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人类困境之中文明力量的彰显——《安妮日记》及其当代价值

‌人类困境之中文明力量的彰显

　　——《安妮日记》及其当代价值

　　

　　聂锦芳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无比，60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事后留存的文献更是卷帙浩繁。然而，只有柔弱的荷兰女孩安妮留下来的薄薄的日记，以被翻译成世界上70多种语言、总发行量达3000余万册的规模，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关于普通民众个人生活详实而完整的记录和西方世界反省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文献。这部作品记述了在阿姆斯特丹一栋建筑后屋8个犹太人度过的两载足不出户的隔离、藏匿生活，展示了特殊境遇下每个生命个体复杂的性格和人性样态，特别安妮本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变化轨迹。时光过去近80年，对照当代特殊的人生境况（诸如俄乌冲突以来数百万乌克兰流亡者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凄苦的心境）期盼安妮和《安妮日记》的“重生”，更加凸显这部名著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安妮日记》；藏匿；人性；成长；当代性

　　

　　[作者简介]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经典文本、文献和思想史。

　　

　　2018年，我作为“马克思年”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赴德国参加系列活动期间，专程去了一趟荷兰。那次出行的主要目的是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查看马克思原始手稿，顺便拜访从小与马克思在特里尔一起玩耍、接受中学教育的表弟弗雷德里克·飞利浦（Frederik Philips）成年之后创办的巨型企业——飞利浦公司总部。但来到这座世界文化名城，怎么能不参观一下著名的梵高美术馆和安妮故居呢？我也不能免俗，就附庸风雅地都去看了看。可惜的是，与在梵高美术馆流连忘返、大饱眼福的收获不同，由于掌握的相关信息不及时，去了位于城中心王子运河街263号的安妮故居后，才发现那一段时间它在维修，结果不仅无缘登临有名的“后屋”密室，连前面的展览大厅和咖啡馆也没能进去，只好站在河岸边从远处驻足瞭望这座虽普普通通、但闻名遐迩的建筑外貌了。当然，尽管如此，我心里受到的震撼却并不比看梵高画作小多少。身临其境，想象80多年前两个半犹太家庭、8口人在此度过的两年多足不出户、提心吊胆的时光，以及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女孩将这些生活遭际、生理磨难和心灵体验一一付诸笔墨的情景，让我不禁沉吟再三、逗留良久不愿离去……

　　

　　遗憾的是，在欧洲参加完历时三个月的活动回来后，我虽然花一些时间整理和消化带回来的资料，写了有关“特里尔四个大型展览巡礼”和“追随马克思的足迹”的系列文章，但对于除此而外的其他方面的见闻和收获，一直没有梳理、总结，其中自然也包括由参观安妮故居所引发的思考。时光倏忽流逝，诸事忙乱，又不专门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所以也就没有再回味和深究这一历史陈迹及其长久意涵。上学期我在上课间隙去北大图书馆的“新书阅览室”闲逛，看到一个书架上一本很厚的书显得特别惹眼，一看才知是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推出的豪华版《安妮日记全集》，它由安妮·弗兰克基金会（the Anne Frank Stichting）编辑而成，囊括了迄今为止搜集到全部的安妮著述及其相关资料，这让我得以接续以往的思绪，特别是有机会更为详尽地研读了《安妮日记》的丰富内容、了解了四个版本的演变过程及其具体细节，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思考了“安妮事件”跨越时代、地域界限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和现实价值。

　　

　　一、《安妮日记》的写作与流传

　　

　　1942年6月12日，是一个叫安妮莉丝·玛丽·弗兰克[Anneliese Marie Frank，乳名安妮（Anne）]的犹太女孩13岁生日，她收到一个特殊的礼物——一个由红白相间的格子皮包裹的日记本，于是她在上面开始了写作。她写作的初衷是由于“没有朋友。要是说得更清楚一点的话，我就得好好解释一下了，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孤独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编：《安妮日记全集》，蒋佳慧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安妮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大规模地迫害犹太人，9月安妮一家4口被迫迁居荷兰阿姆斯特丹。表面上看来，安妮什么也不缺，她有亲爱的、做果胶生意的父亲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母亲伊迪丝（Edith Holländer Frank），还有一个大三岁的姐姐玛戈特（Margot Frank）。此外，笼统算来，她至少还有30个算得上朋友的熟人和一群爱慕者。但她还是感到孤独，觉得自己最大的欠缺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第13页）于是，安妮就想将其生活经历、内心的种种感受和情愫倾诉在日记本上，她随后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姬蒂”(Kitty)，所写的绝大部分日记成了“你的安妮”写给“最亲爱的姬蒂”的书信——她所面对的不再是纸质笔记本，而是一个可以接纳她、理解她、宽慰她并能给她鼓励和帮助的最诚挚的朋友。

　　

　　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多源自生活中的重大变故。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即便逃亡异国，犹太人的生活还是受到严重的干扰。1942年7月5日，姐姐玛戈特接到“征招”通告，勒令其翌日到“东部强制劳动营”报到。为了避免未来不可预测的厄运，经过事先周密策划，第二天他们一家4口从公众中消失，藏匿于他父亲之前经营的奥派克塔（Opekta）公司后屋（副楼）、由上面两层和阁楼组成的“密室”中。之后，7月13日，同为犹太人的赫尔曼·范·丹（Hermann Van Daan，本人叫Hermann van Pels，这是安妮在日记中对其的称谓,下同）和彼得罗妮拉（Ptronella Van Daan，本人叫Auguste van Pels）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彼得（Peter Van Daan）也来藏身；11月16日，牙医阿尔伯特·杜塞尔（Albert Dussel，本人叫Fritz Pfeffel）又加入。靠爸爸原来公司几位忠诚的荷兰员工维克多·库格勒（Victor Kugler，奥托·弗兰克奥派克塔公司雇佣的秘书）和约翰尼斯·克莱曼（Johannes Kleiman，奥派克塔公司董事会成员、簿记员）等人的帮助，他们8个人小心翼翼一起在阴暗的阁楼度过了两年多特殊的时光，期间从未走出过密室。安妮将这期间的遭遇、生活、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成长和情绪的变化一一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一直写到1944年春天。后来它被称为《安妮日记》的“甲版”。

　　

