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赞：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面临的挑战、机遇与传播策略

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面临的挑战、机遇与传播策略

　　原创 张东赞 理论界 2024-05-24

　　作者简介

　　张东赞，1982年生， 山东泗水人，外交学院 ， 副教授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师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 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编写《外交汉语系列教材》9部。

　　摘要

　　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霸权国家对崛起大国话语权的制衡以及中华文化自身建设的亟待提高是中华文化面临的重要挑战。文化多元化以及多样性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西方国家内部文化战略的相互制衡以及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都是当前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机遇。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在这种世界形势下，制定文化强国战略，争取文化话语权，淡化意识形态，规范文化传播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进行交流互鉴，从而为世界贡献中华文化的智慧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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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实施文化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中央全会第一次以“文化”为议题来探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强国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强国战略就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整体战略。〔1〕文化强国战略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的论调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世界各国不断展开文化攻势，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动辄以“人权”为幌子污名化中国。在国际通信传播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形象被西方主流媒体不断扭曲，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公共话语空间被不断压缩。“文化例外论”甚至“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华文化面临巨大挑战。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2〕中华文化的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精密、人性之饱满，为世所罕见。中华文化中的确有促进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丰富内容，其宝贵智慧应该也可以贡献给世界。〔1〕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下，中华文化应该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汤因比指出，“根据历史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在社会和经济战略选出一条道路，那么它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3〕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挑战和机遇并存，如何积极进行文明互鉴，同时避免出现引发外向性危机，值得深入探讨。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面临的挑战

　　民族文化是群体成员自我认知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最重要依据，一旦被异质文化代替，整个族群面临亡种的危险。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欧洲，“欧洲中心论”逐渐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人文科学领域。进入20世纪，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更是借助全球化为文化帝国主义提供便利条件，试图凭借“全球化”东风实现全球的美国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堤坝受到严重冲击，文化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1.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国家文化安全面临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4〕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所蕴含的罗马文化基因决定了征服、霸占的文化特性，具有很强的攻势属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全球化之势，借文化交流之名，以垄断为手段，以援助、教育支持为旗帜，掩盖了食利者的本质。在接受了“全球化”的国家里，自己宝贵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现代性”这一带有欺骗性的外衣的掩盖下显得老朽、丑陋而逐渐被人们所厌弃。〔1〕中华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欧洲中心论”的语境下被逐渐压缩，话语权被进一步消解。

　　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带有很强的策略性。早在1942年，美国在一份关于战后对外文化工作政策纲要的备忘录中指出：要“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释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为中国培养具有现代化文化素质的‘运货人’”，即要培养能够把美国的“现代文化”运往中国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者”。〔4〕近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工业化跟现代性挂钩，中国在工业化大潮中的落后以及由此所遭受列强的屈辱造成了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不自信，尤其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中华民族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能否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地有尊严地立于地球之上。很多知识精英在这种形势下开始怀疑甚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

　　2.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话语权的博弈。作为新兴崛起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当中国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国际规则时，霸权国家又会不断更改并制定新的规则，从而保证其既得利益。奥巴马政府大力提倡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目的就是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则公然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拜登政府更是联合其欧洲盟国在国际舆论中遏制、污名化中国，给中国制造国际舆论的压力。

　　西方国家还利用其掌握的国际主流媒体不断抹黑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美国及其盟国所控制的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和路透社垄断了世界传媒。在新冠疫情期间，英国广播公司BBC更是严重违反新闻应当真实、公正的原则，肆意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这种信息流量在国际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造成了新兴大国在国际中的话语权被限制。在缺乏话语权的情况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就有被歪曲的风险，国家政策有可能被误读，从而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与矛盾。

　　3.中华文化面临外向性危机。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中，西方动辄以“价值观输出”这一伪命题来加以干涉。这与其典型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与敏感心理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将其强烈的文化攻势视为上帝的福音，而把与异质文化的正常交流视为洪水猛兽。在这种形势下，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面临巨大的外向性危机。所谓外向性危机是指中华文化在积极的对外交流与传播中没有实现文明互鉴之目的，反而因为不适当的传播路径、理念等，被文化接收者视为威胁。本来旨在消解“中国威胁论”的文化战略，反而成为威胁论的助推剂。〔5〕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然而在国际独裁者眼里却成为文化入侵。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在2019年2月27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声称：“孔子学院在基本不受美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中国的影响力，委员会正寻求立法加以限制，若其不进行改革就应该关停。”〔6〕

