服从真理、服务人民、无私无畏、大道公行”为本色。大道象什么样子呢？如同阳光、空气、水、风一样，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它自身透明不可见，只有从作用万物的真实存在才能知晓，总是让人感觉只有恍惚，把握不住却真实自在。在惚恍的大道中，有抽象模式；在恍惚的大道中，有万物存在；在幽暗的大道中，有精神创造；大道的创造精神非常真实，总是让人依赖信任。从现在到过去，大道的命名都不会改变和过时，由前人先辈代代相传。我凭什么知晓前人先辈的思想是什么样子呢？就凭大道的自然真实性。

　　通过自然逻辑关系，去认识前人或文献的思想，结合历史事实加以检验证明，可以正确地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测未来的历史事实。它来源于历史实践而超越历史，回到实践而指导新的历史发展，就是老子的“逻辑研究方式”，也是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研究方法。它不仅适合正确解读从周文王、老子、孔子、孙中山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前人的核心思想，做到实事求是让人明白，不至于听信极左极右或鬼神胡说让人迷惑；而且有利于使科学发展观理论彻底化合理化，以便有效地正确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不至于在思想上陷入两极震荡而祸国殃民。因此，老子的自然历史观，就是人民历史观、科学历史观，具有永恒的自然真理的普世价值，尤其适合于对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人民本位的信仰重建。

　　先儒孔子说“吾从周”，以道德为标准，强调仁义，是革命的教条主义；后儒孟子说“仁义而已”，以仁义为标准，丢弃道德，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从孔子到孟子，这种独立自主的革命王道，就被人身依附的封建思想所代替。因此，后儒大都不讲文王《周易》的为王之道，只讲孔子《论语》的为臣之道、孟子的犬儒之道，类似于今天的国人们，不讲毛泽东思想，只讲邓小平理论。儒生们哭喊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则是极左的教条主义者；历代封建统治者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儒教加以控制利用，就是看中孔子《论语》臣道和儒教思想的盲从性。因此，儒家就是由先儒、正儒的革命教条主义，变成后儒、犬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最终完成于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儒教，就是封建文化大本营、曲学阿世老祖宗。

　　这里，比较一下《周易》与《易传》核心理念之不同是有益的。

　　据说《易传》为孔子所著，是儒家解读《周易》的权威经典。《易传》谦卦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这里，“盈”指发展，“谦”指和平。天道文化向下，地位尊贵光明正大；地道经济向上，地位卑贱财富增长。天道文化节制发展增益和平，地道经济促进发展流失和平，鬼神文艺妨碍发展造福和平，人道政治厌恶发展爱好和平。天道文化尊贵而光明，地道经济虽然卑贱而不能逾越，天下道义与个人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不可逾越的终极根基。天道文化，地道经济，是国家政权建立、巩固与长治久安的两大基础。鬼神，指社会人心，是国家意识形态。人道指政治，是国家上层建筑。鬼神先于人道，人心先于政治，把鬼神作为国家要素之一，表明《易传》是承认鬼神的，相信鬼神（社会人心）高于政治。《易传》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就是把政治与鬼神放在一起的。所谓“得人心者天下，失心者失天下”，就是儒家的著名观点。

　　在《易传》的核心观念上，是承认鬼神存在的有神论。在《周易》的哲学层面上，由天、地、人三材与阴阳生八卦，演成六十四卦之易象，没有给鬼神留下位置，因而是无神论的。与《道德经》的“自然为本，大道至上，天道第一，地道第二，人道第三，鬼神为末”顺序不同，《易传》的四大顺序：“天道第一、地道第二、鬼神第三、人道第四”，在根本上缺乏“自然”与“大道”两项，表明《易传》存在忽视自然本体、本能实践、本性真理的哲学源头，只是重视社会的文化、经济、人心、政治的要素作用，这就是理论不彻底的根本表现。《周易》的理论不彻底，在于“天道为本、文化为本”，而不是“自然为本、大道至上”，重视认识与理论的作用，但缺乏真理标准。《易传》的理论不彻底，在于承认鬼神高于人道。由此可见，周文王所代表的易学，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还是有差异的。《易经》思想是无神论，《易传》思想是有神论。《易经》是革命的共产主义著作，《易传》是儒家的封建主义著作。

　　自然主义重视自然真实性，轻视鬼神主观性；实用主义重视鬼神主观性，轻视自然真实性。道、医、兵、易四大家，归于自然主义学派；儒、墨、名、法、杂五大家，归于实用主义学派。这个划分标准，在哲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老子《道德经》二十四章：“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道”指大道。所谓大道，包括实践与真理的对立统一内容，而不仅仅指实践。“大”指作用重大、影响深远的意思。王，指有人民文化指导的革命政治形态；人，指单纯的政治关系概念。老子认为，大道真理作用重大，天道文化作用重大，地道经济作用重大，王道政治作用重大。国家有四个作用重大的核心要素，王道政治就是其中一个。人道政治以地道经济为根本法则，地道经济以天道文化为根本法则，天道文化以实践真理为根本法则，实践真理以自然世界为根本法则。自然决定实践真理，实践真理决定文化理论，文化理论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其物质载体、制度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文化等内涵。社会人心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在人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与儒家的《易传》不同，老子“道法自然”的改变有着深远的哲学价值与实践意义。具体地说：

