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

　　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

　　朱云川 [2001-03-25]

　　内容提要：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是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历史变革过程。运用中国古代的五行原理，可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条件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

　　关键词：无产阶级、发展道路、突变论、渐变论

　　引子　　

　　根据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因子相互作用规律，按其结构特征，人类社会的五大基本形态可以概括成：　　

　　[——] 是原始社会，

　　[政治] 是奴隶社会，

　　[政治、经济] 是垄断资本主义，

　　[政治、文化] 是专制封建主义，

　　[文、经、政] 是自然共产主义。　　

　　作为上述模式的理论层面，可知还有下列模式成立：　　

　　[经济] 是“空想社会主义”， [文化] 是“无政府主义”；

　　[经济、政治] 是自由资本主义，[文化、政治] 是开明封建主义；

　　[文化、经济] 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文化] 是庸俗社会主义。

　　[文、经、政] 是自然共产主义。为便于规范，我们把区别于此的其他五种情况，统称为“非自然共产主义”。

　　【朱老师注：为方便表述，我们不妨约定天道文化=A，地道经济=B，人道政治=C/D暴力，鬼神文艺=E智慧/F信仰。】

　　这里，按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顺序，就分别是英雄时代、农业时代、商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时代。以中国五行原理论之，就是金、木、水、火、土的发展顺序。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战胜过程，即文化、经济、政治模式对经济、政治模式战而胜之的过程，五行原理上就是“土对水”的战胜。运用中国古代的五行原理，可以说明历史变革的问题。如下表：　

　　根据五行原理，“土对水”的战胜，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土克水”的相克模式，二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的完全相生模式。具体地说：

　　第一条道路：“土克水”突变论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因素中，只有文化理论才是真正全球性的，文化的革命即创新必然是也只能是全球性的。在社会大工业条件下产生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就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在本质上就是文化理论创新。遵循“强土”克“弱水”的五行原理，通过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文化力的核心领导作用，[文、经、政]的共产主义对[经济、政治]的资本主义的战胜，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全方位 “毕其功于一役” 地一次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次革命论”科学原理。　　

　　然而，这是一条非常规的历史变革道路，它需要最广泛最充分最彻底最有力的社会资源和人力动员的准备条件。这一准备条件，就是代表着新生力量的“强土”对代表着落后势力的“弱水”的现实战胜，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新文化力及其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联合力量，在综合国力上超过近现代资本主义所拥有的经济政治现实控制力，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爆发并取得最后胜利。如果缺乏这一社会准备的前提条件，这条道路就不能成为现实，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是以十九世纪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新成就为基础的。正是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产生了无产阶级为争取对未来社会最高领导权的历史必然性。在新文化革命的实质性问题上，就是要运用普适性客观性的自然科学理论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去指导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实践。　　

　　在人类社会和思维精神领域，有一些区别于自然界的特殊现象和规律，但它们都是由自然界和自然规律正确或错误地衍生出来的，它们是枝叶与根干的关系。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是先有自然界，然后才有人类社会和思维精神；是先有自然规律，然后才有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因此，“道法自然”是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总根源。将这种关系颠倒了，就是唯心主义的错误。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经济、政治实践不能满足于自然科学理论一般要求的现象。正是这种“不能满足”的实际问题，才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正是有待于我们运用自然科学理论进行革命和改造的实践对象。因此，那种借口人类社会的人文社科领域有着某种特殊性，而不能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论指导的观点，就犯了“只讲枝节，不求本源”的错误，实质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创新，在根本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社会实践中，它就是人类一切错误思想的根源。　　

　　同样，根据自然界的液体结晶原理，我们知道，在一个内部状态较为均一的液相系统中，通过冷却可以达到有序化即“结晶”，但必须有较大的过冷度处于“过饱和”状态才能较快地进行下去。如果在该液相中或容器壁上有一些微小晶核和固态杂质（同质、异质均无妨），结晶过程就可以在“饱和”状态下较快地进行下去，所得结晶体的结构类型与原有晶核和固态杂质无关。比较而言，前者的结晶过程在时间上被大大延迟了，具有较大的“滞后”现象。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应用于人类社会实践领域，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就恰如液体结晶过程一样，如果遵循“一次革命论”道路，就会出现共产主义迟迟难以实现的严重“滞后”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的较为均一的社会系统中，要自发地产生一些微小晶核比如共产主义国家是很困难的。从革命的“饱和”状态发展到革命的“过饱和”状态，人类社会系统需要为此付出的时间和代价是巨大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在实践问题上，就会产生“压迫有理论”、“剥削有功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诸如此类的荒谬言论。　　

