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川：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的重新解读

　　‌朱云川：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的重新解读

　　朱云川 · 2011-03-26 · 来源：乌有之乡

　　（本文为朱云川著《科学发展观与信仰重建》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小节）　　

　　什么是自然共产主义？马克思本意是什么？为什么简称共产主义？这些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事实上，文化上的自然主义、政治上的人道主义、经济上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从不同角度的表述。文化自然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文化；政治人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经济。它们指向同一种理想社会，从一个方面可以有机地推导出另一个方面，因而具有“三位一体”的自然逻辑联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这里，所谓“完成了的”，是指彻底的全面完备的符合自然根本的、实现了理论彻底化的观念。因此，彻底的自然主义的文化、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政治、彻底的共产主义的经济，就是共产主义概念所具有的三大内涵，称为“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因此，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实现人的复归的社会保障，就是实现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也就是实现道法自然的共产主义模式。　　

　　将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简称为“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从重视经济作用的那一个角度表述的，是一种以典型特征指代整体的定义法。事实上，这种简称后来引发了“惊人的混乱”，因而不够科学与准确。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本人曾经过多地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自我批评。恩格斯说：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它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书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在这一段文献中，有三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经济方面作为主要原则，是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经济方面是主要矛盾；二是只谈经济方面和主要原则是不全面的，就是说，只谈共产主义和物质基础也是不全面的，新理论自身具有全面完备的基本内涵。三是在具体历史过程与实际应用中，经济方面不一定是主要原则。过分重视经济的作用，忽视“给其它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有时还会造成本末倒置的严重失误。　　

　　其实，认真分析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就能明白人类理想社会的全面内涵，文化标准是自然主义、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政治目标是人道主义，三者的逻辑顺序就是“文化、经济、政治”，这正是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逻辑顺序。实际上，与老子《道德经》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核心是自然，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自然科学、自然规律、自然辩证法的根本原因。因此，单纯的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单纯的共产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加上“辩证”二字同理，共产主义加上“自然”二字似乎是必要的。　　

　　这里，不妨检视一下理想社会的不同描述：老子的道法自然、以人为本，这是从本体说的；医家的扶正祛邪、科学发展观，这是从方法说的；《六韬》的“与天下共其生”、墨家的天下大同，这是从公平说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这是从经济说的；儒家的王道乐土、道家的太平盛世、柏拉图的理想国、恩格斯的共同联合体、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和谐社会，这是从政治说的；道教的神仙世界、佛教的极乐世界、回教的光明世界、耶教的上帝天堂、这是从精神上说的；等等，按其自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整合起来，统称为“自然共产主义”，或简称“共同主义”。　　

　　实际上，狭义的共产主义只是经济观念，广义的共产主义就是共同主义。简称“共同主义”比“共产主义”更科学更准确。　　

　　一是概念简明，没有歧义。共产重在财产共有，共同重在精神同一。同为大本，异为小末，叫做“大同小异”。同一性是根本，差异性是个性。重视根本同一，包容个性差异，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统一，这是马克思与老子《道德经》的共同理念。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圣人讲“大同小异”，并非二选一的真命题。因此，儒学重“和”强调差异性，墨家重“同”不重视个性，与马克思主义皆有所不同。　　

　　二是便于组词，应用广泛。比如，大多数情况下，用“共产”组词不妥，具有片面性，不利于宣传群众；用“共同”组词妥当，具有全面性，对宣传群众有利。比如，共同世界、共同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理想、共同信仰、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幸福，人类共同体、共同联合体、共同纲领、共同宣言、共同目标、共同行动等词组。　　

　　当然，对于历史习惯的特定称呼，比如共产党、共产主义，可以保留名称。在文化哲学中推广“共同主义”简称，在历史文献中采用“共产主义”名称。无论采用何种简称，其具有“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的全面内涵，在人类古今中外文明史上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