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重本远末:中华民族重道德,八荣八耻在落实
老子《道德经》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道德者,道义人心,核心价值,社会规范,国家政权之本也。因此,全面正确解读人类道德的真实含义,认清传统文化不同道德观的内容,将鬼神迷信与人类道德区别出来,将自然道德与伦理道德区别出来,把社会中的老实人与巧伪人区别出来,把能够解决问题的自然主义与不能解决问题的形式主义区别出来,对于重建人类社会道德观,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与道德失范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人类社会最早或最原始的道德观,就是鬼神信仰。通常认为,在崇拜社会财富与本能欲望的同时,利用宗教思想或鬼神迷信作为道德补充,对人们的伦理行为加以调节是有必要的。《管子》讲“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墨家讲“鬼神之有”、儒家讲“祖宗崇拜”,都是对社会治理的道德补充。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就有一本《道德情操论》,认为人的本能与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自由市场本身没有道德和自制力,需要人的内在道德力量来制约。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老百姓一旦失去了畏惧心,失去了道德约束,就容易为非作歹,害人害己,人心邪恶,物欲横流,弱肉强食,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迷性败本,自取灭亡。老子说:“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老子反对鬼神治国,反对用鬼神迷信来哄骗百姓应付时艰,而是依靠道法自然实现理论彻底化,坚持天下道义和人民立场,建立“真人、好人、自然人”的人民信仰。在今天,就是依靠“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建立人民本位的共产主义新信仰。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文化民族,也是一个优秀的道德民族,是得天独厚的天生圣人之自然主义民族,这是由“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天道”崇拜、“圣人”情结所揭示出来的信仰之谜。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鬼神迷信,中国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外来的。因此,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但不是宗教鬼神信仰。中国人有自然信仰、真人信仰、道德信仰、文化信仰、人民信仰,本质上没有宗教鬼神信仰。儒教对祖宗的崇拜,是做形式给别人或后人看的,是社会伦理道德教育;道教的产生,则是受佛教名利诱惑产生的异化,以治病求财为根本目的;中国发达的“庙会”文化,表明宗教在中国主要具有社交、休闲、审美或娱乐功能,这就是宗教在未来人类社会中的基本状态。宗教本身不属于人道范畴,它不具有真正的社会治理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在许多时候,宗教鬼神被赋予了人类社会伦理的含义,成为奸人干政或百姓造反的组织形式。
在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那是一个文化多元、人才辈出的辉煌时代,又是一个道德沦丧、百姓苦难的乱世之秋。真正具有全人类普世价值及永恒实践价值的,无疑就是包括道家、医家、兵家、易家即包括《周易》、《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在内的自然主义哲学,它们所达到的人类理性高度,所散发的人类精神光辉,如日月星辰,历千年岁月、越万里时空而不朽。圣人以服从道义为天职,以服务苍生为使命,在百姓疾苦迫切寻找光明寻找方向之时,不时破空而出悄然而至。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大公无私,听从人民的召唤,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恃恩图报,不居功自傲,在人类仰望的天空中更加璀灿夺目熠熠生辉。这正是:“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大哉圣人之德,独闻独见,乐哉!”
那些包括儒家、墨家、名家(礼教)、法家、杂家等在内的实用主义门徒,总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沽名钓誉、舍本逐末、追名逐利、志大才疏。或固执己见、故步自封,或胡说八道、掩耳盗铃,或蜂拥而上、浑水摸鱼,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一时间浪得虚名、皆称大圣、名声鹊起、四海显学、桃李春风、德高望重、名扬天下、誉满全球,于是乎志得意满、心浮气躁、脑满肠肥、激扬文字、诸侯争霸、傲视群雄、天下共主、舍我其谁?人人据天功为己有,个个裂大道以自专,不惜牺牲人类道德的自然性、全面性、根本性、完备性、实践性,而使人类道德理论出现教条化、片面化、扭曲化、庸俗化、碎片化、空心化、虚无化、鬼神化。眼见得天下大乱、民生疾苦,也曾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甘愿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力挽狂澜于既倒,欲扶大厦之将倾,奈何理论不彻底,方法不管用,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术不精,道术不成,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极左派、极右派、混世派及其伪理论,无疑是造成道德沦丧、百姓苦难、败坏天下的总根源。
道家以自然为标准,重在道;墨家以公心为标准,重在德;儒家以私心为标准,重在仁;法家以法律为标准,重在义。从不同的核心理念出发,就会形成一套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这就是人类社会“顶层设计”的基本原理。
道家以自然为本,道德为实有,道、德、仁、义、礼为五常,道德居先,义礼为末,五常并用,重本远末,是称自然道德。自然道德者,真实的人类道德也。自然道德关注天下大道,中心在仁。圣人不仁,以百姓之心为心,有道有德必成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自然道德所体现出来的“真人、好人、自然人”的人类精神,正是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复归造福全人类的革命精神,正是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精神,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也是老子《道德经》历千年不衰、亘古常新的核心价值观。
