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祥：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

北大87岁老教授发文！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

　　马理论者 2024-05-27

　　提要：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和晚年的“跨越”思想一样，指的都是“跨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不是指“跨越”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直接实现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马克思早年“跨越”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共同胜利论”和“发达国家带动论”。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存在并正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此时代的德国看作是“支配着世界市场”，并能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因此认为德国能把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带到共产主义新社会中去，因而也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跨越思想 资本主义制度 卡夫丁峡谷

　　

　　作者：赵家祥(1937- )，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缘起——对马克思早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笔者在《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热潮”以后的“冷思考”——澄清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的文章。这篇文章讲了四个问题，目的是澄清四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的思想；第二个误解是，关于“跨越”问题，马克思的早年思想与晚年思想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第三个误解是，在“跨越”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是互相对立的；第四个误解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马克思“跨越”思想的证实。这个“跨越”问题，就是指马克思在1881年给俄国民粹派女作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和三稿中讲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简称[1]578；587。

　　

　　关于上述第二个误解，即有的学者认为在“跨越”问题上马克思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是对立的观点①，笔者认为，在“跨越”问题上，马克思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不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以后，由于普遍性的世界交往和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只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可以大大改变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工业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使它们不必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这实际上就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过，在当时，这个思想还是抽象的原则。到了晚年，则在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把这个抽象的原则具体化了。”[2]

　　

　　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是抽象的。我们从经验中体验到，凡是抽象的思想都比具体的思想难于准确地被理解和把握。这是因为，思想越抽象，人们越容易从不同的角度去推测或遐想；思想越抽象，人们产生不同理解的空间或张力就越大；思想越抽象，人们越容易根据自己固有认识给它添加不同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思想越抽象，人们彼此之间就越容易产生分歧和误解。我在写《河北学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发现，有些学者不赞同我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对同一个问题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有些学者表面看来似乎赞同我的观点，并把它作为自己所持观点的论据，但实质上与我的观点并不一致。

　　

　　我所以说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还是抽象的原则”，是指马克思并没有具体指明可以实现“跨越”的是哪个或哪些国家，没有说明这个或这些国家实现“跨越”的具体条件和具体形式。最近，理论界一位同仁推荐给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杂志2019年第8期发表的一篇题为《马克思早期的“跨越”设想及其现实走向》(以下简称《走向》)一文，该文作者表示对我上述观点持一定程度的认同，并说：“马克思早期确实存在‘跨越’思想，且这一思想的最初呈现是《导言》(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曾在《导言》中为1843年的德国指明出路：只有跨越政治革命直接进行一场‘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德国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里提及的‘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设想与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具有逻辑的相通性，更加具体地说，《导言》中的社会革命是晚年‘跨越’思想的最初的设想。”[3]我不赞同马克思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走向》一文的作者表示对我的观点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观点的误解。虽然我的那篇文章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我觉得今天再谈一谈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防止对马克思这个思想的误解，还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因此，本文以下主要考察马克思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否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问题。

　　

　　二、马克思早年“跨越”思想的内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判断马克思的《导言》是否提出了“跨越”思想，首先要考察“跨越”的内容是什么。马克思晚年讲的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里的“资本主义制度”，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早年讲的“跨越”是指跨越“前工业国家”或“非工业国家”，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也是指“跨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由此，马克思早年讲的“跨越”内容和晚年讲的“跨越”内容是一致的。如果《导言》中所讲的“跨越”内容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那就不属于马克思讲的“跨越”的内容，就不能作为马克思早年提出“跨越”思想的例证。

　　

　　马克思在《导言》中区分了两种革命和两种解放：一种是“政治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种是“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政治革命”实现的是“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解放，这种解放又称为“部分解放”；“社会革命”实现的是“人类解放”，这种解放又称为“普遍解放”。《导言》认为德国可以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经过“政治解放”直接实现“人类解放”(或者说不经过“部分解放”直接实现“普遍解放”)。马克思对比了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法国，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而在德国，却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4]16在这里，“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的意思就是法国必须先进行现实的“政治解放”，然后才能达至普遍的人类解放；而在德国，则恰恰相反，不实现“人类解放”，就无法实现“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在法国，“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得到解放，成为统治阶级，是全人类解放的基础；在德国，全人类的解放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得到解放的条件。马克思在《导言》的结尾处对这个思想作了总括性的说明：“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4]18意思是说，在德国，不消灭中世纪封建的奴役制，就不可能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剥削制度。在德国，不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就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即不能实现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不可能是部分人的解放，只能是直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是由德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的。