　　同年3月9日，藏于“密室”中的安妮在收听奥兰治电台的一个广播节目时，听到流亡伦敦的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部长赫里特·伯克斯坦（Gerrit Bolkestein）的讲话，他呼吁敌占区的公民们保留个人札记，以便战后收集起来公开出版，让子孙后代知晓人民在战争期间所经受的苦难，他特别提及“日记”这种写作形式。这段讲话让安妮心潮起伏，她决定响应部长的呼吁，将自己的日记改写成书，在战后公开出版。于是她着手修订以往两年写下的日记，加以校正、润饰、改写和编辑，还删去她认为不够有趣的部分，并且靠回忆增加了一些内容。安妮还给这部经过修改、有明显出版意图的新版日记起了书名，叫《后屋》，这就是《安妮日记》的“乙版”。与此同时，安妮保留并继续“甲版”日记的撰写。

　　

　　日记之外，安妮还撰写了其他若干片段，计有：“纯属虚构”的《小故事书》，描述藏身生活的《大事记》，写在零散的复写纸上、尚需修订的《仙女》《栗子》《尤戈》《为什么？》和《谁是有趣的人》等短篇故事，还有写在1944年上半年 “甲版”日记本上、但不属于日记内容的一部准小说《伽蒂的一生》。迄今为止，研究者还搜集到安妮18封书信、4段诗集中的韵文。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2日，她在一本很窄的账簿上摘抄、誊写了很多“美文美句”，还从活页的文集《图像艺术观》中剪下图片，再贴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又在边页上抄录了书中的若干说明文字，也有她自己少许的叙述和评论。当然，这些材料不能都被算作是《安妮日记》的内容。

　　

　　安妮的日记终结于1944年8月1日。4日，由于有人告密，藏身密室两年的8个人和给予他们帮助的库格勒、克莱曼等遭到逮捕，次日，他们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最终除父亲奥托侥幸存活外，其余人都死于各地集中营，其中安妮和姐姐大约于1945年2月底3月初因感染伤寒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九死一生的奥托于当年夏天回到阿姆斯特丹。

　　

　　幸运的是，他们被捕当天，安妮的日记被同样给予过他们帮助但当时没有被带走的梅普·吉斯（Miep Gies）和贝普·福斯盖伊尔（Bep Voskuijl）保护起来，存放于公司办公室的抽屉里。1945年，重返这里的奥托接受了日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完成已故女儿的心愿，将其以图书形式出版。奥托基于《安妮日记》的“甲版”和“乙版”，又做了一定程度的删减（主要是日记中涉及性的内容和对包括安妮母亲在内的其他避难者的情绪化评论），由此形成了这一日记的“丙版”。1947年，该版以《后屋——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的日记信件》（Het Achterhuis:Dagboekbrieven van 12 Juni 1942-1 Augustus 1944）为题在荷兰出版。1950年、1952年以此为母版的德文、英文版相继问世。奥托作为安妮所有作品著作权的唯一继承人，后来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致力于进一步宣传安妮和《安妮日记》，扩大其影响，直到1980年去世。

　　

　　按照奥托的遗嘱，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决定于1986年出版《安妮日记》的新版本，由作家兼翻译家米里亚姆·普雷斯勒（Mlirjam Pressler）负责。她毫无删节地沿用了奥托的“丙版”，并且根据“甲版”和“乙版”的部分段落进行了补充，篇幅扩充了约四分之一，这被称为《安妮日记》的“丁版”。除此而外，基金会还将留存于世的安妮的其他文本，包括故事、诗歌、散文、书信和摘抄等，以及叙述和辑录弗兰克一家族谱和家族史、《安妮日记》沿革史、安妮以及避难者照片、《时间轴》和相关重要研究文献等资料，悉数汇编在一起，这构成了《安妮日记全集》的全部内容。

　　

　　《安妮日记》出过多种中文译本，但都是从英文翻译的，这次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新译本由在莱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蒋佳惠直接从荷兰语翻译，所以是收文最完整、译文较可靠和准确的权威版本。

　　

　　二、两年多隔离、藏匿生活的记录

　　

　　现存《安妮日记》主体部分共计195篇，彼此篇幅长短不一，涉及的内容丰富而深入，线索多维而混杂，在此谨梳理、概括如下：

　　

　　1942年6月12日—7月5日的日记写的是安妮藏匿之前的生活。

　　

　　作为一个犹太人，这一时期的安妮虽然已经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只能在犹太人学校读书，上街和坐公交需要佩戴标明其身份的徽章和证件，以备随时检查；但除此而外，她基本上还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生日期间接受家人的祝福和礼物，利用周日开派对庆祝，平时可以与同学一起去上学、打球，还有闲暇来感受、讲述和评论班里的每一位同学的状态以及那些爱慕者、追求者的心思和举动。在日记中，安妮还回顾了自己出生以来从法兰克福到亚琛再到阿姆斯特丹的经历，特别是作为“异邦”和“异族”人在荷兰的特殊遭际，描述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具体状况、与自己的纠葛和恩怨，也表达了对不确定的未来的隐忧……作为一个少女，这时的安妮生性活泼，多愁善感，多少还有点虚荣心、优越感和矫揉造作，但孤寂之感是真实的、痛彻心扉的和常态化的，是日记“拯救”了她。因此，她的写作态度极其认真，试图通过这本被其称为“姬蒂”的日记本“把自己内心有关各种各样事情的想法彻底说出来”（第12页），借助真挚的“谈话”（以书信方式）来叙述事件、倾吐衷肠、寻求安慰。

　　

　　如前所述，安妮一家于1942年7月5日发生变故，从8日开始，安妮记录了漫长的两年多的“密室”生活和8个藏匿于此的人们的状况、她自己内心经历的种种煎熬和磨难。与此相比，以往她的内心那些孤寂之感就显得“轻飘飘”的了。

　　

　　这期间，从1944年1月6日到1944年4月28日，对于安妮的心境来说，是一次特殊的阶段——她从鸡零狗碎、不堪忍受和看不到尽头的生活中寻找到了“救赎”的方式，即对彼得的兴趣和爱恋，由此内心的煎熬得以缓解。之后，激情和兴奋逐渐平复，从5月2日起，她对这一情感进行了反省，期待有所减弱和降低，于是思绪又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一种博大的胸襟和更深沉的考量中，实现了精神对残酷的现实和纷扰的人际关系的“超越”，直到1944年8月1日日记终结。

　　

　　我们先来看安妮为我们所描述的那段独特的生活境况——密室藏匿，而且长达两年。

　　

