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诸子治国：自然道德仁义礼，伦理仁义礼智信

　　‌五 诸子治国：自然道德仁义礼，伦理仁义礼智信

　　在中国文化中，道德观就是核心价值、社会基因与秩序种子，具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实践功能，是人类社会顶层设计的核心依据。不同学派的道德观，只有优劣高下之分，没有古今中外之别。通过比较不同学派的道德观，关注在核心理念上的细微差异，对于科学发展观理论彻底化，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老子《道德经》三十七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老子认为，上德近道，下德近仁。以大道立天下，不讲德自有德；以仁爱为旗帜，好讲德常缺德。以自然为本，由本及末的顺序是：自然、道、德、仁、义、礼、智、信、愚，称为“天下九式”。这里，为便于读者理解，将中国历史上的道家、墨家、儒家、法家、名教的治国理念，与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极左教条、极右奸邪、鬼神混世等核心理念相比较，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中国传统文化诸子治国理念表　　

　　这里，道家的五常包括道、德、仁、义、礼，称为自然道德。儒家的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称为伦理道德。其中，道≡智≡愚，道为大智，智为小道，大智若愚。德≡信，德为天下大信，信为个人私德。毛泽东说“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主张“以德治国”，所以把毛泽东思想归于德治范畴，与墨家“有为而治”思想本源相同，接近于但不同于道家“无为而治”思想。

　　邓小平理论近于法家思想，之所以单列，其核心理念是仁义，表现为二元论、二重性、双轨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同于西化派、极右派；坚持改革开放，不同于教条派、极左派。在理论上采取不争论态度，实际上是“四不象”。所谓“四不象”，是指道、德、仁、义四个核心都不明显，与道、墨、儒、法四种观念都不相象。概言之，无道（没啥道理，也不争论）、失德（为官缺德，特权腐败）、有仁（人心所向，经济第一）、重义（依法治国，主张严打），就是典型的外儒内法与实用主义的杂家思想。在小说《封神榜》中，姜子牙助周伐纣的坐骑，就叫“四不象”，就是指这种杂家思想。

　　实际上，道、德、仁、义，就是国家的宪法正当性与政权合法性的四大来源。立足于道、德、仁、义的宪法，就是正法。由正法获得的国家政权，即使不采取民主选举，也是正当合法的，大道、恩德、仁爱高于正义。与之相反，立足于礼、智、信、愚的宪法，就是恶法。以恶法建立的国家政权，即使采取伪民主选举，也是邪恶非法的，礼仪、智谋、信用、愚昧低于正义。真正的民主选举，仅指“正义为核心”的范畴，它必须是公平的，具有一定的神圣性。所谓“共产党执政是人民的选择”，就是指共产党当年以恩德取天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拥护共产党执政，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感恩戴德，即使不通过民主选举，它是高于正义的，由人民授权即可。

　　老子的“天下九式”，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是科学合理的具有全球推广意义的普世价值，它适于人类社会不同历史评价，也适于指导人类社会现实和未来实践。具体地说：

　　第一，道家的“道德仁义礼”。以道治国，主张正治，这是政治的根本内涵。道为上，礼为下。以道为上，必有德仁，以无事取天下。圣人不以仁爱为旗帜，绝不是反对仁爱，实际有最大的仁爱。换言之，以正治国，以道立天下，不提倡社会和谐，社会自然和谐，比提倡和谐做得更好，实现天下太平。老子认为，义礼为末，不得已而用之。所谓义，是指用暴力维护社会秩序，不让坏人为非作歹，相当于“打黑”。所谓礼，是指进行爱国主义、伦理说教、民俗礼仪的传统教育，相当于“唱红”。因此，唱红是教，打黑是诛，它们都不是防止犯罪的方法，只是挽救社会堕落的不得已手段。

　　公平正义就是法律底线。不教而诛，虽然不人道也是合法的，对黑恶势力绝不可手软。只教不诛，虽然人道却软弱可欺，是以人民幸福和国家安全为代价，是拿党、国家、民众和自身的命运换虚名、开玩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为减少社会混乱与邪恶犯罪，仅靠“教”和“诛”绝对不行。必须进一步深化社会改革，拨乱反正，通过理论彻底化，纠正错误路线，实现科学发展无为而治，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源头上才能防止犯罪。