　　当然，在“强土”克“弱水”的前提条件现实具备、共产主义革命正处于“饱和”的临界状态时，这条道路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它无疑是一条真正的历史变革捷径。

　　第二条道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渐变论

　　遵循五行相生原理，从英雄时代极权专制的“金”，首先应当过渡到商业时代开放搞活的“水”，其后才能过渡到农业时代治理整顿的“木”，再后才能发展过渡到工业时代知识经济的“火”，最后进入知识时代全面可持续发展的 “土”。因此，奴隶社会以后紧接着的，应是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金权政治”就是导致社会腐败和天下大乱的总根源；其后才是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封建主义，“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化思想，正是社会治理整顿时期惩治腐败，安定天下的历史必然性规律反映。　　

　　在逻辑原理上，首先是因为政治上的极权专制，造成社会经济落后、人民思想文化愚昧，长期管得过严过死，不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因此，客观上要求面对社会现实的搞活经济、发展科技市场文化，进入开放搞活时期。由于“物极必反”的非理性感情因素作用，社会向着另一个极端方向震荡，禁欲理性的反面是纵欲享乐，遵纪守法的反面是违法乱纪，社会腐败滋生贫富悬殊，天下因此大乱。客观上又要求面对社会发展的文化革命、政治改革，从而进入治理整顿时期。古今中外历史经验证明，战争的需要总是促进商业的发达，而政权的巩固总是立足于农业的根本之上的。　　

　　就中国古代史论之，西周应是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的奴隶社会，春秋应是商业化的“乱世之秋”的资本主义，战国应是农业化的“法家时代”的封建主义；其后以暴政著称的“大一统”秦帝国，又回到了军事立国的[政治]的奴隶社会模式。就西方古代史论之，古希腊是典型的商业化时代，古罗马大致是农业化时代；其后所谓的“中世纪黑暗”，大致又回到了军事立教的[政治]奴隶社会模式，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即为明证。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就是旨在复活古希腊商业文化精神，就是倡导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以“侵略扩张性”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人文精神。　　

　　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应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邓小平理论指出，在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分三步走”的共产主义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新中国领导集体智慧的共同结晶。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治理整顿的[文化、政治]的开明（法治）封建主义环节上是一致的。针对中国具体国情的不同时期，新民主主义阶段侧重于革命战争和[文化、政治]的治理整顿方面，强调政治斗争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对新文化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相互支持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侧重于政权巩固的[文化、政治]的依法治国方面，强调经济建设基础作用和“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的 “分三步走” 理论，是一条符合于和平发展的常规道路，因为它无需什么特别的社会准备和“强弱对比”的前提条件。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无论它们社会发展程度和现实准备条件如何，只要实事求是地客观遵循这样的相生原理，就可以或先或后、或快或慢、或省或费地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　　

　　即使是尚处于最落后最原始的蒙昧时代的民族，只要它实事求是地沿着夺取政权的[政治]英雄时代、巩固政权的[政治、经济]商业时代、理论创新的[文化、政治]农业时代、知识经济的[文化、经济]工业时代、全面协调发展的[文化、经济、政治]知识时代的道路大力发展自己，就可以相对于某些一直跳不出“历史循环圈”的民族率先实现共产主义。显然，只要民族发展的客观条件存在可能，在充分解决了尊重客观规律性的革命的“理论先行”前提下，社会发展的先后、快慢、省费就完全取决于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努力程度。此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完全能够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遵循五行相生原理，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可以个别地、局部地率先实现，而且这一种实现是十分必要的。正是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才使得共产主义联合阵营的综合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生长壮大起来，并形成新型社会组织的“微小晶核”或者固态杂质，进而现实地构成共产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备和前提条件，从而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行动，得以翻天覆地、风雷磅礴、毕其功于一役、多快好省地顺利实现，在短短的一代人二十年里实现共产主义。　　

　　只有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一次革命论”的五行相克道路，与有中国特色“分三步走”改革开放论的五行相生道路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们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伟大历史作用。一方面，五行相生的结果是促进了五行相克的实现，使“一次革命论”由空想变成了现实；另一方面，五行相克的实现反过来又促进了五行相生的巩固，从根本上克服了“改革开放论”的势单力薄、无所作为的现实困难。总之，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抛弃，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发展和补充，是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空想变成科学的新文化贡献。　　

　　中国文化的五行相生与相克原理，并不是单纯发生作用的，两者实际上是综合发生作用的。因此，将两种作用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更符合于中国具体国情的客观需要，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戒‘左’戒右”、邓小平理论的“反‘左’防右”基本原则的问题。　　