　　这些人失去了外出的自由，只能躲在狭小的房间里度日。为安全起见，他们生活中不得不设置了诸多禁忌：平时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白天不能随意走动，甚至把窗帘拉开一厘米的缝隙都不行；即便是休息时间，也必须高度警惕，以免被楼下的人发现；只有在晚上所有人都离开之后，他们才可以在客厅活动一下，或者到顶层阁楼隔着窗帘看看外面的世界。这种局促而封闭的生活，使得每个人都变得十分敏感，容易受到惊吓，一阵陌生的脚步声、一串奇怪的敲门声，都使他们紧张得如惊弓之鸟。

　　

　　生活条件的恶劣和物资的缺乏也困扰着他们，很多时候不能及时配给和提供。安妮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一个概念——“食物周期”，指的是每隔一段时间，人们除了某些特定的餐食或蔬菜之外，吃不到其他任何食物。“我们每天的食物只有苦苣菜，带泥沙、不带泥沙的，捣碎了配土豆泥吃、单吃、烤着吃；之后就是菠菜，再后来是苤蓝、鸦葱、黄瓜、西红柿、酸菜等等。”再后来，“我们什么蔬菜也没有”了。（第208页）此外，她还谈到用电。他们必须非常节约着用，否则就可能导致断电的窘境，甚至连续“十四天不能开电灯……下午四点或四点半左右，天就黑得读不了书了。”（第64页）总之，“稀缺”成了隔离生活最主要的状态，诚如玛戈特所慨叹的：“在这里，我们缺失的东西已经够多了，缺失了对于大多数人都稀松平常的东西。”（第192页）

　　

　　为了活下去，这些自律的犹太人制定了各种度过艰难岁月的方式。范•丹先生制定了《后屋避难章程》，将这里视为“供犹太人和其他无依无靠的人临时居住的专设机构”，对“后屋的详细情况及指导方针”做了具体描述和规定，涉及“住宿费”、“餐饮”、“浴室”、“储藏空间”、“专属收音机”、“休息时间”、“空闲时间”、“语言使用”、“阅读与休闲”、“体育运动”、“唱歌”、“电影”、“课程”、“特殊部门”、“用餐情况”（包括“早餐”“主餐”“晚餐”）、“回馈‘日常补给纵队’的义务”、“洗澡”、“烈酒”诸项。（第60—61页）安妮将其照抄下来，看后不能不让人佩服这些犹太人韧性的生存能力。

　　

　　“学习和阅读”是“后屋家族感兴趣的事情”，安妮对每个人藏匿期间这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系统调查”，并按照投入学习的程度详细地罗列出来。（第249—250页）即便在她看来“什么也不学”的范•丹先生也常常借助《科瑙尔氏百科全书词典》查找资料，还喜欢阅读侦探小说、医学类书籍以及或扣人心弦或平淡琐碎的言情故事；其太太彼得罗妮拉则要上英语函授课，平时喜欢看传记，有时随便看一点小说；安妮的父亲奥托是通过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学习英语的，他还学拉丁语，喜欢看有关人物和地理题材的严肃而枯燥的书；其母亲伊迪丝也上英语函授课，而且阅读广泛；杜塞尔先生的学习尽管“鲜有成效”，但英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都学，什么都读；彼得年轻，学习的语言和知识种类更多些，他上英语和法语函授课，学荷兰语、英语和德语速记，以及英语商务通信、木工和经济学，有时还上数学课，喜欢地理书籍；而学习最刻苦、最忙碌的当然是安妮姐妹了，姐姐玛格特要上英语、法语、拉丁语函授课，学习荷兰语、英语和德语速记，以及力学、三角函数、物理、化学、代数、几何、会计、地理、生物、现代史、经济学，还有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文学，她阅读相当广泛，最喜欢的是宗教和医学；而安妮自己呢，她罗列的内容包括：学法语、英语、德语和荷兰语速记，以及几何、代数、历史、生物、地理、艺术史、神话、圣经史、荷兰文学，最喜欢看传记、历史书，有时看点小说作为消遣，她看的书已经达到了大学教授写的《查理五世皇帝》那样的水平，该书厚达598页。另外，还有诸如《北方战争》（1700—1721）《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伽利略传》和《圣经》等。

　　

　　藏匿于密室中的这些人渴望来自外界的信息，但只能从朋友的叙述、收音机、窗外的情景中有所了解。德国纳粹不断地搜捕犹太人，将其赶往集中营，妇女、小孩、老人、病人无一能幸免，在集中营强奸、毒杀时有发生，而人们最终的命运便是死亡，这些令他们悲愤不已。而不时传来的盟军登陆的消息，又给了秘密小屋里的人以无限的希望。他们渴望自由，身处困境之中，于此感受更为强烈。然而，无止尽的等待，又让他们内心充满担忧、幻灭、无聊和迷茫……

　　

　　三、特殊境遇下人性样态的展示

　　

　　安妮在日记中更描述和展示了特殊境遇下每个生命个体复杂的性格和人性样态。

　　

　　生活环境的狭小，使躲在密室中的人们之间几乎无隐私可言。时间一长，各种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即便再隐忍、伪装的人也有忍耐的限度，人性中多重面相一一呈现，相互之间不能容忍，不时会发生争执，使原本就紧张的生活变得更加难熬。安妮对每一个人的状态都做了详略不一的记录。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个沉稳、谦虚、随和的人。他是密室生活的策划者，所以遇事顾全大局，待人和善，富有牺牲精神，危机和问题出现时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他心地善良，从不主动与人争辩、吵架。他喜欢孩子，经常督促他们学习、教他们功课，更注重培育他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相互宽容和理解的情愫。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对安妮等人说：“要是我们能救出一个熟人，其他的一切就只是细枝末节。”（第62页）他引导安妮平和和公正地看待与父母的关系，不能基于孩子式的任性而曲解和辜负父母之爱，发泄自己的愤懑和不满，“这样的控诉太不公平了！”（第238页）当然，即便如此，在漫长的等待和无聊的空闲中，他也会表现出更“真实”的另一面。细心的安妮看出，其父母之间关系的维系纯粹是基于家庭的责任和习惯，而谈不上什么情感，“他们已经不再相爱了”，所以经常的状态是敷衍和凑合，为此，她对父母的这种婚姻关系非常担忧。她还看到范·丹太太彼得罗妮拉与父亲有时会调情，她在日记中对此表达了自己极度的反感之情。（这些内容直到安妮的父亲去世后才被公开）

