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筠：终极透视共产主义信仰——四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终极透视共产主义信仰

——四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陆寿筠

共产主义信仰问题在暌违三十多年后，又被某些讨厌它的公知重新提起，从而讨伐者有之，一味辩护者也有之。时代风云真是变幻莫测啊，但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共产主义理论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笔者没有做过系统的阅读、研究，但对于以前大学教科书和课堂上、以及官媒宣传中所呈现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一直非常憧憬，至今仍感到那并不全是荒唐之言，而是蕴含着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其中有着合理的思想内核和对于现实社会的真实洞察。同时，对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实践表现则既有赞赏、又有质疑。自从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得以重新公开泛滥、共产主义信仰话语悄然隐退以来，笔者也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走向暂时的失败（笔者相信这不是最终的失败，蕴含在此信仰中的合理理想定会以崭新的面目浴火重生）。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多年来所思所写实际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旨意展开的。

笔者认为，面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现实，正面的共产主义信仰话语，应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肯定马恩所阐发的共产主义信仰中合理而崇高的内核，即在世界上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切形式的分配差距都是阶级剥削，但阶级剥削确实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一直存在，至于如何界定阶级剥削，笔者会在下文中提及）。试想如果共产主义理想真像有些人所诅咒的那样一无是处、甚至万恶不赦的话，它能够轰轰烈烈地席卷半个世界、并昂头挺胸地立足长达一个世纪吗？但另一方面，也要正面直视共产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世纪性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义无返顾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分析、批判、反思，为其浴火重生作好理论和舆论准备。维护和反思两个方面都需要，缺一不得。总之是既不应因噎废食，也不应简单地重复走过来的路。

一、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功过得失

在马克思所处的环境和时代，随着人们物质生产之工业化、科技化、社会化、商品化、资本霸权化，随着社会生产规模之空前扩大、生产效率之空前提高、和生产关系之空前复杂，随之而来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在其规模、严酷性、隐蔽/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方面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比之于较原始的、赤裸裸的对奴隶-农奴的人身占有）。因此，马克思用毕生精力、花大力气，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称王称霸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入手，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即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的学说中很多合理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学界[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日后的改良起到了最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又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根本上不可能改良的最深层矛盾得以进一步暴露，从而加速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进程。这说明马克思基本上完成了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不愧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同时，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追随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也暴露了其学说的缺陷。马克思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真诚地希望“解放全人类”这一崇高理想，而他的学说最大的败笔也恰恰在于与此有关的下述两点：

首先，其生产力中心的社会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决定了其共产主义的解放理论是物质中心主义的。它所反对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也是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而它所憧憬的是以物质上的各取所需为中心的。至于“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各尽所能”、“全面发展”等诉求，在形下层面上，是消灭剥削现象的精神保证、因此无可非议；但这些诉求的最终目的都没有超越物质上的丰富、“涌流”、以使“各取所需”成为可能这一核心关切，而是将人们对于天地自然的无节制单向索取合理化、永久化了，也就是无形中将人天对立的观念合理化、永久化了。也就是说，这一解放理论没有包含超越物质（包括对于物质世界的改造）、超越经济的终极性纯精神关切。

于是，由这个败笔又导致了第二个败笔：正是因为缺少对人的终极精神关怀，所以既然在社会物质生活方面，一切剥削阶级分子是不公正现象的制造者和受益者，因此他们不属于需要被解放的全人类之列，而仅仅是其他人得到解放的绊脚石，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搬走。因此，虽然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具有最广大的博爱精神，但是他的具体学说似乎缺少这个精神（或者也许是他的追随者们在解读和实践他的理论时阉割了这个精神），而表现为比较狭隘的阶级解放理论。这恐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中片面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源吧。

但这些败笔无损他历史伟人的地位，因为他的思想缺陷主要是他所处的历史大时代和思想大环境决定的。一方面，上文提到的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空前规模、空前严酷而又比较隐蔽这一社会现实，可能让马克思无暇顾及人类解放的精神方面和剥削压迫者（作为人类一部分）的解放问题。如果说这是上述两大缺失的客观现实原因，那么他所浸润于其中的、以心物对立、形上形下对立、人天对立、终极性阶级对立为典型特征的西方思想传统，乃是其客观思想根源。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尚不是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他以后又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决定了他的历史角色主要是“破”，即对于既存制度的批判性揭示，而不是“立”，不是对于新制度及通向新制度的道路的探索。因此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远景及其实现途径，与他对于既存现实分析批判的具体细致程度相比，又显得比较笼统、含糊，实际上并没有给出充分明晰、可以具体付诸实践的行动方案。而马克思基于对尚未充分展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所设想的大致远景和道路，却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东方、被一群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加模糊的先进分子用来付诸实践，企望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通向理想之路，那么，其中潜藏着认识的缺陷和实践的盲目性，自然是难以避免、也可以理解的了。所以，中国共产主义者（可能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同道者们也一样）所暴露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失误并不都是根源于马克思的学说，其中不少可能与马克思无关。而马克思的某些追随者有时还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更加增添或发展了原有的片面性。

（以下略）

[三] 曲解马克思又一例：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况且比喻性的描述也不能作本质判断。

但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主语换了，意思也就全变了。更为不幸的是，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由此引申出来的又一结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从此，“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也成为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宗教被视为“毒品”，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被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参见潘岳《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马克思对世界各国的宗教，包括对《道德经》都进行过研究，因此他对宗教的评价是中肯的。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和潘先生的对比解析中，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深刻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由解读的偏差所形成的理论误区带来的损失是何等的巨大。

（作者注：本文首发于2015年12月，2019年8月所删改，加上副标题重发。）

来源：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zx/2019-08-07/580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