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那些想当国师的哲学家

周濂：那些想当国师的哲学家

　　想当国师的哲学家 2024-05-29

　　本文选自《正义的可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8

　　一

　　1934年，海德格尔结束短命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之旅，重返讲台。有同事忍不住讥讽地问道：“君从叙拉古来？”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当代传人，海德格尔当然明白这个书袋掉得有多刻薄：当年柏拉图经不住友人迪翁的劝诱，三赴叙拉古，试图用哲学改造僭主狄奥尼修斯父子，建立至善的城邦，结果柏拉图一次被卖身为奴，一次遭流放，一次被软禁一年……

　　此后，“叙拉古”就像一道永恒的咒语，诅咒着每个想与僭主共舞的哲人。

　　历经磨难的柏拉图并未参透哲学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愈发寄望于哲学对权力的凌驾：“事实上，我被逼得相信，社会或个人找到正义的惟一希望在真正的哲学，以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政客拜奇迹所赐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永无宁日。”

　　可惜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从未在现实世界实现。马克·里拉说：“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

　　海德格尔正是哲学被败坏的明证。在担任纳粹校长的那一年里，这位被时人视做思想世界“秘密国王”的哲人干了太多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加入纳粹党，与犹太籍导师胡塞尔断绝关系，写信秘密告发自己的同事与学生，在每一次讲座结束之际高呼“希特勒万岁！”……

　　没人知道海德格尔怎样应对“君从叙拉古来”的讥讽，在此后的岁月里，海德格尔在公开场合对于纳粹问题始终保持缄默，直到1976年去世。

　　雅斯贝尔斯曾经为之辩护：海德格尔不谙政治，就像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小孩。让人瞠目的是，这个小孩也果然在私下里任性地宣称：除非希特勒来向他道歉，他才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

　　海德格尔的言下之意是说，他并非纳粹的同路人，而是纳粹的受害者——他的确曾经期待纳粹能够扭转现代性的颓势，期待建立新国家以实现德国民族的复兴及人类的本真存在，期待自己的哲学可以改造国家社会主义，但希特勒欺骗了他。

　　这个狡辩让人啼笑皆非。有趣的是，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纽伦堡接受审查时，也做过类似的自我辩护。只是施米特比海德格尔要更有“血性”。

　　在无罪释放之后，施米特不仅毫无悔意，继续宣扬他的反犹主张，而且反问世人：“哪一种行为更加无耻，是在1932年与希特勒进行合作，还是在1945年唾弃他？”

　　我不清楚施米特的“男性气概”是否让他在战后赢得了更多激进分子的尊敬，但毫无疑问的是，施米特的政治现实主义——主张敌友之分、决断时刻，以及对赤裸裸的权力的宣扬——为那些对自由主义中立性和去政治化的政治强烈不满的人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出现了，年轻的革命者离开古巴的甘蔗园，与保守主义的论敌一道踏上普莱腾伯格（施米特的府邸）的火车，共同朝拜这个智识上的先知。

　　从叙拉古铩羽而归的施米特，因为与纳粹为伍而声名狼藉的施米特，奇异地在他的书房里培养出一批批坚定地要到叙拉古去的后来人。

　　二

　　正如马克·里拉所说，小狄奥尼修斯是我们的同代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除了希特勒，他还有许多的化身：斯大林、墨索里尼、胡志明、波尔布特、萨达姆、齐奥塞斯库……同样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到过叙拉古的哲人（知识人）除了海德格尔和施米特，还有科耶夫、本雅明、罗素、萨特、罗曼·罗兰、纪德、胡适、徐志摩……

　　所幸的是，并非所有到过叙拉古的人都被僭主的魅力所俘获。比如，罗素早在1921年就看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粗鄙轻薄与蛮横冷酷，徐志摩更是仅凭在莫斯科数日的羁留就洞若观火地指出：“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罗素和徐志摩之所以能够摆脱魔笛的诱惑，一则因为他们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二则他们也从未有与僭主共舞的念头。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先后造访苏联的罗曼·罗兰和纪德更加耐人寻味。

　　1935年，罗曼·罗兰应苏联当局邀请，携妻同游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他得到了无上的礼遇，与斯大林、布哈林、亚戈达、高尔基等苏联领导人多次会面，在广场和剧院接受苏联人民的欢呼。

　　临行前，罗曼·罗兰用热情的言辞答谢斯大林：“我在离开时真正确信我在前来这儿时预先感觉到的东西：惟一真正的世界进步是与苏联的命运不可分割的，苏联是无产阶级共产国际的火热的策源地，全人类都应该并将成为这样的策源地……”