　　“文明冲突论”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奉为金科玉律。然而，“文明冲突论”不是根据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规律来研究的，而是继“欧洲中心论”之后的又一文化偏见，是西方学者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所做的思辨与推衍。〔1〕“文明冲突论”以及“美国中心论”实际上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对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4.文化治理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西方文化如同洪水般涌入中华大地，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大口吞食着西方的“激素”，且甘之如饴。许嘉璐指出，这“激素”就是被描绘成或被误解为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的一整套“希伯来—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文化的肌体开始呈现出“亚健康”状态。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对物质感受的崇拜以及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工具理性，二元对立以及机械论。〔1〕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然而文化治理的滞后性也逐渐凸显出来，不能很好地为激发全社会的文化活力和创造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由于文化治理的相对滞后，物质中心、超前消费、个人主义等西方文化的观念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社会原子化的倾向开始出现，国家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所面对的机遇

　　“文明冲突论”的背后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对世界影响力的消极看法，从而主张未雨绸缪地进行抵制抗衡之道。曾经给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文化对推动科技发展、解放人类思想以及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及推动力已后继乏力，无法继续为人类作出更多和更新的贡献。对此，世界各国智者已经形成共识。〔1〕中华文化在这种历史机遇中，应该当仁不让，为世界提供中华智慧与中国方案。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7〕

　　1.文化国际治理已是大势所趋。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权力的全球化，是权力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表现。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综合利用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将过剩的资本、技术以及商品实现全球范围的流通，从而有选择性地攫取高额利润。当今世界，在互联互通的时代主题下，霸权国家为世界所制定的国家关系模型逐渐瓦解，全球化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再受垄断资本的完全控制。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霸权乃至文化帝国主义已经不合时宜，文化多元化与多样性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并不必然，甚至也不经常意味着美国化，或者同质化……地方性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产物，地方性的历史最终受全球性的动力影响。”〔8〕地方文化或者民族文化是全球文化运行的基础，民族文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全球化的进程。亚历山大·温特曾经指出：“国家把文化作为大脑中的参考框架，以此确定自己的身份和思维方式。”〔9〕早在1996年，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以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为契机发表了《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指出“以创建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文化政策日益受到挑战，文化政策的概念需要扩展。”文化治理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5〕

　　2.欧美国家内部的文化战略之间相互制衡。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第一批开拓者就在宗教的旗帜下凝聚美国例外的文化。美国所推行的美国化忽略了文化多元性的根本特征。〔10〕美国大众文化在“现代性”的掩饰下以娱乐界为突破口对世界各国包括其同盟国进行文化输出。在国家利益面前，英法等国对美国化的不满情绪日增。早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一些学者面对美国文化对欧洲的冲击忧心忡忡。法国社会评论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对美国文化产业对欧洲的冲击以及将要取代欧洲的地位和影响的状况评论说：“对美国而言，新秩序的出现是一个令人骄傲的理由，但对于欧洲而言，却使他们为一个注定消失的社会心态而焦急如焚并感到遗憾。”〔11〕欧美文化的内部裂痕为造就文化多元化创造了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互鉴提供了机遇。

　　3.西方文化的自身缺陷日益凸显。现代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科技崇拜以及工具理性为其核心价值。成中英指出：“西方的科技与资本主义相得益彰，这不但造成了更坚持的侵略性的权力意志，形成西方的所谓的道德自大，而且也带来主体欲望与理性客观的严重冲突，使人陷入两难或者把人物化为纯粹的经济动物。”〔12〕现代西方社会是宣告上帝已死的西方，科学工具理性正在主宰着西方社会。新的思想秩序需要重新建立，人们应该反思新的价值观。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恢复被西方文化冲毁的自身传统，以多元化相互交融、相互借鉴来代替西方文化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一元独大，这一点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许多学者共识。〔1〕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稳定、重和谐的文化特质与西方重发展、创新的文化特质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文化的过去导向属性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华民族能够维护、珍爱自己的过去，而且将过去进行道化或者存在化，让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对过去的理解及时地现时化从而可以塑造美好的未来。〔13〕在当前阶段，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界都在积极主动地为文化复兴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学界也积极主动地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举办是中国主动进行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活动，向世界表明以儒家思想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是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力量。国学热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民间也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的文化氛围已经开始形成。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传播的策略