　　

　　父亲是密室中生活的8个人中最后唯一的生还者。他重返后屋后看了安妮的日记，慨叹从中发现了另一个“安妮”，悔恨在此藏匿的那段时期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和理解自己的孩子，“安妮使我相形见绌”！为此，他将余生全部致力于女儿日记的出版和推广。他承认，“这是一个奇怪的角色，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由子女继承父母的荣誉和继续完成遗志的重担，就我而言，这个角色是调倒过来的。”（转引自2017年美国出品的纪实片Final Days of Anne Frank中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人员采访记录）对于奥托来说，阅读这本此前并没有留意过的日记，既是一种安慰，更是无比的痛苦。安妮的文字将他带回了往昔难忘的岁月，也让他重新认识了更为鲜活的女儿。作为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安妮的日记里有对父母和姐姐的抱怨，有对自己身体的探索、对性行为的好奇和困惑，当然，更多的是对家人的亲情和对未来的期盼。尽管奥托后半生的努力实现了女儿的心愿并让她扬名世界，可这一切仍不能治愈父女无法重逢所造成的心灵创伤。

　　

　　母亲伊迪丝·弗兰克1925年嫁给父亲以来，相夫教女，本分持家。她对自己的两个女儿本无亲疏，但由于大女儿玛戈特性格温顺，没有突出的个性和特殊的想法，理解父母的想法和用意，总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很少违背其意愿，因此也就成为“大家的宠儿”。杜塞尔加入避难群体后，父母让玛戈特与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相形之下，安妮要显得更“叛逆”一些。她总觉得母亲说话过于啰嗦，又多愁善感，对她则抱怨和指责居多，所以两人经常发生龃龉和吵闹，关系不怎么亲密，平时也少有共同语言。密室生活中，母亲让安妮与杜塞尔住在同一个房间，多有不便，这更增加了安妮的不满。安妮对母亲的种种成见，有她不理解母亲苦心的原因（比如鉴于她不怎么听话有意惩罚或刁难她），也与母亲眼界狭窄、素质不高和由于长期琐碎的家务导致她为人做事不够细致和缺乏耐心有关。

　　

　　范·丹是后屋藏匿时另一家庭的父亲。他之前和奥托在生意上有过合作，经营草药生意。根据安妮的描述，他很聪明，识时务，但自私自利，固执己见。长期的隔离生活使他喜怒无常，经常不注意场合随意表达其想法，有时甚至不惜挑起事端。他缺乏忍耐和自制，常常与妻子公开地吵架，翻腾他俩以往经历过的陈年往事和个人恩怨。他嗜好抽烟，烦闷的时候更无节制，手头拮据时则不惜偷妻子的豪华裘衣托人去典当，以换取香烟，后被妻子发现，于是两人大吵一顿，他的借口竟是在密室度日暂时用不着这样的衣服！食物短缺时，人们只能定量按份就餐，致使一到晚上都会感到饥饿。有一天，人们入睡后，范·丹蹑手蹑脚遛出房间，到客厅寻找食物，想用第二天人们的早餐来充饥。不料黑暗中他碰倒餐具，将其摔于地下，响声惊醒了人们，他被抓了“现行”。要知道，此时此刻他那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尽管因饥饿难耐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还是忍住了这样的冲动，而他一个大人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自然又受到妻子更为严厉的斥责，他也倍感羞愧。不同年代以此为题材的几部电影都有一个相同的情节，即当这些人最终被捕离开密室相互告别的时候，范·丹低头向每一个人道歉，这一幕虽然没有出现在安妮的日记中，所以可能出自剧本创作者的杜撰，但应该说，这也属于合理而自然的想象和推演。

　　

　　彼得罗妮拉是范·丹的妻子。安妮起初觉得她是一个和善的、有意思的女人，但是后来发现她有小市民气，小心眼、轻浮、吝啬，目光短浅，有时还爱搬弄是非，所以在日记中安妮称她为“挑事者”。她遇事总喜欢抱怨，动辄迁怒于家庭境遇和自己运气欠佳，尤其喜欢指责丈夫范·丹差劲的为人和无所作为。这点令作为旁人的安妮很不认同甚至反感。彼得罗妮拉不喜欢他人翻旧账，而自己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和咀嚼过去，在这方面，她与她不喜欢的丈夫可以说如出一辙。此外，尽管朝夕相处，但他们夫妇对自己的儿子的心理状况和发展并不怎么关注。

　　

　　彼得是范·丹夫妇的儿子。他是密室生活中唯一有独立房间（当然也是最小的）的人，经常的状态是关在小屋内无所事事地躺着，或者喂养和抚摸他自己带入密室的一只猫，以至于他最初给安妮留下的印象是懒惰、不思进取和遭人讨厌。后来他们开始有所交流，安妮进一步觉察出他安静、胆小、诚实，也很敏感。之后，他们发展成为恋人关系，他成为安妮的初吻对象。在他身上，安妮寄予了无限美好的情感和希望，或者说，借助他安妮“找到了”通往未来的救赎之路和光明前景。然而，两人情感的天平并不平衡，虽然他心地善良、纯真，对安妮也很温柔，但是他无意走进安妮丰富而曲折的内心世界，更不会感同身受地体味和理解她的痛苦、迷茫、抗争和梦想，也并不认同安妮那些强烈的信念和愿望。他们的密室之爱，虽然不能说是短暂的无聊之举、刻意的投机之计，但绝对谈不上刻骨铭心、生死相依，一旦离开密室谁也无法预料其未来结局。事实上，这段“情事”被他人知晓后，安妮的父亲就感到过“沮丧”。后来，由于安妮本人藉由生活处境和个人感受，升华为对人性更全面的理解、视野更为宽广的拓展和对未来更深刻的把握，她就将对彼得炽热的情感做了冷却处理，想“以友情收场”，而彼得对此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在意，更不会痛心疾首。最终，随着他们的被捕这场密室之爱也就无疾而终了。彼得于1945年5月5日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离那里被解放仅仅差了三天。

　　