　　纪德同样怀抱着对共产苏联的美好想象，初到苏联第四天，他在高尔基的红场葬礼演讲上慷慨陈词：“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的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的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但很快纪德就觉察出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事业背后那漫长的阴影。

　　他发现，苏联人民生活在集体的幻觉里，他们对于国外的了解贫瘠得可怕，甚至不认为法国人有学校也有地铁。苏联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幸福的人群，但事实上这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更让纪德惊悚，到处是斯大林的头像，人人都在颂扬他，当纪德想给斯大林发电报时，营业员坚决拒绝仅用“您”去称谓他，而要加上“您，劳动人民的领袖”或者“各族人民的导师”……

　　纪德回国之后第二年出版了《从苏联归来》。从共产苏联的支持者到严厉的批评者，纪德的理由很简单：“有好些比我自己、比苏联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

　　罗曼·罗兰回国之后也很快就整理完他的日记。他同样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充满了疑惑，对富人子弟被剥夺上大学和入工厂的机会感到愤怒，为高尔基像封建贵族一样的豪奢生活而不安。

　　在日记里，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个统治的恐怖本质：“苏联青年具有非常好的品质，但同时又是生硬的，甚至是残忍的——这是过早了解死亡和绝望的代价。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熟人中有人死了，但是晚上照旧去电影院。他们已经学会不露声色。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过于高声说话。谁倾诉衷肠，谁就暴露了自己。”

　　与纪德不同的是，罗曼·罗兰没有公开这本日记，而是要求在死后50年再发表它。为了维护“新的劳动世界的惟一堡垒”，他没有告诉世人他所看到的全部真相，而且在纪德出版《从苏联归来》后，他还加入到谴责的行列，谴责纪德是没有良心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曾说：“人们不仅依靠真理生活，他们也需要谎言。”生活在真实之中需要勇气、信心和责任，它并不容易。但更加可怕的是，当一个政治共同体为了追求那个指日可待的弥赛亚而奋力挺进时，人类的历史却一再证明——“对真理（truth）的激情抓住的永远只是假相（untruth）”。

　　三

　　按柏拉图的说法，既为哲人，则必已见过至善的理念，满足于自足的沉思生活，不为名利所诱，又为何要自讨苦吃地返回洞穴？

　　因此，柏拉图说哲人与政治发生纠葛，多是情非得已，因为“如果你不去管人，却让比你坏的人来管你，这是一个莫大的惩罚”。

　　柏拉图的这个解释不无道理，也不可全信。雅典人柏拉图从未置身于狄奥尼修斯父子的治下，自然就谈不上摆脱更坏之人的统治。三赴叙拉古，对哲人来说绝不是被迫参政，而是自身无法抗拒在现实世界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诱惑而主动为之。

　　一如纪德、罗曼·罗兰和萨特奔赴苏联，骨子里都存在一种“急于求成”的冲动，试图在人间建立天国。可是正像科耶夫说的那样，“那些想要在当下政治中行动的哲人，总是被拉向僭政”。

　　阿伦特在1964年接受德国电视节目访谈时，断然拒绝了“哲学家”的称谓，她说：“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须得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我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不相信哲学圈子已接受我。”

　　马克·里拉对此的评论是，她那时已经明了，哲学与政治领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阿伦特希望“用不曾被哲学蒙蔽的眼睛”去审视政治。

　　但阿伦特没有意识到的是，虽然哲人会因为自己的理念而错看政治的本相，但这并不意味着去除哲学的蒙蔽就一定会带来人道的政治。

　　当列奥·施特劳斯指认施米特实际上是在崇尚“赤裸裸的权力”时，他的判断一点没错。经过施米特与科耶夫洗礼的当代哲人，远比柏拉图在政治上更为成熟，或者换个说法，在哲学上更加粗鄙。

　　某种意义上，他们不自觉地正在原音重现诡辩家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当代奔赴叙拉古的哲人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既不信仰理念世界的澄澈透明，也不天真地希望教育僭主成为明君。他们知道眼前的僭主甚至比小狄奥尼修斯还要狡猾和冷酷，但他们依然选择深入虎穴，与虎谋皮。

　　因为，在他们看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既然政治必定会弄脏双手，那么就不该斤斤计较谁比谁更黑，而是要看这只乌鸦能帮助我们去向何方。

　　这样的逻辑初听起来颇为有力：既然在这个充满困惑的时代，所有人都在追问怎么办而又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怎么办时，那么，一个拥有决断力的政治家（哲人）就应该首先行动起来——因为“行动就是一切”！

　　据说，黑格尔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法国革命的发生是为了一本关于它的好书可以被写出来。”这句话到底荒唐不荒唐，关键是看你是否认同黑格尔的下面这句话：“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民众的牺牲是历史巨轮前进时难免碾碎的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