　　

　　当时的德国比起英、法两国来，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比较落后。英国早在17世纪、法国在18世纪完成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而德国则从19世纪开始才有所谓的资产阶级。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对封建贵族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是它的同盟军。而德国则相反，在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反对贵族和君主专制的斗争时，无产阶级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德国，“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4]16。由于资产阶级腹背受敌，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不可能担当解放各个社会阶级的任务。在德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起进行彻底革命、实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毕其功于一役的重任。所以在德国，不能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德国可以“跨越”政治革命而直接进行“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跨越”资产阶级的解放，直接实现“人类解放”。这种“跨越”的内容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不是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是跨越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既与马克思晚年所说的“跨越”内容不一致，也与马克思早年所说的“跨越”内容不一致，所以不能把《导言》作为马克思早年提出“跨越”思想的范例。

　　

　　《导言》中提出的所谓“跨越”思想，不仅不符合马克思晚年和早年提出的“跨越”思想的内容，而且也不符合德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德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否定了马克思当时的这个思想。《导言》发表以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就纠正了这个不正确的认识。

　　

　　1847年9月，马克思写了《“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同年10月马克思又写了《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这些文章认为，德国也应该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马克思说，德国的“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5]210。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统治，客观上有利于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和自身的发展，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又说：“我们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证明：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努力，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要人民在除了资产阶级还有贵族存在的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是荒谬绝伦的事。”[5]220这就是说，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要人民在还存在封建统治的国家里直接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是荒谬绝伦的事情。

　　

　　恩格斯也认为无产阶级应该与资产阶级联盟共同进行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他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补益的争论，而且他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5]306

　　

　　马克思同恩格斯的观点一致。他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5]347。为此，马克思阐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斗争。他说：“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志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5]346-347第二，在资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治统治，资本主义还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并不具备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此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即使取得了政权，也不可能长久。马克思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5]346-347马克思强调了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起着决定作用。他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同样，“人民自己创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5]331-332。这就是说，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无产阶级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已经放弃了《导言》中的跨越“政治革命”直接实现“社会革命”，跨越“政治解放”直接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6]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必须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非“跨越”直接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三、马克思对19世纪40年代德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

　　

　　判断马克思在《导言》中是否提出了“跨越”思想，就必须考察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只有当时德国的社会性质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当时的德国是否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如果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德国的无产阶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成了推动德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那就不存在是否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

　　

　　我们首先谈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马克思认为，德国进行社会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在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和革命自觉性的提高。他在《导言》中指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阶级”[4]16-17。马克思这段话虽然比较晦涩，并且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痕迹，但却鲜明地论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使命。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虽然低于英、法等国，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贵族方面也显得软弱无力，但德国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水平及其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却高于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德国无产阶级直接和资产阶级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马克思在1844年7月31日写的《评“普鲁士人”的和“普鲁士国王的社会改革”一文》，对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西里西亚起义的进程本身也同样具有这个优点。被毁掉的不仅是机器——这些工人的劲敌，而且还有账簿和财产契约。其他一切工人运动首先只是打击工业企业的老板，即明显的敌人，而这次运动同时还打击银行家，即隐蔽的敌人。最后，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这样勇敢，这样有计划，这样坚强”[7]483。“应该承认，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7]483-484。这就是说，德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发斗争的局限，具有了一定的自觉性。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4]17。这里说的“工业运动”，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才不断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下面我们简要考察一下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这一点我只能通过转述历史学家的著作加以说明。

　　

　　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如法国和英国，但是无论是政府工业、原始工业，还是外国企业家建立的企业，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显露出来。在这里，政府取代英国和美国中私人资本通过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角色，成为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即担当工业发展的推动者、组织者、管理者和参与者的角色；政府还通过自己的权威，全方位干预经济的发展。这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8]641-642。18世纪末叶，德国有80%的人以土地为生，农业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70%，工业只有2%。这个时候德国工业发展的意义不在于数字的分量，而在于它所代表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新式企业和积极引进英国先进工业技术的热潮。可以说，尽管18世纪的德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和先进国家相比落后很多，但是现代工业的溪流已经汩汩有声，正在汇向19世纪的滔滔江河。同时，国家也正在和工业联营，为领导后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8]643。

　　