　　玛戈特是安妮的姐姐，大安妮三岁，与其他密室中的成员相比，安妮的日记中提及姐姐的地方是最少的。这种“故意”的忽略可能多少有点嫉妒的成分——与安妮相比，姐姐一直是“大家的宠儿”。姐姐漂亮、温顺、平和，善解人意，不仅不违逆父母之命，也很照顾妹妹的情绪，不与安妮争一时的得失、短暂之高下，而是尽量忍让她、体谅她。按照年龄、生理和性格，姐姐与彼得更适合谈恋爱，然而，当多愁善感的安妮抢先一步、占得先机并征求姐姐意见时，玛戈特虽然“略微感到惋惜”，但还是让妹妹放心地去谈，自己不会介意，她“既不嫉妒你，也不嫉妒彼得”，而且“很确定自己和彼得之间永远也不会发展到”“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第192页）的程度。尽管朝夕相处、近在咫尺，她为此还是专门写了两封篇幅不短的字条来安慰妹妹，称“你实在不需要对我抱有同情，尽一切可能享受你已经找到了的陪伴吧。”（第193页）虽然知道姐姐“只说了50%的实话”，但聪慧的安妮在日记中承认，“这是玛戈特善心的证明”。（第192页）后来姐妹俩被关在同一个集中营，患上了斑疹伤寒症，先后几天接连死去。

　　

　　杜塞尔是8个人中最晚加入密室的。房间有限，不得已安妮与他共处一室。这对于一个少女来说，并不容易。他是一个单身老男人，性格上有点古怪。据他自述其“出身高贵”，行医有年，在外面时曾“跟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很有意思的女基督徒住在一起”（第58页）。安妮起初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虽然同住在一个房间很不方便，自己也“并不愿意让一个陌生人用自己的东西”，可是她觉得“做人总应该为他人着想”，所以她“也愿意为此做出这小小的牺牲。”（第62页）更何况，杜塞尔是父亲的老相识，诚如父亲对她所说：“要是我们能救出一个熟人，那么其他的一切就只是细枝末节。”（第62页）但这“细枝末节”时间一长也令人心生烦恼。在杜塞尔入住没有几天，他就向安妮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诸如清洁工作什么时候来、浴室和卫生间什么时间可以使用、白天在密室里该注意些什么等等，安妮把这一切都仔仔细细向他做了说明。但没有想到的是，每一事项他都会重复问好多遍，安妮每一次都耐心地告诉他，但结果他依旧记不住，还会像第一次一样再问一遍，这令安妮感到困惑，不知他是故意这样做的，抑或是“他的理解能力居然这么迟钝”。（第62页）杜塞尔也喜欢孩子，想与安妮姐妹和彼得相处得融洽，但安妮发现，“他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教导者兼布道者，总喜欢喋喋不休地讲述各类方法论”，还喜欢“一再重复地训斥和警告”（第64页）孩子。而安妮“又是大家公认的三个年轻人中最不受教的那一个”，所以每逢杜塞尔训诫他们，她要么“一味地装聋作哑”，要么表现得不耐烦。这种情况下，杜塞尔就“喜欢搬弄是非”，甚至还去她母亲那里告状、嚼舌根，引来母亲责备一通，这令安妮很反感。（第64页）密室的藏匿生活漫长而无聊，于是杜塞尔在狭小的客厅开始给人们看牙，安妮在日记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第一次他给彼得罗妮拉拔牙的过程，末了讽刺说：“这完整的场景像极了一幅中世纪的画作，题目就是‘劳作中的江湖郎中’”（第68页），以此给苦涩、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开心”。

　　

　　这些特殊境遇中的人们啊，习惯不同，性格有异，彼此之间难免发生矛盾乃至冲突，致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艰难而困苦，但也鲜活而真实。他们不是完人、圣人，但也不是单纯的坏人和小人，而是平凡和庸常之辈、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

　　

　　四、自我成长、反省和升华的轨迹

　　

　　密室里的藏匿生活，对于少女安妮自己来说，更是特殊的挑战。改变了以往习惯了的正常而自由的生活，8个人竟日踞于狭小的空间中，让她“从时时刻刻被捧在掌心的生活掉入充斥着责备和成年人的冰冷现实”（第199页），令她倍感难受。但在特殊的境遇下找到撰写日记这样一种度日方式，又给安妮带来了安慰，诚如她所言：“在敞开的黑暗的窗前比在熹微的阳光下更能让人吐露心声，而低声沉吟也远比高亢激昂更能让人倾吐内心的感受”（第192—193页），“写作时，我能吐露内心所有的想法，我的悲伤消失了，我的勇气重获新生了！”（第210页）

　　

　　安妮与其他人一样，得应付和忍耐漫长等待中的惊恐、担忧、重复、无聊和乏味。平时没事找事时，她除了自己独处，还会撺掇大家用各种方式来打发时间：猜谜、用外语（英语和法语）聊天、交流学习心得、评论读过的书籍、在黑暗中锻炼身体……但所有这一切终会有腻味的时候，于是必须竭力寻找和发现哪怕是一丝的惊奇和乐趣，否则人会抑郁、烦躁甚至发疯。童心未泯的安妮率先有了“发明”和收获，即天黑之后登上顶层阁楼，用一副高倍双筒望远镜偷看外面人家屋里亮灯的房间。“白天，我们的窗帘是绝对不允许挪动一分一毫的，可是天黑之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第64页）

　　

　　除了书写两年多各种离奇的事情和其他人的情况，安妮日记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她自己的，包括生理、心理上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被她真实地记录下来。在密室度过的25个月也是她开始进入青春期的阶段，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站立在阁楼上的墙前，用铅笔挨着自己的头顶，延长出去在墙上画下一道记号，以标记自己的身高（今天的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墙上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这些不断升高的道道印记）。生理上更重要的变化，是在这期间安妮经历了月经初潮。她强烈地意识到，“这件事在我看来太重大了”！（第55页）她描述自己的感受是，“除了疼痛、麻烦和污秽之外，我还能体会到一种隐秘的甜蜜之感。”之后，“每当体会那个秘密的时刻来临时，我总会感到非常高兴”。（第137页）自此她有意观察自己身体每个部位的特征及其变化，特别是对于性感到朦胧而好奇，坦率地承认，“每当我看见赤裸的女性身体时，比如说斯普林格艺术史里的维纳斯，我就会心荡神驰。”（第137页）

　　

