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谈谈《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几处机心

‌谈谈《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几处机心

 ——兼与徐友渔先生商榷 

朱云川 [2003-10-22]

引子 

读了徐友渔先生大作《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1]，笔者产生了一种很奇特的感受，那就是一方面为徐先生的学识渊博和学术良知所感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徐先生在学术平台上所系的蹦极跳绳索太"自由"了，以致于根本不能承受住徐先生着地前的回弹。学术相逢处良师益友，知而不言非义也。特地说上几句，权供徐先生参考。 

一、自由主义的历史条件 

首先，应当肯定，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是有其一定积极意义的，"它把哲学层面上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转化为制度安排，把对文革的神权政治与专制主义的谴责落实不法治与分权的防范与保证"（第414页）的努力，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安排"呢？对此，徐先生早就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第422页），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提供了清理专制残余和流毒的启示和思想资源，但并未提供'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甚至连可直接运用的理论也没有提供"。（第427页）显然，这只能是一种没有前途的"防范与保证"。 

当苏东事件以西方资本主义暂时战胜"社会主义"告一回合的时候，徐先生就断言："苏东事件使人有理由认为，长期争论以自由主义一方获胜而告终"。（第414页）拳击比赛也讲几个回合，这种单见对方一时落败就马上宣布比赛结束的裁判，是不是有失公允呢？孔子曰："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何况历史是大尺度的。今天的苏东地区的人民真的就没有后悔吗？ 

徐先生一方面责怪新左派"极有机心"，另一方面又不失"机心"地提出，"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和对立不是根本性的，因为它认同现代化取向和市场经济，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它与部分启蒙派的论争，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接近世纪之交时，新儒学人士再次强调传统的作用，但清楚表明这是以现代化为前提和框架。由于新儒学有中庸之道的品格。自由主义有妥协的禀性，二者在多元化的共识之下和平共处，甚至形成良性互动的希望是很大的。"（第415页） 

然而，同样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杨春时先生却说："新儒学思潮作为非政治化的学术思潮，为马克思主义改革派，传统马克思主义派所接受，成为当代文化的一种补充，只是它与现代西方文化派根本对立。"[2] 

显然，徐先生所以认同新儒学，是因为新儒学 

 "认同现代化取向和市场经济，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它"是以现代化为前提和框架"的。这就是说，因为新儒学首先认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才认同新儒学。假如新儒学不认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还会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正面的"吗？显然不会。 

问题在于，谁代表着传统中国政治极权主义思想，是谁一直都有"君子"对"小人"的厌恶之心呢？不是马克思主义新左派，而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儒学道统！因此，当徐先生把儒家"君子"的浩然正气，与自由主义"小人"的奴颜媚骨相苟同；把儒家的中庸之道，与自由主义的妥协禀性相苟同；把儒家的政治禁欲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的经济纵欲主义思想相苟同，岂无"极有机心"之嫌呢？不过，从自由主义善于"妥协的禀性"来说，又是情理之中的。 

徐先生抱怨说："不论从中国和欧美的历史看，还是从左派思潮的内涵看，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它对自由主义（即它认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与攻击从来都超过对极权主义的批评。"（第415页）这是不是说，共产主义因为攻击了自由主义就是敌人，共产主义对新儒学少于批评也不够朋友，说到底，因为共产主义没有首先认同自由主义，所以就应当不被宽容和认同，自由主义者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然而，徐先生又指出："自由主义最早，并且始终如一地倡导多元文化观，主张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认同不同的道德文化价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话虽这样说，自由主义真的能够认同其他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能够维护其他人群（包括弱势人群）的道德价值文化价值吗？比如伊斯兰教、儒教在美国"精英"人士亨廷顿的眼中，比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自由主义者徐先生的眼中，显然没有。不仅在实践中没有，甚至连一点道义上也没有！ 

一个健全的社会有一点自由主义的声音不是坏事，正如健康的人体有几个癌变细胞那样并不可怕。但若将自由主义那一套拼凑成某种理论借以盅惑群众，如同癌变细胞开始形成了肿痛硬块，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已由良性肿瘤变成了恶性肿瘤！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 

徐先生将社会解构成为人群、将人群还原成个人。这种认识和实践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保护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公正是不可偏废的。 

问题在于，万物是有其独特结构的，尽管它们都是由分子、原子、微观粒子等所组成，但绝不能单纯从微观粒子的独特性去认识万物。人体也是有其独特结构的，尽管人体无不是由系统、组织、器官、细胞等组成，但我们不能认为人体就等于组织、细胞。就人体细胞而言，谁肯自私自利且疯狂繁殖呢？唯有发生癌变的恶性肿瘤。它当然呼吁"强者"的自由竞争，但由于它危害着人体的根本生存，我们当然要准备着"动大手术"的。 

同样，不同的社会也是有其独特结构或发展模式的。比如，奴隶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政治]，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是[政治、经济]，共产主义的基本结构是[文化、经济、政治]，这就是人类社会存在阶级性与时代性的依据。尽管人类社会的无不是由个人组成的，但除个人（自身）以外，还有家（亲）、乡（族）、国（邦）、天下（世界）的不同层次的组织体存在。共产主义以个人为起点，着眼于天下（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儒家以个人为起点，着眼于国（邦）的忠诚与奉献；自由主义以个人为起点，仅仅着眼于本乡（族）的利益与个人私产保护。是以孔子说："乡愿，德之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之言，岂虚言哉？ 

徐先生将中国的当下困境，归究于我们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错误，说什么改革"不是自发和自下而上产生形成的"。这就是说，面对已经开始癌变的肿瘤细胞，我们只能允许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的白细胞、巨噬细胞去同恶性的癌细胞公平地作战，结果当然是经不住癌细胞的扩张与吞噬；而不允许通过大脑神经指挥的药疗、化疗、放疗、乃至外科大手术，因为癌症初期总是容易战胜癌变细胞重新获得健康的。照此逻辑，一个人就该等待死亡，一个新社会就该等待灭亡。真是高深莫测的逻辑！ 

然而，自由主义的这种声音，总是抵挡不住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维护自身的生存欲望，自由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从时间上麻痹一个社会的领导阶层，使他们丧失对不断发生癌变的"革命警惕性"，直至到了癌变晚期它们全身扩散之后，这个社会已经是无力回天、无可救药的时候，它们就会跳出来，公开宣布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语） 

几年前，当美国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我们同胞死难之时，徐友渔先生看到的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屈辱，不是要发愤学习消灭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而是宣称什么"实力不均等的伙伴之间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活脱脱又一个周作人氏。美国真把中国当成自己的伙伴了吗？当今天，美国间谍飞机在我国南海领空上屡次挑衅、撞毁我机、致我同胞遇难时，徐先生所谓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真的已经不适应目前这个高科技、信息化时代了吗？ 

因此，当美国小布什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由，公然向我国强硬索还侵略飞机和军事人员，而觉得丝毫没有什么不妥时，徐先生能否证明美军飞机就是"不正当得到的财产"吗？最后，笔者的一点隐忧是，当我国政府从正义立场上，依法对美军飞机予以没收、对美军人员予以判刑时，徐先生有什么理由不"硬着头皮"为这些自由主义师兄师弟们"呼与吁"呢！ 

注：

 [1] 徐友渔著《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413-430页。 

 [2] 杨春时：《中国文化转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98页。 

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稿

附：徐友渔简介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于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是中国学术界中给现代思潮在中国的负面作用发出最早、最有力抨击的人之一，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