儒家以人心为本,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仁义为首,智信为末,君臣腹心,舍本逐末,是称伦理道德。伦理道德者,人为的游戏规则也。伦理道德关注宗法礼教,遵守社会名份,中心在礼。君子讲礼,有仁有义方成礼。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对于自然道德崇敬备至,无限向往,因而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肺腑之言,然而认识不足、实践有限,最终还是“依于仁,立于礼”。将“道不远人”以真人为本,片面地理解成“道不远仁”以仁爱为本,从其“乡愿德之贼”、“学而优则仕”的态度可知,孔子的这种仁爱只及于有德帝王与君子,而不及于小人与愚民,有着“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因此,孔子是值得世人崇敬的儒家学派领袖。
孟子公开抛弃道德,提出“仁、义、礼、智”为人性四端,反复讲“仁义而已”,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孔子“吾从周”的革命精神,成为后来的犬儒哲学奠基人。在儒家学派中,正儒也称先儒、大儒,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荀子;犬儒也称后儒、腐儒,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董仲舒。在孟子之前,儒家祭拜周文王、周公、孔子等领袖;在孟子之后,儒家主要祭拜孔子、孟子等大师。犬儒学派以孔子为至圣,以孟子为亚圣,把周文王、周公等革命领袖请出神坛,就如同今天的官僚集团,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从公仆变成主人,决心把人民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请出神坛的心态一样。到西汉时期,董仲舒通过曲学阿世将君权神化,最终确定为“君臣、父子、夫妇”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完成了犬儒学派的伦理道德学说创新。这是中国帝王专制封建社会的哲学基础。
作为中国人符号的汉朝史,蕴藏着一个非常惊人的历史文化之谜。汉朝分成西汉与东汉两个时期。西汉以黄老哲学立国,是有“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这是无为而治、以正治国的道家思想。以三纲五常治国,是有“汉武用兵”的北方征战,这是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以太子党搞极左派改革,是有“王莽篡汉”的亡国之祸,这是鬼神治国的礼教思想。西汉亡后,刘秀乘机起兵恢复汉室,是有“光武中兴”建立东汉政权,这是有为而治、以德治国的墨家思想。东汉末年,由极右派官僚主持国家改革,是有“董卓之乱”的天下大乱,中央政权解体,诸侯群雄割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魏吴蜀天下三分,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家思想。整个中国汉朝史,就是生于道家无为、衰于儒家极左、亡于名教鬼神、兴于墨家有为、乱于法家极右,揭示出“道生之、德兴之、仁衰之、义乱之、礼亡之”的演变规律,这个历史演变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重大的实践价值。
儒家抛弃根本的大智大信,重视个人的仁智勇信,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思维方式。这种“毁道德以为仁义”(庄子语)、“仁义为定名,道德为虚位”(韩愈语)的价值取向,表明儒家的伦理道德已经远离自然根本,背离天下道义。如果选拔国家官员以其个人私德为依据,必然会产生善于伪装、弄虚作假的伪君子,从而使对官员品德的判断流于失误,容易受到虚假表象迷惑而难分真伪好坏。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是一种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据记载,王莽少年时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礼经》。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重视人才,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一时成为党内的道德楷模。王莽称帝后,事事遵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拘泥于形式主义,其实是思想混乱,治国无方,贪财好色,虚伪做作。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知有效遏止,只知祈求神助,迷信鬼神治国,长期纵容奸邪,最终导致国破身亡。
魏晋玄学的出现,与当代中国的个性解放情形一样。面对极右派官僚改革的天下大乱,对墨家有为而治“感觉压力大,不轻松”,反对儒家教条主义与特权思想,厌恶法家唯利是图与腐败邪恶,排斥名教鬼神迷信与混世思想,这些处于乱世中的魏晋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心情苦闷,失魂落魄,人生没有前途,看不到希望,只有吃喝玩乐,酒色财气,个性解放,性情乖张,黑白颠倒,丧心病狂,好走极端,短命而亡。因此,“名利位,不可得;黄赌毒,吹哄拍”。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
人类道德的自然性全面性,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依据。魏晋玄学以自然人为本,从老子《道德经》的自然概念出发,一为清谈之资,二为行为辩护,片面指向自然人的本能欲望,通过自然的神圣性强调欲望的必然性,提出“越名教,尚自然”,表现为极右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宋明理学以道为本,援佛入儒,片面指向自然人的本性理智,通过人的神圣性强调理智的必然性,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表现为极左派的专制主义思想。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虽然都从自然人出发,却把人类社会的自然道德法则,分别从本能与本性两个方向推向极端,使自然人的本体所具有的全面道德属性,被人为割裂成为极右、极左的两极对立的片面道德观。因此,魏晋玄学的自由主义,有别于道家的自然道德思想,宋明理学的专制主义,有别于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异端邪说的两大完美典范。
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2006年就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准则。内容如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如今多年过去了,在中国社会“八荣八耻”却没有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反面的现象太多了,只是口头上说说,几乎没有人相信。天下无道,治国无方,官员缺德,揽财有术,这是老百姓的共识。在严重“缺德”的官员队伍中,不缺个人的小仁小义、小智小信,独缺天下人的大仁大义、大智大信。今舍其道求其智,舍其德求其信,舍其慈求其勇,舍其本求其末,焉能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勇、有信?