　　身体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心理、精神方面的波动，让安妮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迅速长大。一开始记日记时，她称自己为“安妮”，后来逐渐改为“安妮·弗兰克”——她认定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安妮也开始探索以往朦胧意识到、但未曾涉足的情感生活。于是彼得进入了她的内心世界，成为她关注、接近的对象。她还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恋爱的理由：“我们被束缚在这个地方，与世隔绝，整日处在惊恐和忧虑之中，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更是如此，我们这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还要保持距离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样的时刻亲吻对方呢？我们为什么非要等到合适的年龄呢？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疑虑呢？”（第224页）有几个月她的世界里“充斥着彼得，唯有彼得，他充斥着我的梦境和思考。”（第209页）她和彼得经常在一起交流，即便晚上回到自己屋里也要回味和幻想，甚至还和彼得一起偷偷研究起他养的猫的生殖器官，并对彼得能如此冷静地谈论“性”感到非常钦佩。情窦初开，爱的温暖和美好，成为安妮摆脱日常生活的枯燥和孤独、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的一种动力。恋爱后的安妮心情愉悦，她写道：“我太期待了……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这么孤独，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丝慰藉！”（第230页）

　　

　　彼得之外，安妮也开始思考群体生活中与其他人之间宽容、沟通和谅解的必要性，“这里的一切都需要相互间的理解：学习、倾听、闭嘴、帮助、友爱、妥协……”（第70页）。父母、姐姐是她血缘上最亲近的人，但在前期的日记中，她对他们多有指责和抱怨，特别是对母亲的态度更是不佳。不仅如此，考虑到他人未必知晓自己在日记中表达的这些情绪，安妮竟给近在咫尺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倾诉不满。这很让父亲感到非常伤心和委屈，在给她的回复中称：“我一生之中收到过很多信，但这封是最不堪的！”“从你父母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爱，你有一对随时准备对你施以援手的双亲，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无条件地捍卫着你。可你却说什么不负有任何责任！你觉得自己很受委屈，觉得自己被孤立。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指责！”（第238页）但善良的父亲并不借此过分责备女儿，他在信中又为女儿开脱和辩解说：尽管“落在纸上就是如此”，但“或许这并不是你的本意”。（第237—238页）爸爸的信让安妮幡然醒悟，她看后在日记中反思道：“最令我感到羞愧的是父亲原谅我的方式。他对我非常贴心，就好像他做错了什么事一样，而且还会把信丢进火炉。不行，安妮，你还有数不清的东西要学，那就从这一刻开始吧，别再看轻他人、责怪他人！”（第238页）

　　

　　由亲人再延伸到其他同伴。以往由于空间的狭小缺乏隐私以及生活中的诸多不便，人们之间经常会生气或者发生争执，时间一长，范·丹夫妇和杜塞尔都养成了批评安妮性格的习惯。安妮对此愤懑过、抗争过，但后来她转换了观念和思路，学会了妥协、忍让和谅解。她主动跟范·丹夫妇和杜塞尔交流，承认错误，有事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向他们请教。这些举动也触动了大人们，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谐起来，精神上的愉悦更有利于度过漫长而孤独的岁月。

　　

　　此外，这8个人要想安全地度过隔离、藏匿生活，没有屋外其他人的帮助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安妮在日记中记录那些给予他们无私帮助的人的举动，表达了对他们的体谅、理解和感激之情：“梅普和库格勒承受着来自我们和所有避难者的最重的负担，梅普承担着辛劳的工作，库格勒不时被我们八个人所带来的无尽的职责压得透不过气来，神经焦虑、亢奋得近乎无法言语。克莱曼和贝普也对我们照顾有加，甚至是无微不至。”“他们有自己的烦心事……他们还有自己的出行计划、访客安排、他们作为正常人的完整的生活，紧张的情绪偶尔会离他们而去，即便十分短暂；可对于我们，却从不缺席，整整两年里一直如此。”（第255页）安妮真诚地感谢这些救命恩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对我们的困扰给予更多的关心。哦，这些人的品格多么高贵啊！”（第256页）

　　

　　当然，除了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之外，安妮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调整也更为关键。这里有她的痛苦和欢愉、困惑和志愿、怀疑和坚守、反思和升华。

　　

　　日记中有安妮对在外面生活着的人的羡慕：“太阳出来了，天空一片湛蓝，一阵和煦的风拂过，我是如此向往”（第157页），相形之下，密室中生存的“这种可怜的、受煎熬的时光简直度秒如年”（第70页）。有她对现状的极度不满：“遥遥无期的反攻、劣质的食物、紧张的情绪、苦不堪言的境地、对彼得的失望”，“前一天，我们还为荒诞的避难形势开怀大笑，后一天乃至更多的日子里，我们担心，满脸都写着恐惧、紧张和绝望。”（第255页）有她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我们已经在这待了两年了，在这种让人无法忍受不断增长的压力下，我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战争的终点太远了，简直遥不可及、虚无缥缈、如梦如幻。”（第209页）

　　

　　“我的灵魂简直真真切切地分成了两半”。日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最后一篇（1844年8月1日）安妮对自己矛盾性格的描述。有时她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快乐，对于一切事物的戏谑，兴致满满，能够更加阳光地看待一切事物”，但她还有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据此“所有认识我平常面目的人……会取笑我，认为我荒唐而又多愁善感，不把我当回事。”（第278页）她分析自己以往的状况：“我对一切事物的感知与我口中所说的不同，因此，我得到了男生跟屁虫、花痴女、自以为是、言情小说狂魔的称号。快乐的安妮哈哈一笑，做出粗鲁的回应，毫不在乎地耸耸肩，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是，哦，不是这样的，安静的安妮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说句大实话，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确受到了伤害，我必须付出无穷无尽的努力才能变得有所不同。”（第279页）人在世界上，并不全是为了自己而生活，同时也不能摆脱他人的关注、评价和影响，那么怎么权衡二者的关系呢？安妮说：“当我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时，我会觉得受不了，于是我首先变得急躁，之后变得伤心，最后扭转心意，把不好的转到外面，把好的转进里面，不断地寻找一个办法，让我成为自己十分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样子”。（第278页）

　　

