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作者：朱云川

　　内容提要：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一般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以政治因素为核心的传统模式、以经济为核心的西方模式、以科学技术新文化为核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三者之间的相互冲突和逐渐上升的过程。认清上述模式的一般发展规律，对于解答当代“中国向何处去”重大时代课题，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关键词：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新民主革命、十年“文革” 

　　引　子 

　　中国自明朝中叶商业资本主义萌芽以后，在明朝晚期的社会结构中，经济因素逐渐具有了取代政治因素居于核心地位的强大实力。在这场经济因素向政治因素领导权挑战的“市民化”运动中，政治因素遭到了极大削弱。当此之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新的“政治”因素打碎了明朝末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改良幻想；清军入关，又以新的“政治”因素取代了李自成政权。 

　　清建国之初，很快进入“政治—经济”的经济建设模式，至“康乾盛世”时达到顶峰。清朝中叶后，随着社会腐败问题的加深，这一模式逐渐为“政治—文化”的治理整顿模式所取代。此时，先进的文化力因素逐渐要求政治因素的变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然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主的代表着新生的文化力因素的这种发展要求，却引起以满族统治者为核心的旧有政治保守势力的极度猜疑和恐惧，最终遭到了愚昧的文化高压政策的残酷镇压，这就是清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自此以后，清朝晚期的社会结构转化成“政治”型的单一模式。至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统治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历史边缘。 

　　正当清朝国势日衰的时候，西方却完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初步形成一种“经济—文化”型的工业时代模式。然而，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受攫取垄断利润的商业本能驱使，这种模式并没有上升成为西方社会主要结构，而依然停留在西方列强对外进行海盗式的殖民掠夺的“经济—政治”型商业时代模式。因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商业时代的“经济—政治”型（适合于殖民掠夺的需要），而现代西方社会（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是工业时代的“经济—文化”型。此时，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落后，主要是“政治”模式对“经济—政治”模式的落后。 

　　一 

　　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打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政治神话，为经济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帝国主义模板；同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也直接从政治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在种种外患内忧的强大压力下，极端腐败落后的清王朝不得不考虑“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从而进入“政治—经济”型的洋务运动时期。 

　　一八九四年，清王朝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一大强国，并打败了一向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这场血的沉重教训，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统治者的神经，在“志在中兴、励精图治”的光绪皇帝的直接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改良派迅速崛起，他们企图以相对先进的“经济—政治”型西方模式，来直接取代洋务运动以来尚未完全成熟的“政治—经济”型现实模式。然而，这种脱离传统中国具体国情（以政治为核心）的运动，无疑会遭到政治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和残酷镇压，并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一九00年，英、法等“八国联军”侵略北京，腐败的满清统治者闻风西逃，终于对僵死的腐败的极权专制政策有了切肤之痛。一九0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得不痛定思痛，重下彻底进行社会改良的决心。这就是所谓的“清末新政”。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有所不同。戊戌变法是商业时代的“经济—政治”模式，主要是一场经济体制改革，表现为一些具体实务变革；清末新政是农业时代的“政治—文化”模式，主要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表现为一些宪政改革要求。然而，由于清朝统治者在戊戌变法中的倒行逆施，加上“新政”措施的种种失当，清王朝可资利用的权威性资源几乎丧失殆尽，这种改革严重地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受力，最终导致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以新的“政治”模式取代了满清政权。 

　　从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政权建立，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是惩治社会腐败无力的旧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逐渐失去人心，而旨在彻底革新政治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治”模式开始萌芽的时期。当时所谓的“义与利”、“个人与社群”、“改良与革命” 的争论，就是由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孰先孰后、孰急孰缓、孰优孰劣、孰彻底孰表面等问题引起的。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就产生了革命的进步的“左”与腐败的落后的“右”的两大阵营。 

　　五四以后，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是主张经济改革的“右”的代表，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改革的“左”的代表。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发展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国民党“左”派自觉站到了革命的进步的人民大众正义的一边。然而， 一切反动派即“右”的腐败的落后势力决不会这样甘拜下风，它们还要动用手中握有的全国性政权，对“左”的革命的进步力量实行以势压人、以力制人的暴力统治。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新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结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彻底的政治改革的和平道路走不通，暴力革命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以暴抗暴”的政治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顾全大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向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右”派作出了有原则的让步，在不放弃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领导权的前提下，宣布暂不进行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接受抗日联合政府的统一军事指挥。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代表着“政治—经济”的旧民主主义的领导。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和平的“政治—文化—经济”模式的人民联合政府新建议，以代替战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然而，这一新建议显然不能为国民党“右”派势力所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瓦解，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向人民大众的头上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已久的内战爆发了。同时解放战争也开始了，中国再次进入了“政治”时期。 

