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龚云 2009-12-23

　　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向当时的中国人指明了向何处去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背景

　　《新民主主义》在1940年1月发表，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出原有封闭的小天地，公开地走上中国政治的大舞台，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群众性大党。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拼命地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主张，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公开叫嚣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向毛泽东叫板，声称同毛泽东探讨“共产党之理论”，提出：“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也狂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鼓吹在中国，除了国民党以外，其他所有党派，无论是当时，还是在将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1939年9月，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更是亲自上阵，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长篇文章，宣称“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时，即为建国完成之时。”（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主张，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帜，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区分开来，为中国人民指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面前。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

　　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以来的革命风雨，积累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革命的熔炉中成熟起来，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使他们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系统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也深知系统的革命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他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描写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索革命理论的情形：“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559页）。

　　所以，《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诚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没有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5-826页）

　　《新民主主义论》也是毛泽东经过很长时间充分酝酿、反复修改的产物，他后来回忆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567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表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论》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演讲。这个演讲当时就受到热烈欢迎，有亲历者回忆，“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73页）

　　这篇演讲在演讲后的一个月，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后来在《解放》杂志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讲话当时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3页）。因此，全文充满了论战气息，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毛泽东在文中开宗明义地就点出了“中国向何出去”：“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怎样建立这个新国家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他提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其中第一个阶段是第二个阶段的必要准备，第二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因此，“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毛泽东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毛泽东论述道：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际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人民勾画出了一幅未来的新中国的清晰而完整的轮廓，并指出了通向这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具体路径，为陷入迷茫中的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充满光辉前景的道路，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汇聚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成为中国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著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论》对国统区知识阶层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一篇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文章，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对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说过：《新民主主义论》“其意义和影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它的‘建国大纲’和政治纲领。”（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首先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平心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的三个月就有预见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 （《平心文集》，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笔者听一些新中国前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回忆，当时国统区的大学里，许多进步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弱光阅读《新民主主义论》，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在看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才参加革命的。

　　《新民主主义论》对当时国统区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一些科技专家。著名化学家、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后人曾昭抡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1944年，“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他（曾昭抡）得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后，便爱不释手，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实际认真阅读。他在分析时局和进行演讲时，经常运用书中的观点。当时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常和同学们谈论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而对时局分析一类的题目，则多由曾先生担任。他的演讲深得同学们的赞誉。同学们说，曾先生‘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于时局、战局的分析和综合，却可以与任何专家媲美’。”（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文苑撷英：记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教授》，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页）著名冶金专家陈新民也是一个例子。他早年留学美国，“1948年7月他回母校清华大学执教。他本想大干一番，可是，冷酷的现实使他内心燃起的希望之火很快熄灭了。国民党发动内战，把中国人民拖入绝境，使他开始了严肃的思考。他参加过进步教师座谈《新民主主义论》的读书会，支持过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特别是在北平解放前夕，参加领导了清华大学护校斗争。”（《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篇冶金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2月开始接触毛泽东的著作，“他首先学习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篇章，立刻被这精辟的理论所吸引，爱不释手，反复钻研。”（《励耘书屋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7页）

　　总之，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树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所指望”、“知所赴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对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