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共产主义社会模式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共产主义社会模式论

　　朱云川 · 2010-11-21 · 来源：乌有之乡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服从真理、服务人民，寻找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与建设新路。社会模式论通过社会形态“逻辑的研究方式”揭开人类历史之谜，是全面整合中马西的创新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 社会模式论 道德经 易经

　　引子：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学术理论要为有利于正确解决问题的实践服务。在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戒左戒右，反对教条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坚持人民至上，反对弄虚作假与曲学阿世。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一个当代学者应有的态度和立场。

　　一、正本清源，社会模式论的由来

　　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元因子。由此而出的阴阳、五行 、八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元概念（硬核）。当然，阴阳、五行、八卦并非先秦某一家学的专利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探究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超越了先秦某一家学樊篱，而归于中国文化传统整体性的继承创新发扬光大。

　　本文的一个任务，就是探讨阴阳五行八卦学说的全面整合与社会转型的应用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主义科学化等找出新路。

　　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八卦学说。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八卦符号系统是由阴、阳符号按“天、地、人”三材的不同模式组合而成的，包括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个图象，故称“八卦”。所谓“天、地、人”三材，就是天道、地道、人道，也可以理解成天时、地利、人和，实际上就是指人类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三大基本因素。

　　《易传》：“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立象成器，以为天下利”。 就是说，中国古圣人创造八卦符号学说，本来就是用于说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模式及预测其相应的“吉凶福祸”的，“大业”“天下”表明，八卦就是一种国家学说，而不是什么江湖算命术。当然，只要是正确运用，用于预测个人吉凶也不是不可以的。《易传》“系辞上”开篇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里，第一句说明八卦符号所表征的不同发展模式，是以“乾尊坤卑”为衡量标准的。第二句说明“天、地、人”三材，依其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是贵贱有别的，它们具有不同的自然地位。第三句说明阴阳（刚柔）是判断某一社会因素是否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依据。以上三句话，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八卦符号学说的总纲。因此，整合运用中国古代八卦符号学说，为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直观表征服务，无疑是科学合理和现实可行的，并不是什么封建迷信或胡言乱语。

　　八卦学说是组合式的，只有八种。如果加上排列因素（道法自然），就可以得到十六种方式。这说明，模式论不是简单的八卦学说的应用，而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这是一种基本典型定义法，也就是具有典范意义的逻辑发展环节，恩格斯称之为“逻辑的研究方式”。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社会模式论，主要思想来源于“文王演易”的传说、老子的道法自然和“道德仁义礼”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形态论，并得到了传统中国、现代社会等古今中外历史事件与社会思潮的不断印证。依据可操作性和完备性原则，社会模式论全面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五行八卦）和世界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因而形成中国新文化的核心理论。“社会模式论”的研究纠正了传统失误，填补了理论空白，居时代前列。

　　二、什么是社会模式论

　　人类社会只有三大工具性要素，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定义如下：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人与自然（含自身）之间的关系。社会模式论指出，政治、经济、文化是人类社会三大基本构成要素，它们的不同结合状态和侧重点，即排列组合与复合模式，构成着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历史命运和民族特色。这种一般发展模式，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解开了人类社会发展之谜。

　　人类社会三大要素，“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其大小多少的依据，在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客在规律性。有的学者按习惯将文化分成文化、科技、教育，并与经济、政治相并列。也有的学者将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其实，这些都是对于概念完备性和自然层次性认识不清。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因为实践本身有着强制性选择功能，因而不会有大困难。然而在理论上，在什么可能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理论的失误容易引发思维混乱，造成没有自然依据的“人为”的机械联系，这些无效链接终将损害理论本身的彻底性，在实践中就会引发新的困惑或困境。换句话说，遵循自然的有机联系，让所有人都能自主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人为的机械联系，往往导致“哲学的贫困”而出现保守或混乱，谁知哪个是“标准答案”呢？！

　　现实是复杂的，但又是可以认识的。与模式论相关的辅助定义，还有社会因素的功能定义——核心、主流、边缘。功能定义的来源于该因素是否起作用起何作用？还有社会形态的复合定义——政治型社会（左循环）、经济型社会（右循环）、文化型社会（全面论）。