　　痛苦、琐屑、无聊而无望的生活，极容易使人消沉下去或者得过且过。安妮自然不愿意如此。志向拯救了她——她要成为一名记者或者作家，“我必须忙碌起来，为了防止自己变得愚蠢，为了有所进步，为了成为一名记者或作家，因为这是我的目标！”（第209页）这不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知道自己具备写作能力。有几篇故事很不错，我对于后屋的描述很幽默，我的日记本里有一大部分内容都活灵活现。”（第209页）这方面她有自知之明：“我本人是（自己作品）最尖锐、最好的评判者，我自己知道，哪些部分写得好，哪些部分写得不好。不写作的人永远都不会懂得写作的乐趣。从前，我总是因为自己不会画画而感到懊恼，可是现在，我却因为自己擅长写作而感到无比幸福。”（第209页）显然，这又是一个辉煌而艰难的目标，所以在坚定之余，她也有些惶惑，刚刚对写作能力充满自信，转眼间又嘀咕：“我这辈子还有可能写出巨作来吗？”“至于我究竟有没有才能，这还要拭目以待。”（第209页）但即便如此，她矢志不渝：“如果我的才能不足以让我从事杂志或书籍的写作，好吧，至少我还可以为自己写作。”（第209—210页）她也对自己未来的家庭生活充满向往，说“无法想象自己的余生像母亲、范·丹太太和其他那些妇女一样：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为人们所遗忘。除了丈夫和孩子之外，我必须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值得我为之奉献的东西！哦，是的，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一生碌碌无为。我希望为生活在我周围却不认识我的人们带去益处和快乐。”（第210页）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第209页）现在清楚了，“因为我能通过写作记录一切：我的思想、我的理想和我的幻想”。（第210页）这给曾经悲观的安妮无穷的力量，使得她的境界得以升华。她劝慰姐姐和彼得：“我们全都活着，目标就是要幸福；我们全都活着，各不相同、不尽平等地活着。我们三个人是在一个良好的生活圈里长大的，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具备实现一些目标的希望，我们有许多理由去期盼一份好运，但是……我们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它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赢得好运意味着要为此付出努力，积德行善，不投机取巧，不懒惰。从表面上看，懒惰很是诱人，但努力给予我们的是满足。”（第270页）为达到未来的目标，反思、自律、理性和坚持必不可少：“如果所有人每天晚上睡之前都可以把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回顾一遍，精确地分析自己行为的好坏对错，那么，人们该变得多么美好和善良啊！人们每天都会下意识地从头到脚地提升自己，一段时间过后，想必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这个办法对于每个人都适用，它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却绝对大有裨益。因为不知道这一点的人恰恰应当学习并体会：‘心安理得使人坚强！’”（第271页）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安妮最后半年的日记视界相当宽泛，思考也更为深入。她更越出自我的小圈子，向由政治、军事强权主宰的不公正的世界追问：“战争到底有什么用？人类为什么就不能和平相处呢？为什么非要毁掉一切呢？”“为什么不断地在英国建造更大的飞机、更重的炸弹，并且重建一式一样的房屋？为什么每天都要往战争中投注成百上千万资金，却不在医学、艺术家、穷人身上投入一分钱？为什么有的人在挨饿，而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却任由多余的食物发霉、腐烂？哦，人类为什么这么疯狂？”（第234页）谈及自己民族的命运，安妮做出这样深谋远虑的判断和分析：“我们自己是受束缚的犹太人，被束缚于某一个地方，没有权利，却有千万种责任。我们犹太人不能流露自己的感情，我们必须勇敢、坚强，我们必须承担自身的痛楚，不许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相信上帝。这场残酷的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不仅仅成为犹太人，更是人！”（第218页）而对同辈的年轻人所处的时代境遇及其肩负的使命她更表达了清醒的理性自觉：“我们年轻人想要在一个理想主义被破坏和摧毁的时代，一个人们展现自己最丑陋一面的时代，一个真理、正义、上帝受到质疑的时代里坚持自己的观点则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第276页）

　　

　　可以不夸张地说，就自我反省和思想最终达致的境界来说，安妮在8个人中是最深刻、超越的；这也表明，其父在看了日记后所发出“安妮使我相形见绌”的感慨，并非情感驱使的虚言妄论，而是基于事实的理性判断。

　　

　　五、“纸比人有耐心”：永远的《安妮日记》……

　　

　　“纸比人有耐心”，安妮在日记中好几处引用了这句谚语，意思是通过在纸上的写作，人可以“把自己内心有关各种各样事情的想法彻底说出来”（第12页），可以“记录一切：我的思想、我的理想和我的幻想”（第210页），而且由于“并没有打算……给任何人看”“不会有人在意”，所以写作时不用担心和忌讳什么，尽可以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显然，较之于现实生活中人总是急功近利、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纸上所展示的生命状态鲜活而真实、沉着而持久。后来受流亡部长呼吁的感召，安妮有了将日记改编成书、日后出版的想法，并付诸实施。这样，不管未来命运如何，哪怕走出密室即像其他几百万犹太人一样惨遭不幸，但通过写作、借助纸张上的文字，她也可以“继续活下去，就算在死后也一样！”（第210页）

　　

　　安妮的预言成真，美好的愿望变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无比，60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事后留存的文献更是卷帙浩繁。然而，只有柔弱的安妮留下来的薄薄的日记，以被翻译成世界上70多种语言、总发行量超过3000万册的规模，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关于普通民众个人生活详实而完整的记录，成为西方世界反省法西斯主义以及展示特殊境遇下人性多个层面和自我救赎方式的重要文献。安妮和《安妮日记》的价值由此凸显出来，这是人类困境之中文明力量的彰显；诚如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所说：“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Daily News Bulletin, Vol. 28, No. 180 (Sept. 22, 1961) p. 3.）

　　

　　然而，社会和文明并不总是进化的，不长记性也是人类的通病之一。所以，迄今为止，世界上并不缺少苦难。相反，政治权力、资本逻辑和军事霸权，国家利益、民族野心和集团利益，左右着普通人的命运，使得他们的生存、发展境况依然艰难。这种情况下，这个时代仍有韧性而坚毅的“安妮”、还会出现纯真而鲜活的《安妮日记》吗？

　　

　　典型事例更有分析价值。由此我想到2022年2月24日爆发、至今也没有结束的俄乌战争。不论双方高层持什么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对战局做出怎样的评估，近一年的冲突最惨烈的后果是，无辜的乌克兰普通民众家园被摧毁，留存下来的人们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整日惊恐万分，死伤无计；而数百万人则被迫逃亡他乡，沦为难民，前途未卜。

　　