　　在本源定义上，“左”是革命的进步力量，“右”是腐败的落后势力。“左比右好”是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特色。习惯上，人们把本源定义上的“左”与片面强调政治斗争的党内“左倾”、“右”与片面注重经济建设的党内“右倾”相互混淆等同起来，分别走向了极左的“政治决定论”和极右的“经济决定论”两个极端。毛泽东思想的“戒‘左’戒右”、邓小平理论的“反‘左’防右”，都是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两个方面说的。　　

　　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中，总是潜伏着以政治核心的“极左”和以经济核心的“极右”两大暗礁，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一次革命论”道路所没有的发展风险。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无疑充满着巨大的发展风险。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先行”，正是当代中国最大限度地克服这种社会主义发展风险、保障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前进的客观要求。

　　极左思潮：农业时代“金克木”暗礁

　　研究表明，农业时代就是所谓的封建主义社会，它是由社会政治与文化因素相结合而成的二元状态。这种尚治、尚理的封建主义农业时代的出现，正是尚乱、尚欲的资本主义商业时代社会发展客观需要产生的。先乱后治、由乱入治，先开放搞活而后治理整顿，是有中国特色改革开放道路的客观规律。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的封建主义农业时代，实际上比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商业时代更进步，至少在社会政治因素方面是如此。当然，封建主义农业时代的确有“经济落后”之弊端；同时，专制封建主义残酷的“文字狱”和文化高压政策的结果，必然还应加上“文化愚昧”这一条。　　

　　在农业时代，由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均要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必然会产生社会作用与社会地位的矛盾冲突，本质上就表现为“核心地位”之争的问题。坚持以政治王道为核心，就是一种“人治社会”模式，对应着传统中国的专制封建主义；坚持以文化天道为核心，就是一种“法治社会”模式，对应着新民主主义的开明封建主义。　　

　　就文化与政治的自然本性而言，文化是理论性指导性的，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见微知著的真知卓识，对全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有着巨大促进作用和广泛指导意义，因而应当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比如，邓小平理论的“科技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这种思想观点的高度概括。而政治是实践性服从性的，它应当自觉服从于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才能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根本原则。　　

　　显然，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即理论创新的最高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思想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党指挥枪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强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科教兴国” 的问题，xxx同志强调 “三个代表”和“依法治国” 的问题，都是从科学文化理论指导政治、高于政治、应当居于核心地位的立场上说的。在中国文化中，就是“立天之道，以定人矣”的文化自然主义精神。　　

　　反之，坚持政治至上论立场，就会陷入“强权即公理”的政治实用主义误区。“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本意上也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从政者的素质，但由于始终坚持“政治决定论”立场，这种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最后也只能流于破产。在传统中国残酷的“文字狱”和文化高压政策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可能真正被全社会弘扬起来。丧失了这一自然本性的文化因素，除了弄虚作假、曲学阿世外，至多只能成为社会极少数人侥幸得以混吃混喝、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上不足以济世，下不足以安民。临危之际，忠者报国殉身，奸者投敌叛国，毕竟无益于天下百姓。这就是传统中国儒家的主流意识，为什么总是流于“吃教”和“敲门砖”的根源所在。　　

　　倘若进一步走向极端，就进入“极左”状态，就会出现崇拜英雄、歌颂暴力、爆发战争的状态，这是社会严重腐败、贫富十分悬殊、社会严重不公等矛盾激化而又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的必然结果。按照“强金克弱木”的五行原理，“木”的农业时代就会为“金”的英雄时代所代替，实际上就是从专制封建主义向着奴隶社会的历史大倒退。　　

　　在传统中国历史上，有“一治一乱”、“三代循环”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以政治为核心的传统中国，遵循着“金生水，水生木”和“金克木”的五行原理，历经着战争动乱的英雄时代（暴）、经济发展的商业时代（乱）、腐败难治的农业时代（治）的依次更替循环。这种以政治为核心的，在[政治]奴隶社会、[政治、经济]垄断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专制封建主义之间的历史大循环，可以称为“旧三代循环论”。　　

　　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木生火”的发展方向，反对“金克木”的历史大倒退。在治理整顿的农业时代，就是要坚持开明（法治）封建主义，反对专制（人治）封建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指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极右思潮：工业时代“水克火”暗礁

　　工业时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它是由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相结合而成的二元状态。坚持“科技第一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无疑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里，“生产力”就是指文化力。因为生产力（前提）、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后果）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分别处于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社会政治三大领域中，可用一棵树木的根干、枝叶、花果比喻之。它们既有本末、功能和形态上的差异，又是协作互助、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坚持以文化因素为核心，就是符合于自然规律的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里，自然主义必定包括着人道主义因素。坚持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合理发展模式，就是庸俗（经济）社会主义。后者又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人道主义不一定符合自然主义要求。“唯利是图”就是这一模式的本性所在。　　