　　对于触犯法律底线的贪腐黑恶、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违法犯罪分子、邪恶势力，要以天下道义为准则，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央拿出铁腕“打黑除恶”，依法坚决杀掉一批坏人，必要时动用军队维护国家权威。否则，就会失去中央权威，丧失执政能力，造成天下大乱，必然亡党亡国。老子思想是全面的，并不主张抛弃礼教、暴力、用兵，不得已为之，只是列在最末，不做嘴上功夫。由此可见，捍卫人民利益，把人民专政、红色教育作为最后手段，老子思想与马列毛邓的观念是完全相同的。

　　重视自然规律的指导作用，遵照自然规律做事，真正代表人民大众利益，与人民群众共同发展、共建共享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与老子的以正治国、无为而治思想相同。毛泽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儿子”，胡锦涛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与老子“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人民精神都是相通的。在上者以自然规律、天下道义为根本准则，不会为个人私事去作为，也没有什么个人私事需要作为。只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认真坚持落实下去，自然共产主义就能取得成功，这样一来，广大人民群众就会起而效仿跟着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就能自发地变成现实，万事无忧天下太平。正所谓“太上，下知又之”。

　　第二，墨家的“德仁义礼智”。以德治国，主张德治。德为上，智为下。墨家轻视大道，重视恩德，主张有为而治。以德为上，必有仁义，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身体力行。注重恩德的国家领导人，是在为自己的私事去作为，“重积德”有利于长期执政，天下也没有私事要作为，比如毛主席。有德性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群众的公共事业运筹谋划，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比如周总理。只要领导人的心是善的，动机是好的，真心诚意在为天下人办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能力不尽人意，缺乏经验在所难免，吸取教训及时纠正，也是值得欢迎的。国家有问题，天下无大忧。有德性的领导人，总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这是“其次亲之”，墨家主张与毛泽东思想相同。

　　当然，不能以道立天下，无法做到以正治国，无为而治，提倡以德治国，有为而治，失去大道的指引，总是要犯大错误的。以德治国，最大的危机是接班人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人亡政息。

　　在中国历史上，墨家反对消极混世、极左空谈、极右乱来，又不懂正道、轻视文化。反对儒家的教条主义、清谈误国，而独立自主、自立门户；反对法家的官僚主义、与民争利，而注重精英、民主平等；不懂道家的以正治国、无为而治、行于大道，坚持有为而治、重视实践、轻视大道。同样，毛泽东反对儒家极左的教条主义，反对法家极右的官僚主义，轻视道家无为的自然道德，主张墨家有为的人定胜天。墨家主张天志（人民意志）、尚同（统一思想）、尚贤（重视人才）、有为（按主观意志去改造世界），也是反儒反法、戒左戒右的务实派，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样。实际上，务实的墨家和毛泽东之所以轻视老子思想，在于反对消极混世，误将秋天的清静无为当成冬天的寒冷不为，认为是什么都不做，只有坐等观望，消极混世，得出老子“不动为大”的错误结论。这就是理论不彻底，受到庄子的相对主义误导，不识老子的自然主义之故。正是一念之差，令人扼腕叹息！

　　第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依仁治国，主张人治。仁为上，信为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社会的诚信不足、欺诈泛滥，只是在伦理道德上加以谴责，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以仁为上，必有义礼，国家还有些忠臣、勇士、孝子、烈女。注重人心，公平为上，是在为自己的私事去作为，天下的确也有私事需要作为。百姓民生艰难、国家安全堪忧、官僚特权腐败、黄赌毒假泛滥、黑恶势力猖獗，都是让人揪心的大问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利益多元、盲目竞争造成的社会断裂与极大混乱，泣血呼唤中央及时出手和治理整顿，就是“其次誉之”的儒家主张。在现实社会中，大力提倡社会和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善良的一厢情愿。