　　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同时也是世界的智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中国的道德文明、希腊的理性文明、印度的出世宗教文明以及希伯来的超越宗教的精神文明，这四者都是文明理性发展的根本基础，它们在源头上是相互融洽与依持的。因此，四者在现实的发展中也有互补互动的可能。〔12〕中华文化绝不存在所谓的“文化例外”现象，更谈不上所谓的“文化威胁”。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明互鉴，促进世界的协同发展。

　　1.努力建设文化强国，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文化战略作为一种宏观指导必须遵循文化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处理好文化的开放性与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牢牢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国际话语权的问题，通过举办主场外交，积极推进文明之间交流的方式，提出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

　　福柯对于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特征在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很大程度上依赖掩盖其作用机制的能力，所谓的知识、理性与真理往往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因此，“话语既是争夺的目的，也是手段，话语本身就是需要抓住的权力。”〔14〕中国作为崛起大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就应该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话语实践决定权的争取是维护国家利益与形象的重要手段。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来抗衡霸权国家，就是通过话语权将霸权国家的权威和霸权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去合理化，提出具有竞争性的价值观和规范，是崛起大国制衡霸权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15〕

　　2.淡化意识形态，寻求文明之间的互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缺陷日益凸显，西方学者虽然也在批判近300年来的文化传统，得出的结论却不断接近中华文化的理念，但由于对中华文化的不甚了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时难免有“隔山唱歌”之感，这就需要国内学界主动进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1〕中国文化精神是人文精神，体现在道德伦理，更加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西方文化重理性精神，重视分析性思维，体现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上。成中英指出，“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面的单线发展与独断专行必然带来人类的灾害”。〔12〕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理性的全球化与人文精神的全球化应该进行有机的结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理想标准。

　　3.利用地缘政治的特点，从区域到全球不断推进文化交流。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和邻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国家的对外交往政策。当今世界，区域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结合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该积极成为区域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伸，中国国家形象在国内与国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文化作为国家的外交名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4.重视语言的框定效应，适应国际规范传播。大众传媒在铺设社会舆论、进行社会动员、引导舆论导向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语言的框定效应在信息传播、引导舆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表示事件时，参照点的微调可以导致观点的剧变。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时，作为美国总统，要对美国人民的福利负责，因而尤其强调经济增长，小布什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是答案，而不是问题。”通过语言框定，转移了问题的焦点，从而把国际规范重新阐释为对国家利益的损害。〔15〕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面对一些公共舆论事件应该重视这种框定效应，避免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误会。

　　5.文化观念载体化与形象化。一个国家“只有人格化之后才能为世人所见，象征化之后才能为世人所爱，意象化之后才能为世人所思。”〔16〕国家的形象是国家主体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更容易被人感受和认知。美国对外宣称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其重要外在表现形式是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像就成为美国自由民主观念的载体。这一物质化的形象对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积极影响。文化观念的载体化是文化观念现时化的重要条件。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互鉴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或者是学者层面，最有活力、最有影响的文化交流还在于民间的交流活动。在各个层面的文化交流中，观念的载体化和形象化都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

　　四、余论

　　西方文化近代的科学启蒙主义导向了科学理性主导一切，这种唯科学理性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危机。危机的核心在于追求一元化的外在统一，而忽略了人类文明内在的多样性与多元性。〔13〕在西方工业文明引领世界发展后继乏力的情况下，中华文化应该走出去，走向世界舞台，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与智慧。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从简单的商品劳务输出逐渐过渡到高端技术以及文化产品输出的阶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新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大国勇于承担义务和责任，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罗素在《回忆录》中说：“如果世界要从目前濒临毁灭的状态中脱颖而出，那么新的思考、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限制是有必要的。”这一个新限制就是我们在探讨的人类新伦理。〔17〕人们应该摒弃种种偏见，正确地面对过去、现在以便更好地迎接未来，让文明中的理性发挥更耀眼的光芒。中华文化如何处理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成中英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指出：“中华文化应该自觉地融入世界，但却运转如道之恒动，动而愈出，以至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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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于《理论界》2024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