　　政治家和战局操控着乌克兰国内民众的命运，其真实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况已经不能为外界所掌握。时序推进到去年9月23日至27日，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就加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俄罗斯官方报道称，投票结果显示，这四个地区的选民分别以超过98%、99%、87%、93%的支持率自愿加入俄罗斯。但一个月之后，乌克兰官方发布了10月份的成绩单，称乌军收复了大约2535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特别是在赫尔松反攻成功后民众热烈欢迎的视频到处流传。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那些去投票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强制和胁迫的？他们之中是否还有人又出现在欢迎光复军队的人群中？那些还不到法定投票年龄、与安妮同龄甚至更小的孩子呢？他们是怎么度过那些惊恐万状的日子的？有什么样特殊的遭际？他们怎么看待大人们的肆意妄为、巧舌如簧？怎么理解这如魔幻般变化的世界？他们也有暇顾及自己的生理、心理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吗？在动荡和困境中他们如何寻找到维持生计、安妥心灵的救赎之路？他们把这些难忘的经历付诸笔墨或者通过敲击键盘详细记录下来了吗？他们有安妮当年生日之际还可以收到一个精美笔记本的幸运、在纷乱中仍葆有纯真和向上情绪以及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向往的动机吗？……

　　

　　难民问题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国内危机向国外溢出的另一主要效应。据称，已有超过700万人逃离乌克兰。去年12月25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圣诞前夜演讲时，提及他前几天在萨克森州的弗莱贝格遇到50个乌克兰孩子与他们的母亲，称他们在战争爆发失去家园、逃亡异国途中，都“经历了可怕之事”，以致于定居德国大半年了，“他们都如此的害怕，甚至连关门的响声都会让他们颤抖。”这些孩子虽然在德国上了小学，但物质生活之外，心理创伤普遍较为严重。尽管同样经历了厄运的老师“有时候也想和他们一起哭”，但老师说：“我不能，因为我必须保持坚强，”，必须经常安慰他们。一位老师5月份才从乌克兰来到德国，当时她一句德语都不会说，但受严酷的现实环境的逼迫，7个月后她的德语就说得已经很好，可以用德语教乌克兰的孩子了。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正如这所学校的校长告诉施泰因迈尔的，“有那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是“温暖与保护，亲密与和谐，信心与和平”以及残酷战争中“爱与人间真情”，让人们从“害怕、恐惧和不安的事情中抽身”，“在这不公正的黑暗之中点亮希望之光。”[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5日晚7点圣诞致辞（Weihnachtsansprache）]

　　

　　然而，政治家的描述和言说还是带有相当程度的浪漫色彩，真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欧盟国家对这些乌克兰难民“敞开怀抱”欢迎，然而，时间一长，各种复杂问题就会接踵而至。这次欧洲接待乌克兰难民的方式与以往接纳叙利亚、阿富汗和非洲来的人不同，绝大多数人是直接住到各个家庭里，与接待他们的家庭成员同吃同住同生活。这对于乌克兰难民来说是挑战，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大多数欧洲人有条件提供吃住，却没有完全做好全天候与“外国人”生活在一起的心理准备，他们也不喜欢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的平静、祥和生活被同住的外人所打破，因此有媒体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情况——“同情容易，同住太难。”比如，在欧盟的政治氛围使然和各国的协商下，全国人口1100万的比利时接待了10余万乌克兰难民。虽然大部分难民得到了较好的接待和安置，但由于语言、文化、饮食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还是出现了很多矛盾和误解，乃至上升到“文化冲突”。据报道，有的比利时人主动将难民接到家里居住，但一个月不到，就会感到异常的“憋屈”，因为多数人不能直接与“客人”交流，只能通过谷歌翻译软件沟通。此外，由于生活习惯和观念不同，相处起来也很不容易。有的接待家庭发现，一些乌克兰难民由于受到战争惊吓，情绪低落，对未来似乎失去信心。“他们经常日升三竿也不起床，一起吃饭都变得越来越难。”(刘军：《乌克兰难民：那些战火之外的挑战》，《光明日报》2022年5月日第4版)如果说这些还属于生活习惯差异和“文化冲突”的话，那么，更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在数百万乌克兰难民中，以妇女和儿童居多，这就意味着更严重的风险——为非法组织贩卖妇女和儿童提供了方便。根据乌政府提供的数据，目前已有5000名儿童下落不明！

　　

　　这些乌克兰难民啊，你们每天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情绪和感受如何？遂顺的、坎坷的、兴奋的、失落的、紧张的、悠闲的、焦虑的、淡然的、清醒的、迷茫的、自信的、悔恨的、幸运的、奋进的、消沉的、绝望的……这些独特的体验，你铭刻于心并记录下来了吗？更进一步，你们之中有更高思维能力的人是怎么据此重新看待和理解国家、民族、个体、敌人、朋友、人性、命运的？历史由个体写就，自己的经历便是财富，它不以权势和资产来衡量，也不以成功和辉煌做标准，人生的丰富性、人性的复杂性就在于“自我”的独自性和唯一性，它弥足珍贵，不可重复，也无法替代。一如二战史上显赫的人物、重要的事件不胜枚举，但安妮和《安妮日记》却永远光芒万丈，她理应成为你们的榜样！

　　

　　日前，我从网上看到乌克兰知名的彩音（Color Music）儿童合唱团在战争之前录制的一则感人肺腑的视频，演唱的歌曲叫《你鼓舞了我》(You Raise Me Up)。歌中唱道：

　　

　　当我失落的时候,我的灵魂感到多么的疲倦;

　　

　　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心绪烦扰,

　　

　　我在茫然中不知所措,

　　

　　直到你来到我身边，临我而坐。

　　

　　没有一个生命是没有渴求的;

　　

　　每个绎动的心能够跳动得那么地完美;

　　

　　但是当你来临的时候,我充满了惊奇,

　　

　　有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了永远。

　　

　　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之巅;

　　

　　你鼓舞了我,我才能冒着暴雨破浪前行;

　　

　　因为有你的肩膀倚靠,我才如此强大;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这首歌词的意境及其表达的愿望具有典型的“安妮式的”风格。只是不知这些漂亮、聪慧的孩子如今的命运如何了，该不会像安妮的最终结局一样凄惨吧？退一步想，即便如此，倘若他们能留下关于他们独特的生活和情感经历的记录，那么，他们的生命也会像安妮和《安妮日记》一样永存。衷心祝愿他们幸福！

　　

　　最后想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如此热切地关注他们，其实也是在透视和反思我们自己……

　　

　　文章已于2024-05-27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