　　1815年拿破仑帝国灭亡后，德国突然失去了庞大的法国市场，国内市场分裂，中产阶级力量弱小，加上英国产品再次涌入，对基础薄弱的德国工业冲击很大，德国工业进入了一个衰退时期，大约十年后才恢复过来。煤炭、冶金、机器制造业和纺织业，在危机中加速技术改造和市场重组，关税同盟的建立、铁路建设的开始、英国工业技术的引进、人口增长的加快以及自然资源的优势，都有助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是西欧大陆国家中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加上政府极为重视，具有发展冶金工业的有利条件。1820-1850年德国煤炭产量增加6倍，固定资产年均增长6%，但消费资料生产受到忽视，增长只有大约2%。莱茵鲁尔、亚琛罗尔和西里西亚三大煤田得到大规模开发，股份制被广泛采用。德国冶金工业仍然很落后，冶金工业主要分布在煤铁矿、森林和水资源丰富的地方，燃料以木炭为主，动力以水力为主，只有上西里西亚和萨尔地区的冶金工业发展较快。德国高炉年均产量1800年为600吨，1835年增长为2000吨。机器制造业开始起步，1837年奥古斯特·博西格建立了一家有50个工人的机器制造厂，10年后发展到1200人。后来闻名遐迩的克鲁伯工厂，在1846年雇用了122个工人。尽管有这些发展，德国煤炭和冶金工业仍然非常落后，不能和先进国家相比。19世纪20-40年代德国煤炭、冶金和机械工业的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是经过拿破仑帝国垮台后的危机时期，便开始了向19世纪50-60年代工业高涨时期的转变。这个转变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起步，是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宝贵经历[8]645。

　　

　　1816-1865年，德国人口增长59%，1815-1850年，德国工业增长7倍，1845年关税同盟区国家有蒸汽机(除铁路和航运外)1318台，普鲁士有608台。到19世纪中叶，关税同盟区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者占60%，从事工商业者占25%，从事服务业者占15%，萨克森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25.5%(1849年)，工业化程度最高。19世纪20-40年代，德国工业革命蹒跚起步，为以后大规模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647。德国工业革命的高潮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表现为重工业的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发展以鲁尔地区为代表。这个地区在30年代还是纯粹的乡村，但是经过50-60年代的发展，鲁尔地区崛起成为工业革命的象征地区。19世纪中叶，德国化学工业雇用3万多人，规模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的化学工业，经过60-70年代的发展，德国日益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工业地区。总之，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德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欧洲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居为比较先进的工业国家。1870-1874年，德国工业、采矿业和运输业占国内净产值的33.8%，农业占37.9%，第三产业占8.15%。就业人口方面，第一产业从1870年的65%下降到1875年的49%，第二产业从1870年的19%上升为1875年的30%，第三产业从1870年的16%上升为1875年的21%。至此，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8]649-650。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40年代，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一方面，封建的经济制度尚未彻底崩溃，封建贵族依然掌握着国家政权，政治上处于封建割据局面，国家处于分裂状况，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德国的无产阶级在理论上高于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在阶级关系上，既存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德国当时处于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织在一起的状况。马克思在1852年10月下旬开始写作、1853年3月陆续发表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称德国政府为“半封建政府”[9]。如果德国的政治制度是半封建的，它的经济制度也应该是半封建的，因为政治制度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互相适应。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在《导言》的一个注释中把德国当时的社会状况称为“半封建状况”[4]765。我很赞同对德国当时社会性质的这一界定，同时又要做一些补充。如果德国的社会一半是封建性质的，那么另一半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当时德国处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德国的社会性质应该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

　　

　　我在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二重性的社会形态”概念。我认为，“在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在两种社会形态的交叉点上，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结合，有时还演化出一种兼有两种相邻的社会形态的特征的二重性的社会形态”[10]146。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章中，所讲的亚细亚公社、古代公社、日耳曼公社等农村公社，就是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无阶级社会和有阶级社会之间的二重性的社会形态，这种二重性的社会形态属于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也属于这种过渡性质的二重性社会形态。为了克服有的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无限扩大的倾向，纠正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证实的错误观点，我还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另一种类型的二重性的社会形态的观点，即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二重性的社会形态”[10]148-150。

　　