　　二 

　　探讨“五四”诸子，如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思想转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找见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梁启超是以极富社会煸动性的《少年中国说》跻身于近代中国前列的。他曾是戊戌变法的大力鼓吹者，无疑应属于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因而具有全盘西化的“经济—政治”模式。辛亥革命前后，已经成为“保皇派”的他，实际上回到了洋务派的“政治—经济”模式。基于上述保守立场，到五四时期，他彻底失去了现实社会影响力，终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少年中国说》却一直是鼓舞中国人民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篇章。 

　　孙中山先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他的思想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时期的“经济—政治”改良主义理想阶段，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暴力革命现实阶段，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化—政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第一个阶段转入第二个阶段，是因为遭到暴力镇压，表明“和平改良的道路行不通”；由第二个阶段转入第三个阶段，是因为社会腐败泛滥，表明“社会改良的道路不彻底”。孙中山先生的选择是完全从中国社会发展要求出发的，他最后的也是他最高的选择，是完全符合于现代中国社会“惩治腐败”具体国情的。 

　　由此可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企图以旧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西化模式，抗拒中国社会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治”模式的历史发展，绝不只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一切腐败的落后势力的代表者，因而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小撮极其反动透顶的 “跳梁小丑”。 

　　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大力鼓吹者，他无疑是坚持“经济—政治”模式的。基于上述立场，就决定了他后来同国民党“右”派政权的合作史，也就决定了他在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个人耻辱史。其实，执政的国民党“右”派政权，并不是真要实行他们高喊的 “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因为作为实权派，他们可以从“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得到更多好处。别忘了，“唯利是图”是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忠实信徒的本性和嘴脸。因此，无论胡适是真的还是故意信以为真，他与国民党“右”派政权的合作都不可能是顺利的，这也是可以由历史事实证明的。 

　　据说，后来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的前夕，大独裁者蒋介石曾有心让贤于他，好让他发挥聪明才智实现蒋公未能实现的“自由资本主义”（近似“总统遗愿”）。无论如何，在国民党政权本身在大陆都无法自存的时候，又怎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呢？这不过是历史同胡适先生开的一个玩笑罢了。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最早宣传者，他也是从旧民主主义思想中过来的。五四时期，他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模式的；建党以后，他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文化”模式的。事实证明，李大钊同志是帮助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期，就是直接同李大钊同志在一起并深受其影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由李大钊同志宣传启蒙的。由于李大钊同志牺牲很早，他的思想还没有发展成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政治”革命模式。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名的“新文化旗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非常重大的历史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是旧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五四时期，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李大钊等人宣传影响，才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初步具备了“文化—政治”模式；建党以后，是“政治—文化”模式。但是，与李大钊同志自觉“团结同志，共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同，陈独秀有着较为严重的“关门主义”（朱德事件）和“独裁倾向”（毛泽东语），表明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开始怀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问题，重新拾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显然，陈独秀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暴力革命的残酷斗争作好准备，反而在中国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临阵退却了，成为了一个投机入党的“右倾”机会分子代表。 

　　鲁迅先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他是抱着“经济—政治”改良主义理想进行暴力斗争的，因而最初是“政治”模式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时局的极端黑暗和腐败，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和苦闷之中。五四前夕，鲁迅先生高举“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命大旗，走在了“文化—政治”模式的新民主主义时代前列。如果说，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鲁迅先生还有不同看法的话；那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先生没有象陈独秀那样，被反动派的一时嚣张气焰所吓倒，开始怀疑过去的判断与选择了，恰恰相反，他毅然地站在了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边，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模式的一边。 

　　鲁迅先生一生，虽然没有从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从思想上“火线入党”了。当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之时，鲁迅先生向中共中央拍发的贺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无悔的选择。当前，许多人不明白鲁迅先生晚年为什么要“听将令”，也不明白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更不会明白鲁迅先生逝世后为什么堪称“民族魂”，其实都要从鲁迅先生早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角度去理解才行。

　　三 

　　一九四九年，人民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是和平的“政治—文化—经济”模式的人民联合政府的成立。当然，实际上起着绝对的核心作用的仍然是“政治”因素。 

　　从新中国的政权结构形式看，从四九到五七年，中国是新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文化—经济”模式；从五七到六六年，经济因素由社会腐败的罪恶之源被逐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文化”模式；从六六到七六年，文化因素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意识“毒草”被逐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十年“文革”期间 ，中国是处于内战状态的“政治”军事化模式。因此，就总体情况而言，从新中国建立到十年“文革”结束的二十七年，中国社会是逐渐退化发展的。这个结论，早已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并在我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确认。 