　　第一，自然居于首位，自然才是真理标准，实践与逻辑只是证明。

　　老子认为，自然、自然人、本能、本性、实践、真理、人民、劳动等，都是高于天道文化范畴的，是比文化、理论更为根本的东西，它们是产生人类包括文化、理论、知识、概念、科学、社会、历史等一切人类文化概念系统的根源。本体、本能、本性高于天道文化，实践与真理高于文化、高于理论，它们仅服从于自然本体。与传统的观念不同，实践与真理是对立统一的，真理并不产生于实践，实践也不产生于真理。虽然人类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真理，或者通过真理去指导实践。

　　实践出真知，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产生对真理的认识，而不是产生真理本身。事实上，真理是唯一的，错误是无限的。盲目实践就是在错误中折腾，一万年也未必能产生真知。因此，劳动人民是创造人类文明的根本源泉，创造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自然主体性，具有更高权威性。劳动人民的实践与真理，就是文化范畴的知识分子、圣人、人民领袖的老师。这正是老子《道德经》的自然观、实践观、真理观、人民观、文化观。

　　老子“道法自然”的理念，一举冲破了经验主义“实践为本”和教条主义“理论为本”的不彻底性，打破了被极少数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宗教人士所垄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专制牢笼，解放了被权威主义、精英主义、经典著作、偶像光环所束缚的无限创造力，为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身实践“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及时“发现真理、纠正错误、拨乱反正、独立思考”提供了合法性证明，从而为实现人的复归和自然共产主义理想开辟了前进道路。真理不来自于鬼神，不来自于人心，不来自于圣人，不来自于帝王，不来自于官吏，不来自于精英，不来自于群众投票，也不来自于人类实践。真理只能来自于最高的自然，即真实世界。真理的唯一来源是自然世界，人类对真理实践与否都是真理，它与人类实践无关，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本能的实践与本性的逻辑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都由本体的自然世界所决定。自然世界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实践的唯一标准。因此，实践与逻辑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发现真理的途径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一种是逻辑。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是科学发现的有效方法。归纳法通过实践去发现事实，再通过总结提炼其相似性，提出科学假设，最终必须通过科学逻辑的建立，才能完成真正的科学发现。演绎法通过逻辑去提出假设，再通过实践去检验证明或被证伪，最终被证明的那一种，就是科学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批量地发现相关事实，从而完成学科的建立。比如化学元素周期表、计算机、核科学，就是实践与逻辑相结合的科学典范。在自然世界面前，每个自然人原则上都有机会成为一代弟子。道法自然，老子是大师兄，而不是祖师爷。任何所谓的神仙、皇帝、领袖、理论、权威、经典、利益、权力、喜好都无法垄断或占有真理。因此，发现真理是每个自然人的权力，解放思想是每个自然人的责任。

　　第二，大道高于天道，实践与真理对立统一，离开真理的实践是有害的。

　　毛泽东《实践论》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真理是主观符合于自然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但实践并不是真理的标准。因此，把真理的标准与检验真理的标准混为一谈，把本能当成本性的标准或检验标准，而忽视了真正的标准在于自然本体。这种观点的一种必然应用，就是把对立面作为自身的标准，通过对立面的反应来调整自己。一旦对立面被暂时压制下去或消失，取得胜利的一方就会出现无的放矢、盲目实践状态，而丧失独立自主、继续革命的底气与勇气。离开真理的实践是有害的，“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因此，真理是抽象的实践，优化的实践；实践是具体的真理，分散的真理。假设解决一个现实问题有十种可行办法，可称为科学；其中只有一种是最优的，这一种被称为真理。从真理的自然逻辑出发去实践，虽然真理不能代替实践本身，但可以避免付出其他九种实践的时间、人力和代价，最优化的真理实践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从实践的经验逻辑出发去实践，每一次实践的成功概率只有十分之一，就是所谓的分散真理。其实，理论的成功概率，在现实中未必成立。除被当成鬼神相助靠运气偶然成功之外，每一次无效实践的成功都为零。幸运者一次成功，不幸者永无成功可能。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得起失败与挫折考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从头再来。即使代价可以承受，如果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需要抽象思维的逻辑能力，大多数人往往做不好这一点，就有可能始终难以成功。老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道法自然”思想，迄今为止都很少有人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到，结果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治国史，几乎都是一部祸国殃民、盲目实践的乱国史。

