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凯因斯主义的本质特征

‌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凯因斯主义的本质特征

朱云川 [2004-07-01]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凯因斯主义，是分别诞生于十九世纪初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学说。研究其本质特征，不仅有助于对西方市民社会发展模式的正确认识，而且有助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科学实践和顺利发展。 

关键词：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 凯因斯主义 商业时代 马克思主义 

最近，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指出：当前中国的“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其实，苏联经济学家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1] 

显然，对什么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凯因斯主义等本质特征的认识，不仅是人们认识过去苏联解体的历史的理论需要，而且更是指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迫切要求。这里，本文着重就其本质特征结合当代中国实践问题作一些全新的探讨，供广大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 

据国内《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等权威性资料载：所谓“自由主义”[2]，就是十九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反映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以后的要求，着重于维护和论证公民自由。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保障人身和私有制的安全，维护以公民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特别是强调“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边沁、约翰.穆勒等。十九世纪末的自由主义，例如埃林涅克，竭力宣扬现代国家和法（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具有“超阶级”的性质，反对马克思主义。 

所谓“新自由主义”[3]，就是标榜自由经济以掩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部庸俗经济理论。是同凯因斯主义相对立的流派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形成。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使生产资源得到合理地分配，自由竞争经济能确保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主张国家应尽可能少去干预经济生活，但又认为现代经济和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国家应实施“稳定货币”的政策，以保证自由竞争的顺利进行，并采取其他适当的经济政策来解决自由竞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什么是“凯因斯主义”[4]呢？这是一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它以1929—1933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事实出发，否定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能借助于市场供求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旧经济学理论，承认资本主义会发生大量的失业和危机，但又说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人们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以及货币数量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认为要提高有效需求、增加就业，必须摒弃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由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依靠政府来调节经济，即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凯因斯主义成为许多资产阶级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有些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曾起过暂时的缓和作用，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七十年代初起，反而导致了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局面，凯因斯主义因而破产。“新凯因斯主义”[5]的提出，主要是使凯因斯理论“长期化”、“动态化”，提出了“经济波动论”和“经济增长论”，同时增补了微观分析方法以克服凯因斯主义片面注重宏观分析的不足。 

二 

这里，根据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不同关系，可以得到[——]、[政治]、[经济]、[经济、政治]或[政治、经济]的几大模式，作为我们进行抽象概括的理论依据。显然，由上述资料可知： 

1、“自由主义”学说认为，社会经济是最重要的决定性核心因素，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的主张表明，社会政治是一种不重要的因素，至少不能高于“经济生活”。因此，“自由主义”学说可以抽象成[经济]一元状态模式，对应于极权专制的奴隶社会[政治]一元状态末期的贤者时代理想，比如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家学说。十九世纪末的自由主义者，例如埃林涅克对于“现代国家和法”的强调，隐约地表现出“自由主义”从[经济]一元状态理想走向[经济、政治]二元状态现实的发展趋势。后者是商业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这里，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均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经济因素居于核心地位。 

2、“新自由主义”学说，强调经济生活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同时也“认为现代经济和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因而主张国家政治服务于经济。实际上就是典型的[经济、政治]二元状态模式，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的完全成熟。显然，“自由主义”经过埃林涅克的发展过渡最终走向“新自由主义”，不仅符合于我们的逻辑推论，而且也符合于历史事实。 

3、“凯因斯主义”学说，提出“必须摒弃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由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张，实际上可以抽象概括出[政治、经济]二元状态模式。这是商业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均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政治因素居于核心地位。显然，《简明社会科学词典》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同凯因斯主义相对立的流派之一”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4、“新凯因斯主义”学说，将凯因斯模式纳入到一个较长期的动态循环网中去考察，从历史上已经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商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二元模式，引入了新生的科技文化力因素，初步建立了以[政治、经济]二元状态的垄断资本主义为中心的“新三代循环论”。相对于人类历史上以[政治]一元状态的奴隶社会为中心的“旧三代循环论”。比如“长波理论”，实际上就涉及到[政治、经济]二元状态的垄断资本主义商业时代、[文化、政治]二元状态的开明（法治）封建主义农业时代、[经济、文化]二元状态的庸俗（经济）社会主义工业时代。其中，农业时代是衰退的“波谷”，工业时代是高涨的“波峰”，商业时代是危机突变时期。因此，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绝不是仅用“资本主义”（商业时代）一个概念就可以完全说明的。 

这里，我们不妨将“新自由主义”与“新凯因斯主义”在以经济为核心的基础上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适合于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新三代循环论”。见图一。 

（注：①衰退整顿时期 ②高涨上升时期 ③危机突变时期） 

图一、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新三代循环论”示意图 

显然，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以经济为核心的最高理想模式，也不过是“新三代循环论”的危机不断实现。在这样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根本注定克服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因此，无论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因斯主义、新凯因斯主义，还是更加符合于实际的“新三代循环论”，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的，都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理想模式。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反‘左’防右”，应始终是我们实现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需要警钟长鸣的重大原则性问题。 

 (此处第三、四节删) 

当前，过去的极“左”的危险性已经被人们充分认识到，而时下的极“右”的危险性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因斯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大有重新全面占领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危险发展趋势。当此中国与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之秋，任何一位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志都不能丧失革命警惕性。 

 注：[1][美]大卫.科茨：《一位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第26—30页。 

 [2][3][4][5]《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版，1992年第10次印刷。第380、1068、610、346页。 

[6]江泽民：《十五大报告》，1997年9月。 

 [7]江泽民：《十四届五中全会讲话》，1995年9月。

二〇〇〇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