　　第四，法家的“义礼智信愚”。法家依义治国，主张法治。义为上，愚为下。历史上的愚民政策，法家（官僚）主张欺压愚民，道家（圣人）主张保护愚民，这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以义为上，必有礼智，多有暴力和诈伪。法律正义为上者，完全为自己的私事去作为，如果天下没有人来响应，就动手把不响应自己者赶出门去，强执而扔之，排挤得远远的。国家大事成了自己圈内人的私事，一面以高薪利益欲望诱惑，一面以严刑峻法强制执行，结果官官相护而难执法、人人皆贪而不畏死，就是“其次畏之”的法家主张。法家《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改革开放的名言，早已成忽悠百姓的谎言。事实证明，物质相对富裕，反而物欲横流，尔虞我诈，道德沦丧；官僚主义，欺压百姓，人人仇视，天下大乱。国家大力提倡法治，结果适得其反，违法犯罪者更多，知法犯法成为潜规则，司法腐败沦为重灾区。老子说：“法物滋彰，而盗贼弥有”。

　　第五，名教的“礼智信愚”。鬼神治国，主张礼治。鬼神治国包括所有的宗教、礼教等。以美言劝善、和为上、和为贵来教育官员群众，靠鬼神恐吓、祈求神助来统慑社会人心，靠胆大治国、靠面子做事、靠忽悠拖时间，结果宗教泛滥，自欺欺人，不事劳作，精神惚恍，奢风盛行，国库空虚，国破家亡，天下侮之。在中国历史上，鬼神治国有崇拜礼教的王莽新政，还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等朝代媚佛、媚道的昏庸统治者。当今中国，宗教又死灰复燃，民间祭拜鬼神，国家祭拜祖宗，成为一种时尚的统治术，不是什么好现象，是在病急乱投医。

　　第六，杂家的“四不象”思想。杂家以实用主义为准则，不从根本入手，不讲本体论，按主观偏好和眼前需要加以选择，对道家、墨家、儒家、法家的思想皆有所取舍，自吹“兼善而取之”，其实是非道非德、非仁非义、非道非墨、非儒非法，理论上杂乱无章，实践中盲目折腾，所以叫“四不象”。杂家与墨家相似，都是反对极左的教条主义空谈。在不同时期因不同需要，具有不同的内容与风格，这是实用主义的根本特征。与墨家以德治国、有为而治不同，杂家更强调外儒内法，仁义而已，所以杂家不是墨家思想的继承，而是一种思想混乱与复辟倒退。

　　实际上，杂家是典型的名利之徒。文化上近墨，以精英装门面，并不真正重视创新。政治上近儒，经济上近法，始终处于儒法名利之间。所谓“外儒内法”，就是既当婊子（法利），又立牌坊（儒名）。杂家在思想上随大流，跟着感觉走，随波逐流，见异思迁，主流提倡什么，社会流行什么，只要有名利就去追求。胡适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这种观点不妥。道家、杂家在任何时期都单独存在。道家以自然人为本体，杂家无自然人本体；道家是自然主义，杂家是实用主义；道家核心是大道，杂家核心是“仁义”，这是两者的根本差别。杂家变成道家有可能，叫拨乱反正；道家变成杂家不太可能，叫头脑发昏。这也是发展概念具有单向性的证明。

　　只有文化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杂家的最终归宿在于道家，就是放弃杂家思想，完全接受道家思想。杂家起初总认为道家难于理解，空大无用，从而十分轻视道家思想，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对文化本源的颠倒误读。在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那双善辨真伪、能识妖魔的火眼金睛，就是在老子的炼丹炉（道德经）中熏陶而成的。在孙悟空看到一点光明，跳出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时，也把太上老君“捽了个倒栽葱”，与毛泽东没有读懂老子《道德经》的情形相同。在经历千难万劫瞎折腾之后，孙悟空最终才知道，只有自然道德才是普遍真理，遵循杂家择善而从的实用原则，最后也会认同道家思想。这种“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思想，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追求道家所代表的普遍真理，就是杂家的最终归宿。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思想历程，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道德仁义作为国家正法的四大来源，就是道墨儒法四大家的核心理念，在当代文化复兴实践中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发展成为今天的新道家、新墨家、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关注文化创新，以正治国（道），科学发展观是也。新墨家关注社会公平，以德治国（德），毛泽东思想是也。新儒家关注政治稳固，依仁治国（人），周总理思想是也。新法家关注经济发展，依法治国（义），邓小平理论是也。党内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主要还是杂家的“四不象”思维方式，在理论彻底性和具体实践中都存在不少问题。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彻底化，向着自然人本体回归；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着自然共产主义模式回归。只有坚持人民本位的共产主义，坚持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才能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