　　把实践作为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自然真实性作为标准，就失去了系统最优化的及时更新可能。事事都必须去实践，而不重视逻辑的方式，是与老子、恩格斯、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有所不同的。任何一种实践，都会产生一种实际结果。一次简单的科学实验，或许只要几分钟，失败后果不大。一次错误的社会实践，大约要三十年才能完成全面检验，这个代价和后果往往是巨大的，这是毛泽东讲德治思想、邓小平讲法治思想都存在的共同缺陷。长期以来，左派与右派、政治与经济，都把对方当成检验自身的标准，而不是以守中的人民群众、自然文化作为检验自身的标准。左派错了，右派未必正确；经济败了，政治未必合理。长期缺乏自然主体标准和实践真理的正确方法，总是出现“不左就右，不右就左”的两极震荡。毛泽东《实践论》的用心是好的，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彻底，在哲学上是有失误的。

　　第三，人道换成王道，鬼神在四大之外，揭示了政权合法性的合理来源。

　　老子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道政治都是好的，只有王道政治才能成为国家的核心支柱。同样是人道政治，自然无为的大道政治（人民、正治）、革命有为的王道政治（精英、德治）是好的，可以实现国泰民安；昏庸无能的政治（人治、仁治）、邪恶的霸道政治（义治、法治）就是坏的，结果导致国破家亡；鬼神混世的政治（礼治、名教），大搞形式主义，则会激发天下人的政治野心，引发社会不稳与内忧外患，使人民群众遭受更多的深重灾难。如果不能实现大道、王道政治，就撑不起国家政权，得不到天下人心。在历史上，政治往往与阴谋、黑暗、丑恶、腐败、特权等负面现象相联系。一般老百姓不太关心政治，不太信任官员，自发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因此，毛主席说：“你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黑暗的帝、资、封、修的反革命政治，而是关心对人民群众有利的革命政治。只有革命的王道政治、自然的大道政治，才是真正以人民利益为重、真正以人民为主体的光明政治，才是有利于人民的共产主义政治。

　　《道德经》六十章：“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弗伤。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用大道实践与真理作为天下人的言行法则，鬼神人心变得透明可靠，湛兮似或存，就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人民群众的愚昧，主要是迷信经验和感性认识，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迷失自我，容易消极宿命、困而不悟、错失发展良机而深受其害。如果长期迷惑于鬼神概念，就会忽视对大道真理的实践与检验，结果是自欺欺人无济于事，使人民群众受到迷信伤害。其实，鬼神作为精神状态、思想认识、心理安慰、人文风俗、娱乐欣赏等方面内容是存在的，重要的是不要在精神上伤害人民，不让老百姓的身心遭受摧残、实践受到妨害。圣人用科学理性的无神论思想，把鬼神文化解读出来，就是不让人民群众受到鬼神迷信伤害，并不是要把鬼神文化彻底取消，更不是否定人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两个方面都没有伤害，鬼神人心不伤害百姓，圣人不让百姓受伤害，两个方面目的都达到了，国家政权还有什么不稳定的呢？这就是老子的无神论。

　　老子以道立天下，在“国中四大”要素中取消了鬼神的核心地位。在先秦诸子中，老子第一个公开取消了鬼神在国家四大要素中的地位，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思想是一致的。在理论彻底性上，老子以可知可行的自然大道——实践与真理，取代了神秘莫测的鬼神人心，正是老子《道德经》具有理论彻底性的根本标志，也是比儒家思想更合理更正确的证据。以自然世界本身为原则，用人类理性认识代替感性认识的思想理念，用科学发展观代替不可知论，就是人类的真正福音。把鬼神从“国中四大”里取消，并不是否定主观精神的作用，而是使鬼神观念无害化，不伤害老百姓。这种自然的无神论思想，与彻底否定鬼神存在即否定主观精神作用的传统观念不同，在实践中更具有合理性。

　　在人类历史中，不可知论的鬼神治国是不灵验也不管用的，完全是看谁胆大，瞎碰运气，最终败下阵来，破国亡身。坚持自然的无神论思想，是自然主义实践派与共产主义革命派的根本立场。对于鬼神，信不信由你。鬼神观念是用老百姓熟悉的形象思维，讲的却是抽象道理，它在本质内容上是存在的，而在具体形式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企图证明与证伪、承认与否定鬼神形式的言行，都是无稽之谈。缺乏自然主体性的鬼神形式，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彻底否定或肯定鬼神存在的结果，就是陷入无休止的起着扰乱作用的概念争论中。鬼神迷信十分有害，容易让老百姓拘泥教条、迷信权威、迷信领袖、愚昧保守、思想混乱、盲目跟风，面对现实困难只有混世坐等，难以觉悟、难以自拔、不懂自救，耽误应当去做的实事，错过良好的改变机会，老百姓处境更加艰难，精神更加困苦。因此，要想实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宁，无论是出于领导者个人好心，还是祈求未知的鬼神相助，鬼神治国都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