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儒家文化的演变

　　‌儒家文化的演变

　　朱云川

　　

　　目 录

　　

　　一、引子：从孟母三迁说起 1

　　二、先秦——伦理化的儒家文化 2

　　（一）儒家曾崇拜的先辈——周文王、周公旦 2

　　（二）儒家学派创立者——孔丘 3

　　（三）儒家学派鼓吹者——孟轲 5

　　（四）儒家学派集大成者——荀况 6

　　（五）本段小结 7

　　三、汉唐——宗教化的儒家文化 7

　　（一）儒教的创立者——董仲舒 7

　　（二）儒教的卫道士——韩愈 8

　　（三）汉唐儒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9

　　（四）本段小结 10

　　四、宋明——哲学化的儒家文化 11

　　（一）援佛入儒的“外王”派——程朱理学 11

　　（二）援道入儒的“内圣”派——陆王心学 13

　　（三）本段小结 14

　　五、近代——注重实践的儒家文化 14

　　（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派——顾炎武 14

　　（二）中体西用的实学派——曾国藩 16

　　（三）本段小结 17

　　六、新儒家——失落的儒家文化 17

　　（一）民国传统的新儒家 17

　　（二）马克思主义的新儒家 18

　　（三）本段小结 21

　　七、结语：儒家文化品格 21

　　附录：儒家与儒家文化 23

　　（一）儒家 23

　　（二）儒家文化 24

　　（三）儒家经典 25

　　

　　

　　一、引子：从孟母三迁说起

　　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是一个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碰撞和冲突的时代。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这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是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后的积极回应。

　　顺应这股潮流，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真正担当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目前，一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家，国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热主要等同于儒学热。另一种非主流的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道家，国学是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儒学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糟粕。

　　比如，鲁迅语：“中国的根砥全在道教”、“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毛泽东语：“中国古代人民文化”和“封建糟粕”。在一浪接一浪、不断高涨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呐喊中，持不同观点的人不少，众说纷纭，孰是孰非？

　　以孟母三迁为密码的中国官文化，是历代儒家最引为自豪也是最受人诟病的东西。孔子或孟子，谁是官文化的祖师爷？孟子和荀子，谁是孔门罪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谁能拯救儒家？顾炎武、严复、张之洞、曾国藩，谁才是真正的明白人？冯友兰、李泽厚，为何终身未觉悟？儒家文化的出路在哪里？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一方面我们为之赞叹，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了迷茫：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何在？儒家文化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当代中国学生究竟该用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财富？

　　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原则，以下是笔者综合历史资料和网络新观点，对儒家文化如何演变的历史脉络的简单梳理，或许能给同学们一些有益启示。

　　二、先秦——伦理化的儒家文化

　　（一）儒家曾崇拜的先辈——周文王、周公旦

　　周文王（公元前1152年—前1050年），姬姓，名昌，季历之子，侯爵，华夏族，周王朝奠基者。其父季历死后，继承西伯之位，故又称西伯昌，共在位50年。周文王创周礼，演周易，尚中道，讲辩证，完成哲学著作《周易》，《周易》的地位居儒家经典之首。

　　后世的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孔子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但文王的言论，今天已经所见无几，常见的古代兵家名著《六韬三略》和文学名著《封神榜》中有一些记述。

　　周公旦（生卒年不详），姓姬，名旦，华夏族，周文王第四子。封地在鲁（今山东），史称周公。是西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行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终生倡导的是周公的礼乐制度。

　　（二）儒家学派创立者——孔丘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华夏族，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平民分别通过“师”与“儒”来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教育。从施教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进行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官方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因此儒家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了全社会。

　　（三）儒家学派鼓吹者——孟轲

　　孟子（约前372年—约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儒家后学尊孔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民众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思想有典型的实用特色：1.“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颠覆了先秦儒家“天道至上”的理想原则。2.“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权力跪倒在大家族、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前。3.“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有条件的忠君爱国，以个人毁誉、利益得失为原则。

　　（四）儒家学派集大成者——荀况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东周战国末期赵国人（今河北邯郸），时人尊而号为“卿”。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荀子认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人定胜天”。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否定了“天道至上”的传统儒家精神。