实际上,“八荣八耻”之所以落实不下去,与占据主流的儒家伦理道德认识有关。有效落实“八荣八耻”,涉及到自然道德与伦理道德的不同理解。轻视根本的自然道德,重视细末的伦理道德,以儒家谦谦君子作为道德标准,难免教条主义、僵化保守、结党营私、亡党亡国。因此,过分看重官员的私德小智,以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国家官员,肯定是信不过、用不上、靠不住的。要实行“八荣八耻”根本不难,只须按顺序做到以下三点建议,就能立竿见影大见成效。具体地说:
第一,尊道贵德,自然为本。这是必须首先做到的标准问题。只有以自然为根本,人民为国本,人民才不会被虚置妖魔化。“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把自然道德作为核心价值观,恢复党和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恢复人民的国家主体地位,真正高度重视老子、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把老子《道德经》作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必读之书,才能真正懂得科学发展观,真正懂得人民文化,懂得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的三位一体,本末有序,治国重本远末,思想拨乱反正。以道法自然为标准,就要看他是否具有追求真理的态度;以天下道义为旗帜,就要看他是否具有坚持革命的勇气;以人民立场为本位,就要看他是否始终在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是否以取得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实际成果为己任。要利用网络创造条件让老百姓监督领导干部与公共权力,以真实成果作为评判官员的唯一标准。
第二,奖惩分明,徙木立信。这是必须努力做到的重点内容。党中央必须树立执政权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徙木立信,杀人立威。好人有奖,坏人有惩,定期公开,长期坚持。每年6月公开奖励一批好人,每年12月公开处理一批坏人,核心在于全党“人民本位”思想的整风运动。确保那些真诚为党国和人民做出实际成绩的老实人,包括追求真理忠诚实干的道者、勤政为民解除疾苦的德者、体悯百姓关心群众的仁者、维护公平坚持正义的义者、模范遵守“八荣八耻”的党员群众等好人,都要及时提拔重用和公开表彰。对于那些喜欢弄虚作假好搞形式主义的不老实人,包括惯于作奸犯科祸害群众的奸邪者、长期反共反华挑战人民宪法的汉奸买办、坚持特权乱来不听中央政令的各级官员干部、学习走过场缺乏科学思想的平庸者、贪腐堕落大搞鬼神迷信的混世者等坏人,都要加以及时惩贬和打黑除恶。只有让好人都有好报,让坏人都没有好下场,做到及时有效,雷厉风行,“八荣八耻”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党员素质与社会风气就会根本好转。
第三,模式保障,不令而行。这是必须坚持做到的长效机制。通过进一步深化社会改革,建立起“人民本位、文化第一、经济第二、政治第三、文艺在下”的自然共产主义模式,把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主义者及时选拔上来,把他们放到主要领导岗位上去,为人民建功立业。要彻底抛弃传统的人性善恶旧观念,建立人性自然的共产主义新观念,把属于天下人的公共领域还给人民,把属于个人的私人空间还给个人;要为人民利益兴利除弊打黑除恶,不要陷入传统治国理念偏见的纠缠之中。在共产主义模式保障下,所有人都以自然道德为标准,大多数人就会严格要求自己,真正自觉自愿地发挥个人聪明才智,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全党同志为此感觉无比光荣与自豪。在中国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就能赢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和敌人的尊重,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亡党亡国的巨大危机,就会迎刃而解自然消散。“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只有能够纠正错误、战胜自我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只有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新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强国。正所谓:“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