　　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经济为核心的“工、商业时代”。这里，资本主义商业时代与社会主义工业时代是混淆在一起的。以二十世纪的“二战”为界，战前为政治殖民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商业时代，[经济、政治]的自由资本主义是其理想模式。这一模式表明，它是以政治性的侵略战争、资源掠夺、贸易垄断、物质形态占有等非和平手段为其经济增长点的。战后为经济民族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工业时代，[经济、文化]的庸俗（经济）社会主义是其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表明，它是主要依靠文化性的商品竞争、金融掠夺、科技垄断、意识形态导向等相对和平的手段为其经济增长点的。因此，我们说“封建主义”农业时代比“资本主义”商业时代更先进，并不等于说它就比社会主义工业时代更先进。　　

　　马克思主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庸俗社会主义的。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作了毫不含糊的明确回答。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那里，“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他们一生不变的坚定信念。在当代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这里，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2]掷地有声的坚强意志。这就是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方向。　　

　　如果无视人类先进文化力的“第一性”地位和作用，就会走向庸俗社会主义。这种社会模式的“庸俗性”，就表现为唯利是图、急功近利、掠夺开发、生态危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它们都是不利于人类社会全面可持续性发展的危险因素。这种社会反常进一步趋向极端，就会出现社会腐败钱权交易、“黄、赌、毒”泛滥、社会各种刑事犯罪猖獗等严重社会问题。尤其是一旦出现这种模式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就会造成社会严重动荡，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杀人越货，大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危机输出、武装侵略，世界大战爆发，天下大乱，全人类共同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严峻形势。遵循着“强水”克“弱火”的五行原理，“火”的社会主义工业时代，就会为“水”的资本主义商业时代所取代，实际上就是“极右”的资本主义乱世复辟。这就是庸俗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所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呢？其实，这与它以经济为核心的“三代循环”社会发展规律有关。　　

　　从长波理论可知，它实际上包括危机发生的商业阶段、经济萧条的农业阶段、经济高涨的工业阶段的三大循环节。其中，从商业阶段到农业阶段是下降期，从农业阶段到工业阶段是上升期；在农业阶段的转折点上，有较多的科技发明、技术革新，它与文化力因素重新参与社会决定性作用是分不开的。商业阶段的“少数后进国家经济突进”的问题，与发达国家为追逐利润寻求发展、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的商品倾销、技术输出等国际市场开拓行为有关。由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理论看，上述过程也是成立的。　　

　　因此，按照五行原理的“水生木，木生火”和“水克火”发展规律，以经济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历经着商业时代（乱）、农业时代（治）、工业时代（兴）循环更替的。这种由[经济、政治]自由资本主义、 [文化、政治] 开明（法治）封建主义、 [经济、文化] 庸俗（经济）社会主义三大社会形态之间形成历史大循环，可以称为“新三代循环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奉行“经济至上”的极“右”路线，正是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爆发经济危机的总根源。　　

　　这里，“水克火”的实现方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必然选择。帝国主义的和平之所以是暂时的，因为这种实现方式并没有力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帝国主义战争无法避免”（列宁语）。中国古代大圣人老子说：“和大怨，必有馀怨，焉可以为善？”就是说，不从根本上消除造成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怎么可能把天下治理整顿好呢？明朝大军事家刘伯温，也反复告诫人们：“天下之大，好战必亡”、“天下之平，忘战必倾。”就是说，凭借自身国力强大到处奉行霸道，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必然会灭亡；爱好世界和平的天下人民呵，丧失了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和警惕，也会导致自己国家民族的倾覆和灭亡！这些中国古代的圣人之言，都是对经济型社会的“新三代循环论”历史规律的正确说明。　　

　　针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拒腐防变等治理整顿时期的客观需要，我们一定要坚持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先行”，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的科学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进一步从空想到科学，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根本上坚定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然共产主义的奋斗信念；同时，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还要始终注意戒左戒右、反左防右的实践战略实施，尤其是面对当前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大量占据学术阵地，“私有化”呼声在中国日趋高涨的极右势力复辟的危险，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论，既要反对极左的“政治决定论”错误思潮，避免十年“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又要反对极右的“经济决定论”错误思潮，防止“八九”风波那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　　

　　综上所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战争的“左比右好”的党性原则，注意毛泽东思想“戒‘左’戒右”、邓小平理论“反‘左’防右”实践战略，应始终是我们中国社会实现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需要警钟长鸣的重大原则性问题。　　

　　注：

　　[1]《十五大报告》，1997年9月。

　　[2]《十四届五中全会讲话》，1995年9月。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改

　　（字数统计：4，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