　　（五）本段小结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推崇尧舜之道，重视理想主义的传承，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与既得利益集团做利益妥协。孔子是明确法先王的，高扬理想旗帜，对现政权的错误路线持批判态度；孟子虽然偏向法先王，但更重视利益原则，明确抛弃了理想旗帜，最明显证据就是割断了传统儒家对周文王和周公旦的精神脐带，大搞个人崇拜，把孔子推到了儒家“至上先师”的位置；荀子做得更彻底，面对传统儒家空谈理想、屡站屡败的不利局面，采取了“援法入儒”——用战国时期最时髦、乱世最管用的法家思想——儒家敌人的思想来改造儒家文化，为儒家文化的“改头换面获新生、丰富发展促实践”做出了历史贡献。

　　三、汉唐——宗教化的儒家文化

　　（一）儒教的创立者——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西汉初年，由于总结秦朝“法家治国”的灭亡教训，汉初的统治阶级信奉黄老哲学，坚持克己自律、勤俭建国方针，执行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综合国力大增，迎来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到汉武帝时期，面对日益加重的历史积弊和内忧外患的困难局面，统治集团急需改弦易辙，需要一套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话语权。

　　董仲舒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墨家“尚同”观点。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董仲舒在这里强调的“天”，是想恢复先秦儒家“天道至上”的传统，借用这一象征革命政治力量的神秘的“天”的意志——墨家“天志”观点，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希望用“天”来限制官僚集团的胡作非为。

　　（二）儒教的卫道士——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在政治上，韩愈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三）汉唐儒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合称为经学，经学之下又可以按照所治之经分为诗学、礼学、易学、春秋学等等。而治经须先明义，因此诞生小学，小学之下又分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

　　古文经学，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今文学派指的是两汉学者以儒家经典之研究而成立的一个学术传统。它在学术研究上的基本特性有三：首先，这是汉代的儒学学统，是对儒家经书作研究而成立的学术传统。但严格地说来，它研究的典籍虽是儒经，而表达的观念却是汉代的思潮，是一个融合了先秦各家学说，而以儒家面貌表现的汉代儒学；其次，因秦火之后典籍荡然，今文学派所依据的儒学经典，是经儒生口授相传而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写作之书。这就预留了当以先秦古文字写作之儒经被发觉后，将出现新旧不同观点之争辩空间；第三，它在解经时的理论性格极富创造性，且充满了宗教神学的意味，这是基于两汉之际的学术风气而有的表现。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学，就是最能体现两汉自然科技知识、及宗教神学迷信发达的理论性格。

　　（四）本段小结

　　董仲舒的功劳是及时“援墨入儒”——儒家另一个敌人的思想，把儒家文化系统化、宗教化了，帮助儒家文化上升到了国家主流层面，第一次取得了意识形态统治权。韩愈反对佛教和道教，是出于维护儒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政治需要。韩愈的功劳是重视人才教育——与墨家“尚贤”的观点相同，这也是汉唐儒教“援墨入儒”、恢复先秦儒家“天道至上”的特点。

　　四、宋明——哲学化的儒家文化

　　（一）援佛入儒的“外王”派——程朱理学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儒学自先秦孔、孟奠定基本框架后，至两汉以经学形式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后衰败长达近千年，直到进入宋代，复以理学形式的再度兴盛，到了朱熹以后，几经改造的儒学（主要指程朱理学）才开始逐步控制思想学术，进而楔入政治领域，最终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布。宋代的儒学是以理学的面目出现的，它的主要特色在于阐释义理，兼谈性命。

　　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就二程的学说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他俩却有着较大差别。

　　朱熹（1130年—1200年），中国古代先哲，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亦称朱文公。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朱熹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二）援道入儒的“内圣”派——陆王心学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号象山，字子静，书斋名“存”，世人称存斋先生，汉族，江西抚州市金溪县陆坊青田村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与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他的学说，经明代王守仁继承，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对后世影响极大。

　　陆九渊“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王守仁（1472年—1529年），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王守仁一生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或直接称“心学”。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其大成。

　　（三）本段小结

　　宋明理学大致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有此称。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一称“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一称“客观唯心主义”。

　　五、近代——注重实践的儒家文化

　　（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派——顾炎武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二）中体西用的实学派——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汉族，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曾国藩也渐渐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三）本段小结

