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周其仁：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

北大教授：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才叫最大的失败！

　　哲学之路 2024-05-25

　　【导读】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背景】2024年5月23日下午，最高领导人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上，国电投刘明胜，深创投左丁，安踏丁世忠，浙江传化徐冠巨，博世中国徐大全，香港冯氏冯国经，北大周其仁，中宏院黄汉权，社科院张斌等9位企业和专家代表先后发言。由最高领导人主持的企业家座谈会并不常见，十八大以来，也就仅召开了三次：2018年11月1日，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2020年7月21日，召开企业家座谈会；2024年5月23日，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值得注意的是，消失已久的周其仁重回高层座谈会，这标志着他偏“右”的“私有化”经济主张，也会重回上峰的视野。进一步来看，这也意味着深化市场化改革将继续推进。

　　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

　　“不和你玩了”才叫最大的失败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可哪有不出错的制度？

　　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

　　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

　　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

　　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须改革，行不行？

　　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

　　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

　　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

　　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

　　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

　　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新中国成立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

　　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

　　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内地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是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法律或规章，定得不合理。

　　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你前后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而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律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

　　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

　　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

　　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