　　然而，仅有上述结论是不够的。因为，它还不能历史地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特点，也不能科学地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也不能现实地说明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特色”与道路问题；同时，仅从上述结论看，也容易把我党过去的历史看成“一团糟”， 从而把我党付出了沉重代价得来的宝贵经验，当成一无是处的废物残渣轻易抛弃，进而可能完全抹杀我党在上述二十七年间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毕竟，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能涉及到的崭新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早年时期，无疑是吸收着五四运动精神走过来的。在最初时期，他也有“经济—政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五四以后，他有“文化—政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建党以后，就转为“政治—文化”的革命现实主义思想；二七年后，白色恐怖的残酷斗争，使他举起了以暴抗暴、“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革命战争旗帜。一九四0 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建国主张。毛泽东同志当然是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若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和最初发表时的标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看，他无疑是侧重于“政治—文化”模式的。这就是五四运动精神的科学继承和大力宏扬。 

　　应当说，建国之初的军事管制时期，是“政治斗争”的绝对胜利。由于全国政权巩固和抗美援朝的客观需要，中国迅速进入“经济建设”的“政治—经济”时期。到一九五七年左右，享乐主义、社会腐败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逐渐泛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开始抬头，毛泽东同志著《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政治”理想相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无疑是落后的，是以称其为“右”和党内“右倾”。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不就是为了实现“文化—政治”革命理想（惩治腐败）吗？所谓“革命派”和“走资派”的问题就出现了。 

　　从五七到六六年，经过三年“大跃进”等经济建设的严重挫折，人们普遍渴望实行“私有化”以摆脱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然而，“私有化”必然意味着社会腐败、贫富悬殊等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尖锐化，人民大众还会“吃二茬罪，受二遍苦”；同时，“私有化”问题，还涉及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与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等重大政治问题。当时，人们并没有把过渡时期的“开放改革”，与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化”（私有化）正确区分开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前者与后者等同起来了。一方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毛泽东同志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面前，人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远见卓识；另一方面，在严重的经济现实面前，人们暂时又找不到新的解决良策。由于理论的严重滞后，毛泽东同志没有能够说服党内同志和广大群众。因此，面对咄咄逼人的社会形势，毛泽东同志只能且战且走、陷入了悲壮的孤军奋战。 

　　到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毛泽东同志已经是年老体弱、精疲力竭了。在“文化革命”（理论创新）与“政治斗争”之间，在“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只能用他在过去“政治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巨大威望，勉强保证中国社会“江山不变色”，已没有“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所必需的时间、精力、耐心、敏锐等优越条件了。而当时的青年一代，普遍显得幼稚、浮躁、浪漫，“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又担当不起时代赋予的“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所干的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摧残人类文化成果的“反潮流”（政治乱争）之事。十年“文革”期间，中国社会是处于内战状态的“政治”模式。显然，这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政治”理想，更不是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其实，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文化革命”事业，不就是“拒腐防变”、走“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道路吗？这本来就是为了我们人民大众自身幸福的好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切实地“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己任呢？今天，当记起 “文化革命”已经九年，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同志写给周恩来同志的那首诗，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刘永佶：《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四 

　　牢记过去，是为了认清未来。由于新民主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未能取得正面成果，反而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搞乱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损害了人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心，在“政治乱争”中造成了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当然，除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祸国殃民外，最主要还是我们在理论上的严重滞后造成的挫折与失败。如果不着眼于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的真实层面，一味地埋怨过去，在新时期只顾埋头拉车又不抬头看路，早晚还是会走到同一条道上重蹈历史覆辙的。那时候，又能怨谁？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正是我们党充分认识包括十年“文革”在内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创新成果。经过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我党一举打破了十年“文革”时期“政治决定论”的僵化模式，首先进入了“开放搞活”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作为过渡阶段，它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思想下展开的，因而与“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不同。因为，我们是坚持继续朝前走、“团结一致向前看”，最终达到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立场，而不是要使上述模式“体制化”、“凝固化”、“永恒化”；我们将要建立的永恒的社会秩序，只能是适应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要求的，而不可能是任何历史发展的中间环节。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认识清楚中国具体国情，他们还没有从惨痛历史中正确吸取教训，他们仍然在犯与过去同一样的错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大量涌入，各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趁机沉渣泛起，加上建国以来长期“政治斗争”所留下的历史阴暗尚未淡化，中国知识界开始出现一种与戊戌变法在内容上极其相似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激进改良主义”自由化思潮。这种否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在“八九”风波中达到了历史顶点。 

　　关于这种错误思潮取得支配地位的严重后果，在中国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的历史作证，在国外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溃后的经济危机、民族内战的现实为凭。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是看得很清楚的。显然，中国知识界的一些“精英”分子，若真是旨在富国强兵、利国利民，而不是企图在“私有化”浪潮中捞名刮利、“过把瘾就死”的话，他们就应该真正沉静下来，坐以进道，从事 “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的艰苦工作，这才是当代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十年回头看，他们留下了多少历史功绩呢？公平而论，可谓之“太少矣”。 

　　让我们共同为中国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吧！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