　　政治型社会以奴隶社会为核心，是由奴隶社会、垄断资本、专制封建三种模式构成的动态规律。由于它是以政治为核心按逆时针方向循环的，所以称为左循环，又称“旧三代循环”。传统中国就是典型的政治型社会。

　　经济型社会以资本主义为核心，是由自由资本、开明封建、经济社会三种模式构成的动态规律。由于它是以经济为核心按顺时针方向循环的，所以称为右循环，又称“新三代循环”。现代西方社会就是典型的经济型社会。

　　文化型社会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是由全部模式构成的动态规律，在文化核心上它不具有循环性，所以也叫全面发展论。它的基本特征是开明封建、科学社会、自然共产三种模式。人类要建立的理想社会目标“道法自然”，就是以这个模式为主要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典型的社会形态论，一种是三形态论，一种是五形态论。所谓“三形态论”，就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三种形态划分，即“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马克思晚年，又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 这里，引文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三形态论”的两种划分。马克思明确地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即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主关系。它们就分别对应着政治型社会、经济型社会、文化型社会。显然，马克思的三形态论，对社会模式论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所谓“五形态论”，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及其更替规律。实际上，社会模式论将这两种社会形态论全面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学说。

　　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说：“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因此，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定的历史时代有一定的社会结构，正是这个社会结构是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逻辑的研究方式”，也是社会模式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发展的直接依据。

　　三、中国文革和改革的模式实证

　　社会思潮、社会形态与社会模式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里，我们不妨以中国“文革和改革模式”为例，用事实来证明社会形态与社会模式的基本联系。

　　历史事实：文革以政治挂帅，改革以经济为中心。

　　在文革中经济因素是资产阶级，文化因素是臭老九。只有政治因素，其他的都靠边站。因此，文革以政治为核心且是唯一主流，经济、文化边缘化了。这是一种纯政治模式。改革又是什么呢？以经济为中心，政治还是核心。文化因素在1980年代还有一些效果，90年代文化就政治或经济化了。改革是政治为核心，政治与经济为主流。真正实事求是的文化边缘化了。文化边缘化的直接反映，就是读书无用论、知识贬值、专家打胡乱说……文化不再是以真理科学为特征，而是以权力和利益为轴心。这是一种政治经济模式。

　　比较两者同异：核心都是政治，都少一个文化。文革主流只有政治；改革主流是政治、经济。文革边缘化是经济、文化；改革边缘化是文化。因此，文革与改革大不同，在于多一个主流经济。两者核心都是政治。在核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是多一个主流经济，文革与改革社会表现就大不同，也可以说社会的根本性质不同。

　　推论一下：如果我们在改革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主流文化？那肯定会发生与文革、改革都有大不同的时代变化。有没有主流地位的文化，是大不相同于文革与改革的。这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指明的一条新路。如果再发生核心的改变，那就是划时代的人类革命了。传统中国一向以政治为核心。经济能成为核心吗？西方经济社会史证明，经济完全可能成为核心。即是说，换一种核心的世界也是现实可能的。当然，以经济核心的情况将如何呢？正如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

　　再推论一下：如果人类社会换成文化核心又将如何？那肯定是一个与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大不同的新世界。它不是政治核心的中国特色，也不是经济核心的现代化，而是文化核心的共产主义新世界。文化不仅仅要成为主流，还要成为核心，这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就是新文化革命。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科学生产力，这就是科学文化的力量。工人阶级，是科学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时代产物，这个时代叫做社会主义。如果再加上人民民主的政治保障，就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就是共产主义时代。

　　在社会模式中，所谓共产主义，就是天地人三材俱足的全面社会形态。但是，并非三材俱足就能实现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还有一个三材定位的问题。由于定位不同，因而三材俱足的共产主义又表现为六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坚持道法自然，天道第一，地道第二，人道第三。如果按“天地人”顺序定位，就是自然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笔者称之为“自然共产主义”，简称为共同主义。这样的情况只有一种。如果不按“天地人”顺序定位，就存在着不自然和谐的社会模式。因为它三材俱足，而区别于历史上的其他社会形态，所以也是共产主义的一种，比如过份强调政治核心的共产主义，容易出现“人亡政息”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太科学合理的共产主义，称之为非自然共产主义。

