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
朱云川 [2006-07-29]
内容提要:邓小平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战略,是从根源上消除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理论武器。
关键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当前,中国的“危险主要来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指出:“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进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第30页)因此,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战略,从根源上消除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认识误区,是我们当前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学术任务。
一
关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因斯主义”、“新凯因斯主义”等思潮的本质特征,拙文《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凯因斯主义的本质特征》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根据其不同主张,可以概括得出自由主义是[经济]、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政治]、凯因斯主义是[政治、经济]的不同发展模式。
根据新凯因斯主义的“长期化”、“动态化”研究方向,又可以得出[政治、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商业时代、[文化、政治]开明封建主义农业时代、[经济、文化]庸俗社会主义工业时代,这样的西方现当代社会的“新三代循环论”发展模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相结合的金权政治前提下,根据马克思提出的代表着“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要求,还可以得出科学社会主义是[文化、经济]和自然共产主义是[文化、经济、政治]的全新发展模式。研究证明,上述观点和结论在历史和逻辑层面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中,社会经济因素优先于政治因素而居于核心地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文化因素处于被压抑的非决定性作用状态,即所谓“文化边缘化”状态。因此,经济政治论和“文化无用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方面。 在自然共产主义的[文化、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中,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文化因素,不仅处于决定性作用状态,而且优先于经济、政治因素而居于“第一生产力”的核心地位。这种特点,与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应当具有最高革命领导权的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全面发展论”和彻底革命论,是自然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方面。
对上述模式的概括原则如下:
核心论(前) 决定性作用 中心论(中) 社会三大基本因素 [决定论] 非核心论 保障论(后) 非决定性作用 (无用论)
显然,“中心论”与“核心论”是两种不同概念。只有在一元论中,它们才指同一个对象的。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中,经济因素是唯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因素,对应于经济决定论,经济因素既是“核心”又是“中心”。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中,经济因素优先于政治因素而居于“核心”地位,两者之间并无“中心”可言。在凯因斯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中,政治因素优先于经济因素而居于“核心”地位,两者之间同样无“中心”可言。只有在自然共产主义的[文化、经济、政治]模式中,文化因素因为是第一生产力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因素因为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居于“中心”地位,政治因素因为不得已而为之居于“保障”地位。
二
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七九年语),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九八九年语)。这里,“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大致相当,只不过有“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的时代特色。这种用语的转变,与中国具体国情是相符合的。
这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代表着经济决定论思想;一种是自然共产主义的[文化、经济、政治]模式,代表着全面发展论思想。同时,以经济因素为“核心”的模式主要有三种: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庸俗(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模式。邓小平理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正是对自由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根本否定。这与“中心论”对“核心论”的否定结果是一致的。因此,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无疑应是自然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同理想,绝对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因斯主义、庸俗(经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那一套。
这里,“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主要是先进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先进生产力的,因而主要是先进文化性的。这是强调经济建设与政治保障、文化理论指导(第一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在改革开放中,改革主要是依据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先进文化力因素对经济、政治因素的指导作用;开放主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不合理体制因素,这是先进政治力因素对先进文化、经济因素的支持作用。这是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文化、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
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可能造成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歧义的话,那么加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只能是自然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最高理想了。如果说,在实现这一最高理想的过程中,还有这样那样充满着空想色彩的陷坑的话,那么加上“坚持改革开放”,所有的中间发展环节都只能是处于“过渡状态”,它们的种种不合理性都会逐步地被最终彻底克服掉。因此,任何企图将有着种种不合理性的中间发展环节永恒化、正常化、体制化的理论与实践,都是违背邓小平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发展战略的,因而是十分错误的。
三
首先,企图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化”的努力,就是坚持[经济、政治]模式的新自由主义(旧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文化、经济、政治]相比较,“新自由主义”恰恰缺少了起最高领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的新文化因素。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所在。显然,在严重缺乏新文化因素科学指导的前提下,经济因素优先于政治因素居于核心地位的事实,只有是导致金权政治、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社会腐败、贫富悬殊、犯罪猖獗的乱世之秋。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不过是少数有钱人有势者的自由,它是以全体人民遭受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尤其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无产阶级的不自由为实现前提的。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社会真正美好的社会形态。
其次,企图将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化”的努力,就是坚持[经济、文化]模式的庸俗(经济)社会主义。同样以经济利润为核心,由于政治因素比文化因素更符合于急功近利的私人需要,这种知识经济的庸俗(经济)社会主义,必然很快滑向泡沫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基理。 实际上是由[经济、文化]转向[经济、政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复辟的必然产物。将邓小平理论的经济建设“中心论”当成“核心论”的理论误读,只能使中国重蹈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解体,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生经济危机的历史覆辙。两种经济“核心论”思潮,都是违背邓小平理论“中心论”立场的错误观点,应当给予坚决批判。
再则,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化”的努力,就是坚持[政治、文化]模式的“人治社会”即专制封建主义。这就是传统中国的“学而优则仕”、“农桑为本,工商为末”的孔孟道统。这是我们应当批判的。毛泽东同志反对“将新民主主义秩序化”,坚持新民主主义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是正确的。
由于战争时期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模式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同志没有能够自觉从这一旧模式中跳出来,走上适合于和平年代的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新模式。政治挂帅的十年“文革”,最终以向着极权专制的[政治]模式的历史大倒退而失败了。这个历史问题,只有在邓小平理论中才得到了根本解决。这就是坚持“科技第一生产力”、坚持反“左”防右、建立法治国家、实现两个转变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
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由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思潮构成。它们主要是[政治]模式的政治决定论,[经济]模式的经济决定论(自由主义),[文化]模式的文化决定论(原始共产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的旧民主主义论(新自由主义),[文化、政治]模式的新民主主义论(法治时代),[文化、经济]模式的科学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文化、经济、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知识时代)。旧民主主义论的时代变体,就是[政治、经济]模式的凯因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的时代变体,就是[政治、文化]模式的“孔孟之道”(专制封建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变体,就是[经济、文化]模式的庸俗(经济)社会主义。它们的自然顺序是:
[政治]模式(暴力革命)——→[政治、经济]模式(经济改革)——→[文化、政治]模式(文化革命) ——→[文化、经济]模式 (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经济、政治]模式 (共产主义)
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看,这应是一条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坦途。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原始共产主义的[文化]模式,只是从[政治]模式中诞生出来的两种幻想,它们并不具有现实社会性,因而只能动是空想性思潮。
当前,我们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那种拒绝发展过渡的[政治]模式、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治、文化]模式,就代表着传统中国政治至上的极“左”误区;那种全盘西化的旧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政治]模式、知识经济的庸俗(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模式,就代表着近现代西方经济至上的极右的误区。因此,坚持邓小平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左”防右的发展战略,批判中国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是完全可能和完全必要的。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