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人类困境之中文明力量的彰显（篇外语）

‌聂锦芳｜人类困境之中文明力量的彰显

　　原创 聂锦芳 清理与超越 2024-05-27

　　篇外语

　　现如今回味两三年前的生活境况，是不是有“恍如隔世”之感？

　　2022年12月，随着社会上极为严格的防控政策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全面放开，我也染“阳”了，但症状轻微。竟日待在家里，无心他事。身处困境之中，感受自然也很强烈，于是就每天靠翻看厚厚的《安妮日记全集》度日。我很好奇80年前那8个犹太人是怎么在狭窄的阁楼上度过两年足不出户、备受煎熬的时光的。我竟然在一个月内悉心对比了安妮写给自己的日记、她起意将来供发表的改写稿、由其父整理和删节的刊印本以及“安妮基金会”搜集到的新材料共四个版本的全部素材，终于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和详实原委，深深地感到那真正是“人类困境中文明力量的彰显”。意犹未尽，于无聊中我还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梳理和探讨这一文本的东西出来。

　　有位做过某杂志主编的老兄一直在向我约稿，我就将文章编排成论文的形式发给他了。不料他却做不了主了，于是就找了外审。隔了大半年，反馈回来的“专家意见”，一是说我的研究不属于哲学，而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细节甄别、事件铺叙多于理论分析；二是认为我的文章谈论《安妮日记》的当代价值时涉及现在的欧洲难民问题，这属于敏感话题，不宜涉及。我看后觉得，较之于我苦涩而沉重的叙述、痛彻心扉的现实体验，这种界定纯属“扯淡”，于是就回复老兄说：那就不在您那儿发了。

　　东北有一家杂志，我过去在上面发过好几篇文章，也算是其老作者了，但近年来鲜有联系。我通过故人辗转联系到新的编辑，她说：最近也正想联系您，请您支持呢。于是我就把论文发给她。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回应，我估计编辑部也经过了数次商量乃至争论。几个月后她告知说，他们决定在2023年第12期上发表。他们的处理方式是，将我所梳理的《安妮日记》的写作过程和版本、8个人两年隔离和藏匿生活的波折、特殊境遇下各人不同的人性样态以及安妮自我成长、反省和升华的轨迹等内容悉数刊出，但讨论这部日记当代意义的部分则需要全部删去。随后责任编辑发来最后清样，我校订完后，叮嘱她说：那就把最后的“结论”改为“‘纸比人有耐心’：永远的《安妮日记》!”吧。

　　这时距离疫情过去差不多一年了，恰好那几天看到一位朋友贴出去年此时她染疫的微信记录，其意大概在于唤醒人们沉睡的或刻意“被遗忘”的记忆。我就将上述情况与她进行了交流。她也是一位编辑，回复说：“现在杂志社都如履薄冰，也都很强调学科性，（所以）有些启迪人生的往往因为在‘八股’之外被拒绝。安妮日记真是困境中的奇书。不出屋子不难，难的是战胜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聂老师真是位好学者[强][强]，学问通达，融入生活。”看了她的留言，我打了个握手的手势过去——引她为同道了。

　　我的手机在我外出办事时是收不到微信的。同月底的一天下午，当我从外面回家接通微信，发现要发我文章的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半小时前想与我通话，未通，就又火烧火燎地留言：“文章有点情况想和您通话说一下，不知您现在是否方便？”我打了过去，才知道，第12期付印前终审时，主编突然说了一句：现在以色列正与巴勒斯坦打仗，犹太人问题比较敏感，这篇论文谈论的安妮也是犹太人，会不会引起误解？于是他们临时决定，将我的文章撤下。我听了这样拒稿的理由，真是哭笑不得，但又能说什么呢？就只能暗自苦笑了……

　　隔了两天，我去清华大学开会，参会者中有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的人。中午吃饭时与其同座，我就以这篇论文为例，询问现在上面是怎么要求和把握审查尺度的。他们两位都说，这种情况是编辑部“多虑了”，其中一位还说：如果现在以色列正在打仗，因为安妮是犹太人，就不能发表关于她的论文，那马克思也是犹太人，难道不能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了？他说得大家都笑了。回家后我把这个情况通过短信告诉编辑部主任，她回复说：我马上反馈给主编，我们再进行深入沟通，感谢聂老师支持！但此后关于此文再无音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的会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负责编辑。经过数年努力，由原先以书代刊的辑刊正式提升为有正式刊号、公开发行的双月刊，这样一来其所刊论文必须是首次发表。具体负责编务的冯兄为此真是煞费苦心，每隔一段就在会长工作群中催促同仁提供高质量稿件。我忝为该会副会长，理应支持。以往提供的稿件都顺利发表了，这次我就将这篇论文投了出去。按理说，这个级别的学术团体、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杂志，政治上的把关和审稿肯定比其他期刊更为严格。但编辑部同仁一致认为，我的论文属于细致的文本解读，根本不涉及什么敏感议题，于是经资深编辑强兄认真审读、校订，论文很快在2024年第2期上刊出了。当然，对内容的处理与东北那家杂志的清样是一致的。

　　这篇文章的遭遇在我这里是多年来绝无仅有的。现在坐在桌前看着杂志，回想围绕它所发生过的一切，我对相关的编辑老师并没有任何抱怨，相反，充满同情、理解和感谢，他们确实很不容易；我只能将这事视为一个庸常而典型的案例，因为从中可以映现出当今时代最本真的状态和普遍性特征。马克思当年曾特别引用古罗马塔西佗名著《历史》中的一句话作为他一篇论文的结尾——“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最幸福的时候。”而如今，于特殊境况下有所感受却不能直接记录实情，只好假借他人他事抒泄一下情绪，表达一点期盼，但也屡屡遭挫——显然，我们距离马克思所向往的“最幸福的时候”还很遥远。说什么好呢？作为一段经历，我在此将它梳理一下，记录下来，以做事后回忆的资料吧。

　　以下是这篇论文，我（作者）恢复了原貌，包括被删去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