　　事实上，和谐社会有两个前提：一是结构性完备，即三大工具性要素是否都得到了制度性安排，是否缺胳膊少腿？比如缺少文化要素，以资本主义现实为例，就可能发生指导思想错乱、信仰迷失、道德沦丧等。二是功能性合理，即三大要素是否安排合理，是否发生了功能错位。比如以经济原则取代文化原则，以教育产业化为例，就可能发生弄虚作假、唯利是图的学术畸变或学术腐败等。这两个前提的条件，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与现实必然性。

　　四、社会形态与共产主义科学化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提出共产主义运动学说后，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都在认真思考着、探索着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即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设共产主义，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课题。

　　有人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搞懂。显然，要想说什么主义好，都必须先有明确的系统科学定义，才能准确评价其好与不好，也才能避免空想。这里，对共产主义及其他主义作“逻辑的研究方式”的典范化抽象处理，明确的系统定义如下：见下表

　　社会形态的科学定义表（略）

　　关于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说明：

　　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所谓社会主义，其实是空想派或资本主义改良派。只有“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民民主不同于简单的投票权，它还包括对真理科学的追求，对人民政权与法律公正的捍卫，也包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服务人民的中心任务，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要政治”（指边缘化、虚无化，并非政治因素不存在），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法律公正得不到捍卫，人民政权蜕变成精英（专家）政权，人民投票实际上成为形式主义走过场（前提是政治无力没有可信度）。如果不要经济，那就是封建主义的贫困专制、学而优则仕状态。如果不要文化，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官商勾结、权钱相结合状态。其他的主义，更不用说了！

　　应用示例：怎样判断社会模式，怎样测量一个社会的最佳状态

　　读者问：怎样判断一个社会是什么模式？假如现在是共产主义社会，怎样测量一个社会的各种要素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当然，社会学的度量方法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不能如工业生产那样精确。

　　答：第一，先看核心要素是什么？政治、经济、文化哪一个，起最终决定作用。比如现在的中国，政治是核心要素。第二，看主流要素是什么？谁与谁最成功？比如政客军人最成功，就是奴隶军国主义。比如政客商人最成功，就是资本主义。比如政客农民最成功，就是封建主义。比如科学家工人最成功，就是社会主义。如果任何正当的诚实劳动者都能够成功，就是共产主义。如此等等。第三，是否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一看具体领域，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政界、商界、学术界，要求不同。二看具体情况，现实是否存在严重弊端。比如职业道德、人心成果、执行能力等。就社会总体而言，是否符合道法自然，即“自然为本、实践为上，文化第一，经济第二，政治第三，文教为末”的核心价值观。

　　网友的评说：

　　马克思天才地发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秘密，是政治经济学。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式，是解开人类历史之谜的伟大发现！因为它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之谜，它不仅解决了邓小平的著名提问：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而且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纠正了经济决定论下的错误发展模式，将共产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经济决定论是目前全人类的错误共识，不是因为马克思才这样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之前就有。在中国古代也有，法家墨家，都是经济核心的。法家迷法，墨家信鬼，这与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是相近的。西方就是法律加宗教形成的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的天才发现，那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含空想社会主义）的颠覆，因为那只是一个纯经济模式（对应着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阶段），根本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形态。由此看来，朱云川先生的“社会模式论”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论的继承和巨大发展。社会模式论对社会设计学有重大意义的，具体的说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指导作用。

　　结 语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相对于西方理论界有巨大突破创新，相对于社会模式论来说，概念还不够清晰准确，容易引起混乱。理论不彻底，就无法说服人，就不能转变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运在当代世界处于低潮的重大原因。解决好这个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共产主义“逻辑的研究方式”的当下着手处！

　　让我们扬起理想的风帆，向着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前进吧！

　　【朱云川简介】

　　现任兴国社、中国《国家文化》通讯社总编辑，曾任《财富分享》杂志、《中国企业经济报》等总编辑。1988～1992年就读于四川大学物理化学专业，2002～2005年就读于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生专业。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道德经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新文化理论及学派建设，被誉为“人类的良知”、“中国的希望”。1989年开始自发转向中国国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96年开始研究《道德经》。目前已有《<老子>及中国新文化探源》等上百篇论文在核心杂志和网站发表，《道德经【公行本】》部分书稿正在新浪读书频道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