　　明代以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道、儒、释三教合一，即必须兼收并蓄，扬长避短，以儒家为人，以道家做事，以佛家养心，三者缺一不可。实学派的产生意味着，持续两千多年的道德空谈与无谓争论没有必要了，剩下的就只有实践。

　　六、新儒家——失落的儒家文化

　　（一）民国传统的新儒家

　　熊十力（1885年—1968年）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体。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漱溟（1893年—1988年）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二）马克思主义的新儒家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甲子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李泽厚（1930年—），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主要代表作包括《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美学三书》。

　　李泽厚宣扬儒家主情论，以“告别革命”说为轰轰烈烈的1980年代启蒙运动划上了句号。李泽厚走向“情本体”的理由，按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人活着”为出发点，因而要将“使用—制造工具的人类实践活动”命名为“工具本体”。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世界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刻将明显来临。历史将走出唯物史观，人们将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提出“情本体”范畴，体现了李泽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和世界哲学主导思潮。

　　（三）本段小结

　　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其中，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被誉为“新儒家三圣”。在学术上，马一浮融汇中西，读书最多，所得于心极为深沉，但是偏于隐逸，述而不作；熊十力思维勇猛精进，著作甚多，极为自信，而学养陶铸涵泳稍逊；梁漱溟既有坚贞之定力，又能切实实践，敢于担当社会责任，人格意志坚强。大抵三位先生皆有心贯通中西学术，所得所失当然可以讨论，然而他们道德人格之坚守，实在值得后来人的崇敬与景仰。

　　新儒家的出现，直接发源于国民党蒋介石193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可称为民国传统的新儒家——传统复古派；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儒家文化的大力扶持政策，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儒家——综合创新派。

　　七、结语：儒家文化品格

　　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流派，正统的官方思想。实际上，在中国曾经处于国学地位的，包括法家、道家、儒家、佛家、墨家，历史上并非只有儒家一个。一般来说，儒家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有影响的学派，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并无主从关系，但存在意识形态的竞争关系，却有优劣高下之别。

　　中国历代国学命运歌：“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天下大乱是法家，短命绝学是墨家。”坚持公平民主的是道家思想，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坚持鬼神迷信的是佛家思想，只能听天由命；坚持世袭特权的是儒家思想，乱世之根；坚持霸王好利的是法家思想，天下大乱；坚持国家至上的是墨家思想，后继乏人。

　　儒学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严重冲击，近至满清的文字狱，毁古书严重的《四库全书》、现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那么，儒家文化在历史上为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儒家文化的出路在哪里呢？

　　回顾儒家文化演变的历史，儒家文化具有如下品格：

　　（一）宣扬忠君爱国为旗帜。产生于乱世忧患中，具有悲天悯人的家国与家族情怀，宣扬忠君报国、褒扬愚忠愚孝，又以个人毁誉、利益得失为原则，是儒家文化能够在东亚封建主义国家扎根的主要原因；

　　（二）甘愿人身依附为护符。维护家族统治，依附官僚政权，跪拜权力即真理，有为才有位，喜欢个人崇拜，甘愿人身依附，是儒家文化得以多次登上封建王朝国学宝座的秘诀；

　　（三）坚持实用主义为学术。左手高举道德旗帜，右手紧握实用主义，左右摇摆讲中道，同流合污厚黑学，说一套做一套，勇于弄虚作假，长于虚言巧饰，是儒家文化得以与时俱进、混世魔王的神奇驻颜术；

　　（四）反对民主公平为向导。敌视人民民主，反对社会公平，脱离群众路线，奉行精英主义，维护家族世袭特权，拥护奴隶等级制度，是儒家文化基因先天不足、难以割除的不治之症；

　　（五）回归文艺经商为职业。重视人情、人伦和孝道，重视童蒙教育，职业文艺与经商，快乐混世生活，这是儒家文化的唯一出路。

　　附录：儒家与儒家文化

　　要研究儒家文化的演变，得明白什么是儒家和儒家文化。

　　（一）儒家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也有人认为，儒者就是教授六艺的人，儒者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老师（楼宇烈语）。

　　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探讨“儒”起源的是汉代学者刘歆。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儒”的特征是游文于“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二）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尤其重视“刑德之治”，其终极思想是：外圣内王。儒家尤其重视伦理道德关系。

　　儒家学说为春秋末期的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可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三）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

　　《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2014年8月28日

　　

　　（朱云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