　　我们知道，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明朝末期，但是由于强大封建势力的压制，我国资本主义发展一直非常缓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直接打断了我国资本主义的缓慢进程。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殖民主义者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厂，系统培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形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样，我国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曾经说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到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1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肯定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当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封建势力是紧密结合着的，这种结合说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不充分和畸形。由此，我们可知中国是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未受根本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受到极大压抑，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紧密结合的条件下，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既然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不能把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证实。同样，既然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当时的德国也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恒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即使是这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具体情况讲的具体论点，则具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会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而失去作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跨越”思想，还是晚年的“跨越”思想，实际上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变成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通过各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民族独立，除去少数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多数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19世纪40年代以前那样的前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我国有的学者无限扩大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范围，不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跨越”思想的证实，而且还有人提出所谓的“东方国家非资本主义论”，认为所有的东方国家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完全违背世界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发展着的理论，不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凝固化。我们要分清他们讲的理论，哪些是具有恒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针对具体情况讲的个别结论；哪些具有现实意义，哪些只具有历史意义，不要把只具有历史意义而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思想用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四、马克思早年“跨越”思想的理论基础——“共同胜利论”和“发达国家带动论”

　　

　　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是建立在“世界历史理论”“共同胜利论”“发达国家带动论”基础上的。这三个理论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三位一体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10月至1847年4-5月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主张批判“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有两个绝对必需的前提：

　　

　　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否则就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会重新开始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二是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各个个人的存在。

　　

　　他们认为，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就会造成以下两个后果：第一，共产主义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第二，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能发展成为普遍的因而是不可忍受的力量，它们仍然会处于地方性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538-539“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4]539。

　　

　　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两个绝对必需的前提，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并不是说，要等到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都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以后，各个国家和民族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只要“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把资本主义还不太发展的其他民族带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去。这就是所谓的“发达国家带动论”。“共同胜利论”和“发达国家带动论”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这两个理论都以“世界历史理论”为前提，即与地域性的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4]567-568又说：“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4]567

　　

　　这就是说，在一国之内，不同地域之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领导全国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不同国家之间，大工业即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甚至还存在着“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即存在着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把“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即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带到共产主义社会中来，这种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前资本主义国家，就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就是我所说的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的确切含义。

　　

　　从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当时的德国排除在“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即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底至11月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和具体。他在回答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这个问题时指出：“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4]687

　　

　　这里讲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从上下文看，是指非“文明国家”，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即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认为，只要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文明国家”即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就可以大大改变并加速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把它们也带到共产主义社会中来。这就是我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跨越”思想的确切含义。这里的“文明国家”包括了德国。由此可见，恩格斯并不认为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我国理论界有人认为，“共同胜利论”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思想，1850年以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思想。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一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原理》这两部著作中的有关注释就持这种观点。注释写道：“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胜利，因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恩格斯最早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中作出明确的表述……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以后，他们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12]

　　

　　这个注释有三个不准确或不正确的地方。第一，说“共同胜利论”最早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作出明确表述的，这个说法不准确。最早对“共同胜利论”作出明确表述的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只是重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想。第二，把马克思、恩格斯不再重提“共同胜利论”的原因归结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充分的，因为“美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仍然坚持“共同胜利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三，这个说法根本不符合实际。“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至少恩格斯在晚年还多次重提这个思想。他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13]恩格斯在1893年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末，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障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14]。恩格斯晚年的这两段话，与他早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讲的那些话是基本相同的，怎么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以后没有再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的设想呢？

　　

　　我国理论界还有人认为，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就是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先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以此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和“发达国家带动论”。这是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又一个极大误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实现“跨越”是有条件的。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但是，“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151。1894年恩格斯在《〈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讲得更加清楚。恩格斯指出：“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16]466恩格斯又强调指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6]467。这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不仅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不能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由于它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同样不可能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直到晚年也没有放弃“共同胜利论”和“发达国家带动论”。

　　

　　虽然列宁1915年在《论欧洲联邦口号》、1916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都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思想，但是，列宁依然坚持“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依然坚持“共同胜利论”，认为如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进行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成果是不能巩固的，甚至是可能丧失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就曾指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7]列宁在1920年11月《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中又说：“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18]1921年6-7月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国策略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19]因此，那种把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胜利论”在今天依然有效，并没有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仍然有几个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不能以此说明“共同胜利论”已经过时，也不能由此证明一国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以前，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如此，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我们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只有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才能共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个观点已经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科学真理。这个思想我已在自己的多部论著中做过论述②，这里不再赘述。

　　

　　①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提出了“跨越”思想，这是马克思早年“跨越”思想的最初设想。“跨越”的内容是：当时的德国可以不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解放，可以直接进行社会革命，实现人类解放。参见乔丽英，刘同舫.马克思早期的“跨越”设想及其现实走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8)：5-11。

　　②相关论述可参考笔者的以下文献：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J].哲学研究，1998(10)；再论“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答孟庆仁同志[J].哲学研究，2001(2)；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86-302；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73-503；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24-548。

　　全文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0211期 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