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对恩格斯论经济学的“逻辑的研究方式”的一点认识

‌对恩格斯论经济学的“逻辑的研究方式”的一点认识

原标题：恩格斯论经济学 “逻辑的研究方式”

朱云川

内容提要：学术研究必须大量地占有详细材料，是当前国内学术界颇为流行的观念。然而，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陷阱，它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时严重地制约了面向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学术研究、详细材料、历史、逻辑研究方式、理论创新

长期以来，学术界就有一种较为流行观念，即学术研究必须大量地占有详细材料才行。然而，这是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关于历史研究的原意。实际研究中，占有全部详细材料是几乎不可能的，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或多或少的部分材料展开的，其“大小多少”并没有一个确切的量化标准。同时，对于材料本身的真伪性和选择材料的主观性，也都难以做到明确的统一判定。这里，从恩格斯的原著中，我们可以得到全新的启示。

首先，恩格斯指出：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象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在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1]

这就是说，从“逻辑发展顺序”去认识“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从“自然线索”去认识“历史发展”，从“逻辑”去认识“历史”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可行的，甚至可以做到更加“明确”、“通俗”。而且，“大量地占有详细材料”并不是认识历史所绝对必需的。实际上，在宏观地把握住历史发展大趋势前提下，对于部分详细材料乃至某个重要材料的占有环节上的缺失也是可以允许的。

其次，恩格斯指出：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2]

这就是说，由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曲折”等复杂性，如果要处处跟随“历史”前进的脚印，势必会造成无关紧要材料的拥挤和认识思想的断路，使研究工作受到“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支配，从而陷入表象主义的“不确定性”状态。这样一来，研究工作要取得“确定性”的科学成果就是不可能的。同时，仅以经济学史而言，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型社会的历史尚未完全展开，详细材料的准备还不可能做完，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史的工作就会漫无止境，实际上是连开展批判工作本身也无从谈起。显然，要想克服上述学术陷阱，“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离开了客观历史事实（显在的与潜在的，或被占有的与未被占有的），“逻辑”本身也是无从说起的。

再次，恩格斯指出：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3]

这就是说，“思想进程”是依据“历史”而“开始”的，这是认识起点。然而，思想进程又是可以超越现实历史而向前“进一步发展”的，此时的历史就是“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即所谓符合发展规律的潜在的尚未展开的“历史”。此时的“历史”，表现为一个个“经过修正”、“充分成熟”、“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也就是“逻辑发展环节”。在这里，占有“详细材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发展点”合理地预言到某些新的时代特色，而未来展开的历史事实与这种“经过修正”的新的时代特色是大同小异的，只是有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的出入而已。

正因为如此，我们立足于现代社会，不仅可以研究材料充足的现代史，而且可以研究材料严重不足的古代史和尚未现实展开的未来史。“逻辑的研究方式”对于古代史、现代史、未来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当前，人们往往忽略了对现代史的“逻辑的研究方式”，面对着大量无关紧要的详细材料望洋兴叹，或成为详细材料的崇拜者和单纯收集者。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提出，正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进行逻辑批判的理论创新产物。

最后，恩格斯指出：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时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简略。[4]

这就是说，“逻辑的发展”并不仅限于未来史的理论创新，它还可以应用于古代的历史与现实的证明。而且，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例证”，绝不是要求我们成为详细材料的崇拜者和单纯收集者。进一步说，运用“逻辑的研究方式”，还有利于“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 （详细材料）的“批判”做到单刀直入与立竿见影，从而使我们能够摆脱许多不必要的细节争论的纠缠，把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更好地投入到当前最紧要的社会实践中去，这就是“上士闻道，勤能行之”的“无争”之道。

综上所述，“大量地占有详细材料”并不是开展学术活动的唯一前提。注重“逻辑的研究方式”，使之与历史的现实材料（宏观）相结合，是我们克服材料拜物教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工具。当前，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创新，已经成为现时代的最紧迫最重大的学术任务。因此，重新认识恩格斯论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的研究方式”的科学论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2][3]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22页。

[4]同上书，第124—125页。

2001年4月7日

注：本文初稿写于2000年8月11日，2001年4月7日修改后，公开发表于《探索》2001年第2期，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