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西方令人失望, 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西方令人失望, 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作者：[朱云汉] 来源：[新法家] 2020-08-18

编者按：朱云汉先生认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化的政治学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着深刻的裂痕，存在着难以解释中国发展模式、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窠臼、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历史等内在缺陷，无力回应这个巨变时代所提出的知识挑战。他呼吁，面向未来，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故步自封或重蹈西方覆辙。无论是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中国学者都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也理当进行超越和突破，而不是继续做学术附庸。

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

所谓突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

▍为何要突破，为何要超越 

我们过去追随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它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联系，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的专业态度。

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我说要超越，是因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已经忘了这些基本点。我们要回归经世济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里，这样的一种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于右任的书法大家都很熟悉，他书写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这是可以指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全球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1. 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一种基本设想，西方学者或者是刻意进行回避，或者是在这方面显得非常苍白。

2.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带动的世界秩序重组，没有思想准备。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兴起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以及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的机遇。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连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展开，更不可能期待美国学者、西方学者能够更前瞻地对中国兴起从事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

3. 美国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科学哲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直将其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犹如问道于盲。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共识是，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科学活动的本质：首先，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是仅限于经验世界，而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其次，科学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挥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 

这种脱节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哲学理论，最后是源于其所凭借的局部而片面的历史经验。 

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存在固执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产生多方面认识的偏差，主要体现在：（1）自由主义偏差：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2）历史终结偏差：认为西方展示的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3）西方中心偏见：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坐标。上述三个预设立场，严重阻碍了美国学者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4.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拒绝面对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来临。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面对客观现实，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地脱离西方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时代，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的变化，以他们的主观意识对新的世界秩序进行解构。 

5. 美国政治学存在严重的方法、理论、经验的基础缺陷。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全面动摇，但是主流政治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自己建构的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里面去抗拒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在过去30年中，科学哲学理论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早已进入后逻辑实证的发展阶段。然而我们很多研究方法论的学者，还在教学中以逻辑实证论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 

6. 美国主流政治学理论涵盖的经验范畴有严重的时空局限性。存在“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五种主流国际理论的偏差与谬误。美国政治学者的很多理论，尤其是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经验的时空范围很窄。例如国际学，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亚合约之后，以西方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的那些历史经验。 

7. 西方政治学者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政治学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他们用所谓“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推行的“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与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他们又刻意忽视霸权的两面性。例如，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美国为了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又如，在美国财政部主导下，IMF对外债危机实行严格的纾困条件，优先维护国际债权人的权益，而不顾纾困方案对债务国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损害。并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与排除边缘群体。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让国际公共服务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资额度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增资，避免稀释其投票权与影响其否决权。又如，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开发中国家的需求，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

美国的霸权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不稳定之源，国际社会饱受美国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美国主导金融全球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8. 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对于他们国家历史中的剥削、残暴、阴暗的一面，基本上略过不表。很多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大书特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却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在解释西方兴起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往往是笔锋一转，不去正视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在其原始积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采用简化和压缩历史以削足适履。他的分析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克服了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在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靠征服、占领、掠夺与独占的殖民商业帝国，也与《棉花帝国》这本经典之作呈现的历史证据格格不入。 

中国模式兴起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 

第一，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会改变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处于无知状态。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文章来源：原文刊于《经济导刊》2019年11期，本文为原文的部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